国民党是怎样“保护”文物的？_风闻

      在《知史论史，贵乎其大》一文中，我曾将国民党称为“搬运文物的高手”，意思是说：一旦有事（无论是日寇入侵还是“共匪”犯阕），国民党的习惯反应就是把国宝文物打包跑路。    

     今天在一本书（《祖国行》，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出版）中读到了解放前从大陆去台湾，又辗转到加拿大一所大学教中文的赵钟荪先生二十世纪70年代回国参观后写的《京华忆旧》一文。    

      我这才明白：称国民党为“搬运文物的高手”，居然还是高估了国民党。——我居然以为，国民党既然有如此雅好，对文物一定会好好地搬运，好好地保管。      

      然而我错了。

     赵先生告诉我们这么几件事：      

      第一，国民党确实很爱好搬运文物，但搬得天怒人怨，十分猥琐。他说：    

“北京人重视故宫文物，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历来在北京有两种运动常常发生：一种是学生的爱圆逼勤；一种是维护文物反对南迁。每次遇到有军事威胁，例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的时候，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就藉口把古物搬运南下。北京人卧轨使火车不能开，官僚军阀们只好改用天津码头上船。群众白天一示威，他们改在夜里偷运。自清末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为止，故宫文物遭受帝国主义抢劫摧毁，和军阀偷运的，无法数计。

    北京易手前夕，国民党将故宫的文物，装成八千馀箱。但只运走了五千多箱，其馀的在赶运时，共军已迫近北京，国民党抢运不及。留下的是较重的，如金钟玉磬。还有在一九三七年前，经易培基手公开运走的，最少应该有三次：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一次是参加英伦展览，一次是七七事受前夕。这三次，加上北京解放前那次，所有运些文物应该是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那批。十年前，该馆开幕时，对外宣称：“每年更换四次展品，可以四十年不必重复。”故宫博物馆的前身是两院（故宫、南京）保管委员会。”

           第二，搬走之后，并没有好好保管，而是损失不少：

“五十年代我在台湾时，该会发生过两件不幸的事情：第一件是那时的台北中央图书馆长蒋复聪要把两院保管委员会保管的善本书籍，全数移交耠中央图书馆集中保管。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馆还未建立。文物自大陆抢运到台湾后，全部放置在台中日军留下的防空山洞裹。等到台北教育部获准去台中开箱点交时，因为多年来从未拿出来晒晒或是吹吹风，很多箱都被洞里的潮气浸蚀了！有一箱四库全书，已经湿烂得得不能成册成页了！两院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酒鬼孔德成，孔老二的七十一代子孙，因此辞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清初乾隆时，手抄的四库全书一共有四部，分别存放在东北的沈阳、热河的承德、北京的故宫和江苏。历经战乱浩劫，现在能否保存一部齐全的，就不能肯定了。

    第二件不幸的事情是，帝王餐具一套共补一百零八件。这样的宋瓷餐具，有一箱已经震碎，不能成形成具了：被运走的宋瓷不只一箱，现在还保存着多少呢？”

     第三，鲁迅先生说国民党之所以不顾国土只搬文物，“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真是一语成谶。   

     赵教授回忆说：

有的外国达官贵人来台参观，蒋介石或宋美龄为了讨好他们，把文物当作礼物送给他们。前台北历史博物馆包馆长的太太，把字画文物运到美国出售，代售的纽约古物店老板是现任馆长的儿子。台北也有禁止文物出境的规定，而且是当年包某拟定，经台“行政院”核准的。腐败政权的怪事就在这里：法律只是限制老百姓，特权阶级是永不受法律制裁的。

    更荒唐的是，有的文物之所以能完璧保存在中国，竟然要“感谢”日本侵略军：   

“多年前，在波士顿美术馆参观，亚洲馆陈列的有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文物展品。有一位老先生拿着一些画片，一边看一边说：“这张九龙壁很好，就是物件太大，搬运不容易。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南京已经和一位美国富翁谈妥出售，就在计划如何上船装运的前一周，日本军进城了，不然现在你在这里也可以参观九龙壁了。”听完他这一番话，我一时也不知道是该谢谁和骂谁！”

   ——不知道“果粉”、“民国范儿”们听清楚没有：

   多亏“大日本皇军”进军神速，否则大名鼎鼎的故宫九龙壁就要被国民党卖到美利坚陪伴自由女神像了。

              

     毛主席曾经说“要感谢日本侵略者”，意思是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和炮火唤醒和教育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话不知多少次被“果粉”歪曲利用来攻击毛主席。      

     然而，谁曾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还真的匪夷所思地让这个“感谢”有了那么一点儿并非反语的意义。     

