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的良渚，越人的迁徙与分布_风闻

作者|   温骏轩 

来源|  地缘看世界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0节]

何处是扬州（4）

在江东占据核心地位的“太湖平原”并不是江东平原的全部。无论从位置还是彼此间的地理、地缘关系来说，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都算得上是江东平原的另一个核心之地。

如果说春秋时期，太湖平原支撑吴国成为了一方霸主，那么宁绍平原则帮助越国拿到了挑战者的资格。在两汉时期，江东吴越分野的地缘特点依然得以体现。**整个宁绍平原及其背后的浙闽丘陵，被建制而成了会稽郡。“越”文化是这片土地被整合在一起的核心原因。**这个“越”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具体来说，与当年越王勾践所复兴的“越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想要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得先回到一切的起点——宁绍平原。从山形角度来说，宁绍平原背后所依托的，是东南丘陵中的“浙闽丘陵”，而太湖平原背后的山地，则是东南丘陵中的另一个成员“江南丘陵”。

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都会因大潮而见诸新闻的钱塘江，是两片丘陵的地理分割线。不过钱塘江并非长江的支流，从江南丘陵和浙闽丘陵收集到足够的雨水之后，钱塘江水最终接入的是杭州之东那个巨大的喇叭状海湾——杭州湾。这意味着位于钱塘江之东的宁绍平原，乃至整个浙闽丘陵都不归属于长江流域。

越国迁移路线图（至越王勾践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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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长江口一直在向东南方向生长，钱塘江也在努力东延伸。也许某一天杭州湾会在两江的共同努力下，淤塞成一片平原，让钱塘江变身成为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不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况还不会发生。

尤其杭州湾两侧的陆地并不只是在增长。在引潮力、季风，以及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杭州湾的北岸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以至于对比现在和东汉末年的海岸线你会发现，在南岸宁绍平原面积，大幅向海洋淤涨的情况下，北岸却因为受到海浪侵蚀不得不向后退缩。

杭州湾海岸线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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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两岸这种此消彼涨的地理变化，对两岸的地缘环境造成了深刻影响。很显然，相比北岸，依托南岸宁绍平原发展的族群和政权，会更加的稳定。更为有利的是，宁绍平原背后所依靠有浙闽丘陵。在亚热带热风气候影响下，无论是太湖平原还是宁绍平原，都存在很大的洪涝风险。

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最为安全的生存之法是依附于高地，然后由山麓向平原地区渗透，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治理水患，将湿地改造成居住和农业用地的技术。

**整个宁绍平原背后由西向东排列着的：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四条南北向的山体。**这些山体在为浙闽丘陵明晰北部地理边界的同时，也庇护着在宁绍平原进行开发的吴越先民们。

从此来说，与山地关系更为紧密的宁绍平原，要比地域广阔的太湖平原，更容易为人类所开发利用。如果要为吴越先民们在宁绍平原上找一个文化上的起点，距今约5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应该是很有资格承担这一重任的。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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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绍平原东西宽约170公里，南北的平均纵深则为20余公里。西部的绍兴与东部的宁波，是宁绍平原上的两个中心城市。鉴于山海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绍兴与宁波之间，并没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将它们串连起来。整个地区最大的两条河流，是分别从绍兴和宁波两城向北注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甬江。其中流域面积最大的甬江，是由两条上游河流：南边的奉化江、西侧的余姚江，在宁波市区汇集而成的。

在宁绍平原的开发史上，曹娥江、甬江畔都书写过重要一笔。春秋越国的最初兴起之地，就是曹娥江畔、会稽山脚下的绍兴（时名“会稽”），而余姚江河谷则是河姆渡文化的中心区。

从抵御水患、开拓生存空间的角度来说，余姚江河谷比之宁绍平原的其它地区要更有优势。这是因为除了背后能依靠四明山之外，它与杭州湾之间还额外多出了一条东西宽40公里、海拔约400米的丘陵。

