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转载——《我们为何爱成都》（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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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注明外，图文转自百度贴吧“历史吧”，

作者、原发帖人：“音翻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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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花间筵宴，蓉城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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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年，朱温通过禅让的形式灭亡唐朝，史称“后梁”。在成都的王建遂自立为帝，史称“前蜀”。

       六十岁才当上皇帝的王建一生戎马，急于立太子。他宠爱的妃子徐氏深交朝臣，鼓动群臣上表称自己的儿子王宗衍“才器英武，实堪社稷之托”，遂达到目的。但王建一次见到王宗衍参与斗鸡、击球，叹息说：“我百战而立此基业，此辈难道能守之乎”！

       王宗衍即位时年仅十七，改名叫王衍，将大事委托宦官。太后、权臣们公开按官职高低卖官鬻爵。王衍喜欢以“灌口二郎神”的衣着到各地巡游，每次历时数月，沿途彩旗飘飘，鼓乐齐鸣。后唐通过外交假意与前蜀修好，王衍信以为真，将军队从边防撤回。

       这一次，王衍率数万军队北上游玩，一路上吟诗唱和，兴致勃勃。当走到利州，王衍才相信后唐军队打进来了，于是仓促迎敌，被打得大败而逃。王衍回成都后，身绑荆棘投降，出川后即被满门抄斩，前蜀遂亡。

       后唐大将郭崇韬受到李存勖的猜忌，被遣使处死，蜀中大乱。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急驰入蜀稳定人心。恰巧洛阳兵变，李存勖被杀，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孟知祥于是抓紧时间整顿军备，处死了后唐的监军使，又拒绝向朝廷送礼钱的要求，又与东川节度使董璋联合对抗后唐，取得胜利后，顺手消灭了董璋，得到了东川。

       后唐只得先后封孟知祥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934年，后唐明宗病死，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病故，幼子孟昶继位。其时，大臣多为其父故人，骄横不法且视幼帝如无物。孟昶经过激烈斗争，铲除旧臣开始亲政。后蜀没有夺取中原的雄心，政局相对安定。后晋晋昌节度使赵匡赞及后汉关中的大将李守贞、赵思绾叛乱都曾请求归降，但因后蜀反应迟钝而挫败。

       965年，北宋大军仅用六十六天时间就兵临成都，孟昶率众投降。相对安定的生活，让成都产生了温庭钧、韦庄为首的花间词派，对后世的词人皆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韦庄作为前蜀宰相，带着朝圣的精神寻找到了“柱砥犹存”的杜甫草堂，便以“重结茅屋”来表达对杜甫的仰慕之情，这也是重修草堂的第一人。

花间派的硕果

       后蜀皇帝孟昶则对芙蓉花别有偏爱，命百姓在成都遍植芙蓉树，每到花开时节，市内“四十里为锦秀”，故成都有蓉城的雅称。

       北宋灭蜀后，进入成都的军队曾大肆屠杀抢掠，而且剥削加剧的现状及日进纲之类的徭役激起了四川人的多次起义，花了很多时间才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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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文豪西至，茶道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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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因政治中心东移，成都因管辖距离过远，且地处边疆，给予成都知府“便宜行事”的特权，“奉诏条之外，事有大可革者，奏后始行；其有从权而合议者，先行后奏”。

       四川科举考试采取由地方州府主持类似礼部的省试，用特殊待遇笼络当地读书人。南宋更是以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来坐镇，权力空前。

       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时，为成都街巷整修街道。《砌街记》说:“以丈计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一百余万，为钱二千万羸”。这次修通街道，“费出于官，而不以及民”。整修的街道达到了十四条。效果很好，“雨不乘橇，骑不旋泞。徐行疾趋，俱从坦夷”。百姓的口碑也好，“周道如砥”。成都府路的人口数都占了川峡四路的40%到50%，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且与江南并列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

       成都茶业、纺织业、印刷业、造纸业、农业、手工业均名列前茅，商业的发达使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在成都。

       宋代的成都人游乐之风盛行。

       苏轼《次韵刘景文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诗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最早，宋太宗时的知府张咏顺从民意，组织参与游宴，“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江……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