      写到这里，我和赵先生一样，竟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继续下笔。     

       当然，决不应该像我在《知史论史、贵乎其大》中批评的赵立新那样，拿这件事来质疑日本侵略者的强盗本性。            

     我们只能说：国民党当局这样腐败得让人不知如何吐槽的奇葩政权，实在是太配不上如此辉煌伟大的华夏文明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了！    

      第五，国民党不但对文物保管不善，而且很可能向外界隐瞒了保管不善所带来的损失： 

“ 一九七五年夏天，台北故宫博物馆后的存库塌陷。第二日馆长蒋复聪说：“只压死了四个工人和一些复制品。没有一件珍品受损。”存库不放珍品，倒放复制品。这话令人难以置信！”

    台湾的黄智贤女士对于台湾当局把《祭侄稿》等珍贵文物“借展”到日本，曾表示一百个不放心，十分担心民进党当局要拿这些国宝和日本私相授受，讨好卖乖，并说台湾已无力保护《祭侄稿》等国宝，建议运回大陆保管。

     

    当时我还觉得她是愤激之语，未免过甚其辞。现在从赵先生的揭露中，我终于理解了：

    黄女士所担心的，正是正宗十足的“民国范儿”——也即是半殖民地政权的一贯做派。

    第六，对于大陆那些不能搬走的名胜古迹，国民党在其统治大陆时期一向是不闻不问，任其荒废——大概也是因为如同鲁迅先生说的，这些无法像文物古董一样，到洋人那里邀宠或卖钱：      

“一二十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天坛、十三陵、长城等地，空有古迹的名字，很少人游览。一是交通不便，二是荒草没膝，只能看看孤零残破的东方殿宇群立在那里而已。”     

“一九四九年前，圆民党要在那里（天坛——笔者）建筑飞机场，把鼗密绿荫、高大耸天的松柏砍伐殆尽。这些古木都是明代种植的，有三百年以上的树龄。其实那时在北京城内，尤其南城或东南、西南城角，有很多苇塘和荒地，不知道为什么却单单选上了天坛。”    

 “这次在杭州，很幸运的遇见了生长在杭州五十多年的陆振华先生。他说一九四九年前，西湖因为泥沙沉积太多太久，湖水只有三、四寸深，船不能行了，鱼也无法繁殖生存！”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蒋介石一口一个“总理信徒”自居，然而：   

南京的中山陵也是同样的情形。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去参观，那里只有进口石牌坊到灵墓（作者按：意指灵柩坟墓）去的石板道上没有荒草，周围都是残树、荒草、污水，只有六名工人管理。

      看了这种连祖坟都弃之如敝屣的行径，我们对国民党今日背叛孙中山、跟拜“台独”、廉耻丧尽，内讧不已，还会感到奇怪吗？

       ——以上种种，就是国民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爱”和“保护”！

    在国民党海军学校教过书的赵先生的结论是：     

“军阀腐败的政权就如同败家子一样，而国民党是头号的败家子。”

    而据说“毁灭传统文化”的共产党是怎样对待文物古迹的呢？   

    赵先生说：

现在的天坛祈年殿、圜穹字已经整修过两次，不但没有了荒草，而且周圉数里之内，都往上了果树。   经过二十几年的重新种树培养，现在又重新长大起来的松柏，终究不如原来的一样了：天坛的祈年殿四周已经是繁密整洁的绿化果园了。长城和十三陵，不但修整了，而且开拓了大路和水库（十三陵附近）。

     至于中山陵：

现在那里也都是果树园子，有两千多工人在管理这座灵墓和果园子。

   而西湖呢？

    

解放后，经过重点文物保委会的支持，全力挖掘泥沙，先后三次。现在浅的地方，水深也有一二米，深的地方可以到六米。今天不但可以行驶机船和游艇，而且每年出产十万多吨的鱼，提供了几千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六和塔、灵隐寺都重修了两次。今夏灵隐寺又在修整。

    至于解放后尤其是1972年以来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成就，赵先生不但详加叙述，而且列了一张表格。——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赵先生回国参观的时候，正是文革后期。他和很多回国参观者都看出那时的中国还很清贫。   

       但他更看到了：    

        那些花了十年功夫修复故宫的师傅；    

       解放前没有栖身之所现在而搬进了国家分配的住宅的工人；  

        想蹭机场的免费通勤车进城，让机场的小姑娘一声招呼就叫下车去老老实实搭公交的乘客；    

      高高兴兴地在四合院里一起聚餐的过去的贫苦街坊；  

        三十出头就当了大工厂领导的说话直爽、勇于负责的年轻女工；  

       险些被现代社会淘汰但在革命样板戏中又得到新生的京剧    

        …….   

       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些属于最大多数老百姓的平淡无奇，正是国民党的“败家子”们所不能做到甚至不能想见的东西。   

        这就是正在成长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