这条丘陵能够帮助余姚河谷助抵御海侵的风险。正是在两山夹一谷地势的余姚江河谷，积累出最初的农耕经验之后，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吴越先民们，才逐渐进一步开发了整个宁绍平原，直至跨越钱塘江进入太湖平原流域。

在吴越先民跨越钱塘江，进入太湖平原的过程中，有一个最近因申遗成功而大热的文化遗址——良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良渚文化生成于距今4500-5300年前的时间段。**

如果说河姆渡文化，还只是属于处在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阶段的初级文化体，那么已经开始筑城并产生阶级差异的良渚文化，无疑已经具备了文明体的特征。

良渚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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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在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有观点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终于为世界所认可，甚至希望将良渚置于夏王朝之前，正式认定为华夏文明的开端。然而必须正视的是，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主线本身并不存在继承关系。它更多是吴越之地文化发展的产物。 

天目山可以解释为什么良渚遗址，能够被认定为吴越转换的枢纽点。从地理位置来看，天目山是整个“江南丘陵”地带的最东点，它所延伸出的那些单体丘陵，帮助围就了太湖。位于天目山西南麓、行政上归属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正好位于太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相接之处。也就是说，吴越先民们在这里经营一段时间后，可以沿着天目山南麓向北扩张至太湖之滨，直至通过兴建排水工程，将太湖周边的湿地开拓成为肥沃的农田。

在后来的历史中，这样一个承上起下的的枢纽点，位置向东南方向发生了一点位移。同样位于钱塘江与天目山之间杭州，成为了连接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新连接点，并将这一优势延续至今。

对于历史上的以江东为核心的南方政权来说，如果更有进取心一点，可以选择长江之滨的南京为都；而如果只想偏安的话，能够沟通两大平原的杭州则会更有优势（杭州曾为五代时吴越国及南宋政权的都城）。

在良渚文化兴盛时期，除了在太湖平原繁衍生息以外，这一原产自江东的上古文化，还曾经跨越长江在江淮地区有所扩张。不过事情总是双向的，在江东文化向外扩张的同时，来自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必定会向江东地区输入。基于位置原因，太湖平原会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文明的冲击。当然，在外来文明更为先进的情况下，这种冲击将让太湖平原能够先于宁绍平原，在技术和政治上获得优势。这一特点在信史中的体现，就是成长于太湖之滨的吴国，要较之越国更先崛起并觊觎中原。

无论从地理还是血源、文化角度来说，吴越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在流域上的差异，虽然让它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地缘差异，但历史上宁绍平原与太湖平原之间的交流，在难度上要远低于江东地区与江淮地区的沟通。

如果吴人的先民，可以从宁绍平原进入太湖平原，并因与中原文明交流而升级的话，那么那些还生活在宁绍平原和背后山地上的越人，也同样可以复制这一路径。只不过，当他们以“越”为名来做这一切时，势必与那些以“吴”为政治标签的远亲们发生碰撞与博弈。

关于春秋时吴越两国之间的恩怨，即使不关注历史的人也能够通过“西施”的传说了解一二。越国先是在太湖平原南部、杭州湾以北的“杭嘉湖平原”渗透，与吴国发生摩擦。后一度为吴国所败，成为吴国的附庸国。而未能有效解决来自宁绍平原威胁的情况下，就致力于北上争霸的吴王夫差，最终又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逆袭成功。此后“越”成为了整个江东地区的政治标签，并且在地缘政治上完全继承了吴国的扩张路径，在江淮地区与楚国、齐国等诸侯展开博弈。

越国控制范围示意图（称霸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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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期的这段博弈，让吴、越两地终成一体。此后的历史中，吴越之地开始以：江东、江南之名，共同出现在了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亦为太湖和钱塘江，在吴越之地的地理核心地理作用做出了注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语言角度来印证二者间紧密的地缘关系。

基于中央之国长久以来的北统南历史，被视为标准语的“官话”都属于北方的方言。作为汉语的基础方言，比如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后修定而成的。

