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局成员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央行是可怜的替罪羊_风闻

作者：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

演讲局成员

印度央行前行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央行独立性再次成为新闻焦点。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在谴责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过高水平，据报道，他还探讨了迫使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下台的可能性。在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解雇了央行行长。新上任的行长正在寻求大幅降息。近几个月来，民粹主义政府将目光投向央行的例子远不止这些。

从理论上讲，央行的独立性意味着货币政策制定者有做出不受欢迎但必要决定的自由，特别是在抗击通胀和金融过度方面，因为他们不必参加选举。面对这样的决定，当选的官员总是会忍不住采取较为温和的回应，而不考虑长期成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把直接干预货币和金融事务的任务交给了央行行长，央行行长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设定的目标。

这种安排让投资者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更有信心，他们将通过接受较低的债务利率来回报这个国家(以及该国的政治体制)。从理论上讲，低通胀和金融业的稳定将使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央行独立性在许多国家被证明是有效的，并在90年代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口头禅。央行行长们受到高度尊重，他们的言论虽然常常含糊其辞，甚至令人费解，但也受到了深深的尊重。由于担心上世纪80年代初的高通胀重演，政客们给货币政策制定者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很少公开谈论它们的行为。

但现在，三个事态发展似乎打破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一协约。第一个发展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表明各国央行一直在玩忽职守。尽管各国央行通过对危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成功地在自己周围营造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氛围，但自那以来，政界人士开始对与这些未经选举的救星同台而感到不满。

其次，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屡次未能达到通胀目标。尽管这可能表明，他们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提振经济增长，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办法实施更多额外的货币宽松政策，即便是使用非常规工具。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暗示似乎比实际投资更能鼓励金融冒险。因此，这些真正的银行家成了他们所营造的光环的人质。当公众相信货币政策制定者拥有超级权力时，政客们会问，为什么这些权力没有被用来履行他们的使命。

第三，近年来，许多央行改变了沟通方式，从含糊其辞转向完全透明的政策。但自金融危机以来，他们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许多公开预测都偏离了目标。这些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估计，但没有人相信这一点。重要的是他们错了。这让他们在政客们眼中遭受了三重谴责:他们没能阻止金融危机，也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他们现在未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他们对经济的了解似乎并不比我们其他人多。

毫无疑问，民粹主义领导人将是对央行最愤怒的人之一。民粹主义者相信自己有“人民”的授权，可以从“精英”手中夺取机构的控制权。对于一位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央行是完美的替罪羊。他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会打乱他的议程，损害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

面对这些攻击，市场似乎出奇地温和。在过去，他们的反应是推高利率。投资者似乎已经得出结论:由民粹主义政府的非常规和不可预知的行动所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通缩后果，远远超过了对央行独立性造成的任何损害。因此，他们希望各国央行按照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意愿做出反应，而没有支持他们“令人敬畏”的政策。

央行的使命要求它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放松货币政策，即使是在政府自己的政策存在问题时也是如此。尽管中央银行仍然是自主的，但它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依赖的跟随者。在这种情况下，它甚至可能鼓励政府采取风险更大的政策，假定央行将在必要时为经济纾困。与此同时，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错误地认为，央行在从政策错误中拯救经济方面所能做的比实际能做的更多。这样的误解可能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

此外，央行也不能幸免于公众的攻击。负面形象会损害央行的公信力，以及它在未来招募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央行知道，它们是为了在经济衰退时承担损失而设立的，因此，央行官员们为这种可能性购买额外的保险，将是人之常情。在过去，中期的代价是更高的通胀;今天，代价更有可能是未来金融更加不稳定。当然，这种可能性往往会进一步压低市场利率，而不是推高它们。

央行行长们能做些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向公众解释他们的角色，以及为什么加息或降息不仅仅是一时兴起。鲍威尔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和演讲中一直保持透明，对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保持诚实。打破围绕央行的神秘感，可能会让央行在短期内受到攻击，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会取得成效。公众越早认识到，央行行长是普通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用有限的工具完成一项艰巨的工作，他们就越不指望货币政策能奇迹般地纠正政客们的错误。在当前情况下，这可能是央行官员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独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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