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亚洲国家”吗？中日南辕北辙的“亚洲观”_风闻

      在地理上，中日同属亚洲国家。但是亚细亚一词却起源于古希腊。在哥伦布登陆美洲之前，欧洲人认为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阿非利加和亚细亚。而在遥远的东方，彼时的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脑子里是没有亚洲、欧洲这种概念的。他们所熟悉的世界是现实与想象的混合体，即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中原王朝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和宗主。那么，亚洲人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亚洲人呢？这个问题，要问一个活在400年前的意大利人

     这位大爷，哦，不对，这位长者就是利玛窦。是彼时耶稣会传教士，也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的开拓者之一。据称利玛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研究中国典籍的学者。

     1580年，利玛窦历经波折登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启了他的中国传教之旅。自1580年登陆澳门，至1600年进驻北京，20年时间里，利玛窦辗转中国各地，为各地的士大夫带来关于欧洲的一切知识，而对外界颇为好奇的士大夫们也接连盛情款待这位远方贵客。在利玛窦带给中国人的礼物中，有一样东西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他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那就是当时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这一地图不仅让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了中国以外的地方，还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造成了直接的冲击。1601年利玛窦觐见明神宗时，还亲自献上一副全新绘制的《万国全图》，而在此之前，利玛窦已经在中国各地印刷刊行了不同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从这些地图上，中国人第一次得知了大洲的概念，以及中国身处亚洲之东。

      在中国人震惊之余，利玛窦版本的世界地图还很快传到了日本。同其在中国引起的震动一样，日本彼时的诸多学者对这种地图的地理区域划分反应激烈。而中日对这个新引进的地理概念的微妙心理差异，竟慢慢发酵，引发了后世巨大的波澜。

      利玛窦是个博学而睿智的传教士，在他游历中国期间，被中国这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吸引，并首开学贯中西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忘记远涉中国的初衷。他要找到一种中国人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天主教。在领略了中国社会的宽厚和热情之后，利玛窦慢慢发现，接触地方那些掌握着知识和道德话语权的人，也就是士大夫，是非常有利于他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恰好这些饱学之士对于外界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地理知识就成了利玛窦结交士大夫的敲门砖。而他不断地绘制地图，介绍西方的人文风俗，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当然，利玛窦也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对于这些地理知识，利玛窦没有过度解读，只是将大洲的概念简明扼要地加在他绘制的地图上，而且他还一改惯例，以180经线为轴心绘制世界地图，这样看来，中国如同位于世界的中心区域一般。而在利玛窦之后，艾略儒、傅汎际、南怀仁等后继者进一步推动利玛窦开创的欧洲地理学传播活动。而这些谙熟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更是继续发挥利玛窦“土洋结合”的专长，尊重并承认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观念，但却试图以亚洲的观念取代天下观，比如艾略儒在《职方外纪》中写道：“亞細亞者，天下一大洲也…所容國土不啻百餘，其大者首推中國…中國則居其東南，自古帝王立極，聖哲遞興，聲名文物、禮樂衣冠之美，與夫山川土俗、物產人民之富庶，遠近所共宗。” 艾略儒非常够意思地把中国放在了亚洲诸国之首的位置，并声称中国是亚洲一切文明的宗主和源头。在满足中国人的自豪感之后，传教士一阵起承转合，迎来了话题的重点。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不假，但是，在亚洲之外还有一个欧洲，欧洲和中国一样拥有高度的文明，在亚洲之外，欧洲也是一个文明中心。这个世界啊，它不是霸权的，它是两极的，它有中欧两个中心，而其余地方的国家都应该附属于中欧。

      应该说，传教士们搞得这一套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可能都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而当时，围绕这些新地理观念，中国的士大夫也站成两排，互相扔砖。反对者说，老子们又没去过欧洲，谁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而支持一方，以利玛窦的好基友徐光启为首，包括王泮、王应麟、吴中明、郭子章、冯应京等则力挺传教士，谓反对者迂腐，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人应该走（改）向（革）世（开）界（放）。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明显支持派占据上风，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中国推向了维新图强的救亡道路。以徐光启为首的西学东渐运动则被视为正确的历史道路。虽然闭关锁国，明清鼎革，这条道路充满波折，但是这些人的努力并未全部白费。其造福后世的影响之一，即汉语中的诸多现代词汇，皆承自传教士与开明士大夫之手翻译引入，后来日本人顺来自用，又贪天之功，占为己有，也是令人发指。

      不过，无论是士大夫还是传教士，在一个问题上好像都一笔带过，无论是接受还是反对，好像都没有人纠结于中国应不应该归于亚洲国家行列。好像传教士们搞的“土洋结合”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管他对不对，中国都是文明中心。这种观念在近代被削弱，但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恢复而复兴，远东大国、亚洲领袖的自我认知就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就算是那些排斥这种观念的人，也在不断地扎自己竖起来的稻草人。而无论是谁，都没有怀疑大洲这种地理区域划分的合理性。