漫长的历史中，整个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以及地理上归属南方的：江淮、西南地区，在语言上逐渐融合而成了在语言上大同小异的“官话区”，而地区的方言则一度被以“官话”之名，归类为一种大的方言。其下又可进一步分割出：中原官话、东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基于不同地理背景所产生的二级方言类型。

如果将官话区从中国的汉语语言板块上剔除出去，你会发现剩下的其它方言区，与“江南丘陵”及其所辐射平原区，几成重叠状态。那些纵横的丘陵，不仅帮助保留了一些地域性的语言元素，也造成了更复杂的局面。

中国主要方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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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徽语、赣语、闽语、粤语、湘语等等一级方言，完全不足以用来释读这片丘陵内部，在语言上所呈现的繁杂之处。以吴越之地的方言来说，当下它们的一级方言标签为“吴语”或者“吴越语”。

受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影响，其内部又可分为数个二级方言片区，乃至更为细分的三级方言小片。其中覆盖太湖平原、宁绍平原的这部分吴语类型，被归类为二级方言属性的“太湖片”。考虑到其范围并不仅仅覆盖太湖周边地区，亦有将之命名为“浙太片”的说法。

吴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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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于江东平原的这部分吴语方言，其内部虽然仍会因区位不同，再细分为几个三级方言小片，但彼此间基本不存在交流障碍。相比之下，那些覆盖山地的吴越语类型，与之的差异就要大得多，以至于你会怀疑他们到底应不应该被归为一种类型。

很显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地势有关。在地势低平的江东平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社群互通及融合要容易的多，以至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而在山地密集的浙闽丘陵地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是很多地区语言形态的真实写照。 

关于中国的方言应该如何分类、命名（比如“官话”的命名是否合时宜），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除了技术标准以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无论是民族还是语言划分，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观因素影响。

基于江东平原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时候通行于这一地区的吴语方言，会被认定为是狭义的吴语，并被视之为“江南”身份的核心象征。顺便说一下，假如将当下上海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所展示的“上海大都市圈”蓝图描绘在纸上，你会发现这个都市圈与江东平原及狭义吴语区，几乎是重叠的。

如果将广义吴语定名为“吴越语”的话，覆盖江东平原的这支吴语方言，因其强势地位而垄断“吴语”一名倒也不至于引发混乱。不过在命名上，将其与地势结合起来的选择，看起来倒也不错。

事实上，系出同源的语言因覆盖地区的地势不同，而产生分化是非常常见的事。比如德语就可以大致分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两种类型；苏格兰语同样可分为高、低两种类型。至于哪种类型更有可能成为标准语，或者说更为强势倒是不一定的。以此来说，我们可以依地势将狭义吴语称之为“低地吴语”，这种划分方法最起码能够显示出它的地理背景。

从地理关系来说，低地吴语在太湖平原之外，最有可能覆盖的应该是江东丘陵地区。然而在历史上，从中原败退的政权往往会以江东地区，作为偏安政权的核心之地。基于长江和江东丘陵在保障江东安全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镇江、南京，一直到安徽境内的整个长江东、南岸地区，在历史上多次大量迁入以军、政人员为主的北方之民。由此带来的一个地缘后果是：扬州、南京、芜湖等位于江东的沿江城市，在语言上却是为“江淮官话”所覆盖。

所谓“江淮官话”，本质是吸收了一定吴语成分的北方官话。江淮地区在南北方过渡区的地缘定位，是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江淮官话在淮西、淮东地区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差异。

江淮官话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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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西地区，江淮官话大体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地区，则归属于中原官话区。而是淮东地区，江淮官话区的范围却跨越淮河，向北延伸至连云港。只有洪泽湖西北，也就是古泗水流域的：宿迁、徐州两地属于中原官话覆盖区。这一分布特点，体现了在南北博弈中，与中原直接对接的淮西地区实际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终又透过皖江，渗透到了江东丘陵。

关于江淮与江东的压力传导问题，在进入历史线后会有具体的三国故事来帮助呈现。下一节我们要展现的板块，是在三国时代远离博弈焦点，却也并没有缺席的板块——浙闽丘陵。

地缘看世界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