       游玩之中，既有单纯的玩，也有农业交易。仁宗时，宋祁更首倡官员三个月的春假制度，除值班人员外，所有人都可以外出游玩三个月，但一不准扰民，二必须用自己的俸禄。

       宋祁本是爱玩之人，他趁着每逢蚕市、踏青节百姓全城出动时机，观察特产与风景，并和群众打成一片。宋祁著有《益部方物略记》，是第一部详细介绍益州地区的各种奇妙特产和烹饪技巧的书籍。

       成都的清水河上，曾有一座叫苏坡的石拱桥。当年苏轼赶考就在河边的客栈住下，温习一下功课之余，也出门观赏风景，写诗作赋。

       待他进京赶考中了榜眼后，想起清水河附近百姓没有桥的不便，就自己出资修建了这座三墩四洞的青石拱桥。

       人们把这座桥叫做“苏坡桥”。苏轼曾住过的客栈，就在桥旁，后来被改做亭子，称之为“东坡亭”，是老成都十大风景之一。

       苏轼20岁与苏辙同游大慈寺，与僧人惟简的关系甚密。惟简俗姓苏，也是眉山人，被东坡认作宗门兄长。他们以各种方式的交往约40余年，可以说苏轼在佛法上的提高与惟简密不可分。

       惟简大师去世后，苏轼作《宝月大师塔铭》纪念，“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

       苏轼曾经买得唐明皇所建的藏经龛门四板，上面有吴道子的画，其阳为菩萨，阴为天王，献给老父苏洵，堪称至宝。

       苏洵去世归葬眉山，苏轼办完丧事，专程到大慈寺拜望惟简，在大师劝说下苏轼将四菩萨像捐出。惟简许诺“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并耗钱百万造阁珍藏，绘苏洵像于其上，名为“四菩萨阁”，苏轼助钱二十分之一。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而能豁达度世，与他对佛道两家的信仰及修行分不开。对妻子和成都的感情深厚。

       当客居钱塘的苏轼见到妻弟王缄时，离他妻子去世正好“十载”，他写下《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与苏轼渊源匪浅的大慈寺（今春熙路和太古里附近）

       1172年，陆游被任为成都府小官，因为是闲职，他可以悠然的造访当地的风景名胜，感受风俗文化，萌发“终焉于斯”的念头。

       1175年，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举陆游为锦城参议，二人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主和派攻击陆游“不拘礼法”、“燕饮颓放”，因而被免职。陆游就在杜甫草堂旁的浣花溪畔开辟菜园耕读度日，自号“放翁”。

       陆游入蜀因为太闲，于是放浪形骸，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饮酒游玩上.写成都行，“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

       又有：“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亦有“我游西川醉千场，万花成围柳着行”、“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等等。后来，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于是出川任职。

       自唐朝以来，禅宗大盛，而四川更是出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圭峰宗密等影响当时及后世的大宗师。至宋朝，圆悟克勤禅师横空出世，荟萃各宗禅法，成为一代承上启下的中兴之祖。

       他家世代以儒学为业。一日，克勤偶游妙寂寺，见到佛书，读了又读，有怅然若失之感，告诉同伴：“我过去是出家人吧”。后来皈依佛门学经，但一次濒临死亡的重病让他认识到，文字并不能使其证道。于是，投真觉胜禅师处。

       一天，胜禅师手臂出血，指着告诉克勤：“此曹溪一滴也”。

       他一听有省：“道固如是乎”？他出蜀先后礼谒了玉泉皓、黄龙心、东林总等禅门高僧，最后投五祖法演座下。

       因博通经教，克勤有很重的豪辩习气。为消除他的恶习，凡克勤自认为的成就，法演统统不予承认。

       一次，克勤入室请益，几句后就与老师争辩起来。法演道：“可以敌生死乎？他日涅盘堂孤灯独照时（指死亡来临时）自验看”！克勤忿然而去，不久便染上伤寒，用尽平日所学都不得力。法演重新见到他，即令入住侍者寮。

       半月之后，有人礼谒，他旁听而悟道，向老师报告所得，“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祇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一听，知他已彻悟，说：“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

       圆悟克勤长期在成都昭觉寺驻锡传授禅法，门下最著名的有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皆为一代宗师，通过传承，深刻的影响了日本禅宗及茶道。

深刻影响日本禅宗及茶道的圆悟克勤国师

       圆悟克勤长期在成都昭觉寺驻锡传授禅法，门下最著名的有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皆为一代宗师，通过传承，深刻的影响了日本禅宗及茶道。