      这不是常识吗？在利玛窦那个年代，这种地理区分观念还真不是全球性常识。那么有人质疑这种归类的合理性吗？当然有，那就是我们的邻国日本。

     在利玛窦绘出地图之后，这些图稿传入日本。日本的学者大儒第一次理解了蝙蝠的心态。

     我们常说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这句话有两句潜台词，第一，在文化心理上，日本更理解中国。第二，在地缘关系上，中日应该趋于合作。然而，尽管中日享有诸多文化共同性，但从16世纪以来，这种不分彼此的文化认同就在中日之间产生了分裂性变化。

     16世纪发生了什么？日本大规模引进中国的新儒学观念，还开启了历史上首次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工作。尽管日本学者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但是与其说这些中国经典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倒不如说这些典籍引起他们对中日差异的注意。其结果之一，就是日本的儒生和国学家更多地注意到中日的差异，并抗拒中国的天下秩序，儒者认为日本也是中华和神州，不应屈居次等。而国学家更进一步，直言日本是神国，是宇宙的中心。

      对中华天下秩序的排斥，和试图构建自我中心意识的尝试，构成了16世纪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实践的遗产之一。但是恰巧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那就是欧洲人。

      利玛窦的那张地图给日本带来的最大震动，不是日本人发现世界原来是这样的，而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眼中，日本竟然是亚洲国家。这些已经开始意淫日本为神州的学者大儒做梦都没想到在欧洲人眼里，日本居然是个亚洲国家，而且还和其他亚洲国家排列在一起，而且还排在中国后面。这种抗拒心理让日本知识分子非常得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念。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利玛窦、艾略儒那帮三孙子居然还承认了，这把日本置于何处。第二，是欧洲国家构建出的主权国家体系。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日本走上了后一条道路。但实际上，彼时日本人的心态是两条路都不想走，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更多是现实主义的考量。他们勉为其难地接受西方人带来的亚洲观念，不过想借此为工具砸碎天下秩序的影响，远离中华文明的辐射。这些从后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中就能窥得一斑，而《脱亚论》的主要观念，也并非福泽谕吉一人原创，其原型就出自16世纪以来的国学思想和西学思想。

     日本人对亚洲观念的接受有多勉强？在19世纪初，依然有水户派学者在批判欧洲的地理观念。比如会泽正志斋，就抱着故纸堆反复念叨，把世界划分成一块一块的，这是洋人的傲慢，可惜啊，日本神州的子民，如今已经却无力和西方竞争了。而几十年后，会泽的这些碎碎念，俨然牗下残简，唯朽烂积灰耳。走上维新道路的日本，以西方为师，却并不想臣服于西方。但日本国小而民寡，一国之力对抗整个西方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这个时候，日本人想起了那个曾经被自己骂的一无是处的地理概念“亚洲”。同属亚洲的国家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曾经的天下中心中国，那么借着这个概念把亚洲国家笼络过来对抗西方如何？这是一种纯现实主义的考量，日本从政客到庶民都并未真正觉得自己的独特性应该被亚洲的文化共性所取代。而中日结盟思想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代表人物则是胜海舟，他认为对抗西方，为的是日本自保，此时日本不仅面临海上威胁，还面临北方的俄国威胁。

      然而很快，中日结盟主张就随着甲午战争的炮响化为灰烬。胜海舟无比忧愤，似乎他已经预示到了日本必然要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不过亚洲观念却被后人继承下来，并防效门罗主义，被改造成了亚细亚主义，或曰泛亚主义。在清末革命运动中，泛亚主义在革命党人中非常流行，联日反清，孙中山带头推动。然而殊不知，泛亚主义的日本鼓动家们，图谋的竟是日本霸权，一方面频频向清朝发出挑衅，一方面用亚洲独立和解放拉拢中国精英。与理想主义热忱相反，大清的驻日参赞，如何如璋，黄遵宪，这些近距离接触过日本那些泛亚主义的人都态度冷淡，甚至大加鞭笞。

      后面的历史也作证，泛亚主义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霸权笼络人心和抢占道德制高点的手段。后世学者对比日本与西方的帝国主义，力图辨明，日本在何种程度上是帝国主义。有人得出结论，这些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他们深入中国朝鲜各地，实际上充当了传教士之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

      而泛亚主义更是凸显了日本人意识中的“亚洲观”：只有日本成为主导时，“亚洲”才能成立，融入“亚洲”就不能对抗日本，更不能质疑日本所代表的亚洲文化先进性。随着二战的结束，泛亚主义也随着日本帝国而归于覆灭。但是日式亚洲观的复兴却再度出现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论和日本兴起日本文化论，一股强调日本独特文化价值和亚洲共同价值的风潮再度甚嚣尘上。但是，不用多说，在日本人面前，日本之外的亚洲其他国家都是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日本再度利用亚洲观念的最终目的，还是让日本引领亚洲经济，建立亚洲主导权。但是不幸的是，随着中国的逆势崛起，这股风潮日益湮灭。亚洲共同体的概念是日本首次提出，但是在中国支持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时，日本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很显然，在地理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亚洲。但是在观念中，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两个亚洲，一个是中国的亚洲，建立在对昔日古老帝国繁荣昌盛的缅怀，对丝绸之路生机盎然的追忆，对奋发图强问鼎世界的向往之上的亚洲；一个是日本的亚洲，建立在殖民扩张的血与火，战争罪行的暴虐和残忍，以及对世界霸权的妄想和意淫中的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