       据说，圆悟克勤书写的“茶禅一味”，被日本禅僧荣西带回日本，后经过一休宗纯、村田珠光等禅师的发扬光大，渐渐发展成日本茶道。

       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松源崇岳→运庵普岩→虚堂智愚→南浦昭明→宗峰妙超→彻翁义亨→言外宗忠→华叟宗昙→一休宗纯→村田珠光的法脉，既是日本传承禅宗的路径，也是日本茶道发展的源流。

       他的著作《碧岩录》、《圆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茶禅一味》被日本茶道界奉为至宝。据说，每年都有日韩的僧人和信徒前来朝拜圆悟克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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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屡遭大难，历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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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末，蒙古攻陷成都，曾经进行十分惨烈的屠城。元朝灭宋后，在成都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省首次出现在历史上，但成都的元气一直没有恢复，以致于元末明玉珍割据四川时，竟然要以重庆为都。明朝成立后，朱元璋封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蓝玉以土筑城，后来都指挥使赵清用砖石重修城墙。

       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称帝，史称“大西”，成都称“西京”，蜀王府成为张献忠的皇宫。没几年，清军共进成都与大西军激战，全城因此焚毁于战火之中，曾经繁华似锦的名都会就此断绝人烟，几乎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为此，清朝多年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设府办公。从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进入四川（俗称湖广填四川），经济开始回升，成都也随之逐渐恢复生气。

       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新的成都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省会又迁回成都。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川菜”、“川酒”、“川戏”等，都与这次移民有关。

       1714年，年羹尧重建成都大城。1718年，又在大城西南另建小城，只让八旗兵丁及其家眷居住，称为满城，亦称少城，周围五道城门，四座城楼，城内有胡同三十三条，现在还存有小北街、东门街、东城根街、小南街等当时少城内的街道。

       民国诞生后，1913年拆除了少城，将胡同改为了街、巷，1918年为纪念四川靖国之役的胜利，又在少城东城基础上建“靖国路”，就是现在的东城根街。

       从元灭宋，到明灭大夏，至清灭大西、南明，成都多次在改、潮换带之时，因战争和图沙而人口大减，虽然多次有国家层面的人口迁入政策，但工商业的繁荣程度明显弱于宋朝乃至以前，百业再也无法和江南地区相提并论，辉煌的蜀学因学术精英的死亡或逃散也黯淡了不少，而迁入的人口基本为贫民，家学底子较差，且文化的兴盛比工商业更难，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更多时间。

传说中的张献忠七杀碑

位于广汉市雒城公园

       20世纪40年代，成都新南门出土了一块元代八思巴文的碑。经专家翻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佛教徒和尚，基督教徒也里可温，道教徒先生，伊斯兰教徒达失蛮，都是每天为皇帝祈祷求长寿的好人，受朝廷保护，不承担任何劳役，也不承担任何税负，青羊宫里的财产，都是皇帝赐予的，不准来往使臣占用，山水、园林、碾磨、铺席，也不许任何人强行霸占”。元朝在朝廷层面对宗教文化进行了保护。

       另据诗人汪元量到成都的诗句，先写《百花潭》：“万里扬鞭到益州，旌旗小队锦江头。红船载酒环歌女，摇荡百花潭水秋”。又有《药市》：“蜀乡人是大医王，一道长街尽药香。天下苍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肓”。

       再写《蚕市》：“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一岁蚕苗凡七出，寸丝那得做衣裳”。他还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司马相如琴台等，都留下了诗作。战争之后，成都的人口渐渐恢复，百业开始复兴。

       1334年，吉当普出任四川肃政廉访司事，他听说都江堰年年修年年毁的情况，认为应花大力气维修。他召见灌州判官张弘做试验，结果“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而后召开各级官员、军队、乡绅等参加座谈会“各陈利害，咸以为便”。

       开工仪式在二王庙举行，官员们在李冰父子的塑像前行礼上香，抽签占卜得到吉兆，这是在征得李冰的同意。工程分段进行，采取沿岸砌筑鹅卵石，其间加铁筋连固，表面填以桐油石灰。桐油石灰制作法为：“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捣之使熟”。沿堤“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

       吉当普认为内外二江的分水鱼嘴在河中顶冲激流，最容易破坏，为了坚作鱼嘴，他用了16000斤铁浇铸成一只巨大的铁龟作鱼嘴，并在鱼嘴前埋铁桩，以减轻损坏。历时五个月的工程完成后，连续正常使用40多年。今天，吉当普的塑像在离堆公园中，接受游客的敬意。

       明朝成立后，很多不合时宜的政策给国家造成损失，一部分有儒学信仰的官员为消除弊政做出不懈努力。

       杨廷和中进士后，侍奉太子朱厚照讲解、读书，是为后来的明武宗。太子登基了，杨廷和为东阁大学士，掌管诰命起草的工作。

       明武宗死后，杨廷和依《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为据，得到皇太后准许由其拟发遗诏请朱厚熜继位。在皇帝继位之前的空窗期，杨廷和利用三十七日的时间进行了遣返边兵、各地进献的美女、供皇帝娱乐的番僧和乐人，释放无罪的囚犯，减免农业税，裁掉凭关系的官员等一系列措施。

       杨廷和还注意平反冤案，“因谏上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复养亲属”。

       杨廷和提前将德才兼备的人员提拔起来，放在合适的位置，以推行新政。嘉靖初年“天下翕然称治”，朝野上下都人心大快。但最终因大礼议之争限制皇权失败，告老还乡。他儿子杨慎因率领众大臣哭争“大礼议”，也遭杖责贬往云南永不录用。杨廷和争取相权的失败，让明朝皇权的恶性发展难以扭转，直到明亡。

新都区桂湖升庵祠

       清代中叶，刘沅创立了槐轩学派，被推崇为“川西夫子”。

       他在选为贡生的第二年，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就在家乡开私塾养家。25岁中举人，30多岁时连续遇到侄子病故和坟地被侵占等事而身染重病。

       40岁时，他在集市上看到一位容貌清健的卖药老人，就请求治病延年之方。老人就给了他治病之方，又告诉他，“人生自有长生药，反求诸身心可以”，阐述，“仁者寿，大德必寿”等道理。刘沅遂拜老人为师，跟着到新津县老君山修炼，在指导下服药锻炼，两年后身体痊愈。年轻时没有生育的他却在60岁到80岁连续得了8个儿子，活到88岁才去世。

       46岁那年，他搬到成都淳化街开门授徒，门前有株百年大槐树。他就给宅院取名槐轩，这就是槐轩学派名字的由来。

       刘沅对学生来者不拒，报酬不计多寡，实在是一贫如洗没钱也可以听。除了教授经史子集，还教授大学实功（静养）。40余年的教学，他教授了弟子上千人，其中进士举人上百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成为川西最负盛名的私塾。

       教书之余，他著作有槐轩全书有经学、史学、理学计二十八种一百七十八卷。其后，他的后人刘咸荥位列成都的五老七贤，刘咸炘被称为天才学者，先后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著有煌煌大著《推十书》系列书籍，被蒙文通、梁漱溟等学者盛赞，可惜36岁早逝。

       1942年夏，因日寇侵华，南怀瑾到都江堰的灵岩山灵岩寺看望他的挚友传西法师。传西精通唯识学，是佛教学者欧阳竞无的弟子，邀李源澄办灵岩书院，约冯友兰、钱穆、蒙文通等来此避暑读书，又请禅宗名师袁焕仙在此闭关。据维摩精舍传人讲述，当时袁焕仙在山上见到南怀瑾，一眼器之。

       当时南怀瑾任中央军校教官，袁焕仙请他教了几天太极拳，态度是相当认真。

       直到袁焕仙主持“灵岩禅七法会”，参加禅七的人包含钱穆、冯友兰、传西等著名学者及僧人。南怀瑾才知道袁焕仙是禅宗名家，参加禅七并在法会上悟道，得到袁焕仙的印可。

       而后，袁焕仙带着南怀瑾到成都遍访著名的法师及居士。

       藏密的贡嘎上师对南怀瑾一样是一眼器之，在大慈寺传了300多个灌顶，所以，南怀瑾也有藏传佛教密宗上师的资格。很多传闻说南怀瑾的老师有80多个，但他最根本的老师只有一个，就是袁焕仙。

       后来，南怀瑾为印证所学，悄然到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阅藏。袁焕仙知道后又往大坪寺看望徒弟，主持了一期禅七。期间，他题笔为大坪寺作了一幅对联：“此地即普贤道场，来天末雁，看岭外云，数遍色色尘尘，都是晴空一亘；何处见秀头和尚，饮赵州茶，读慈明榜，历画山山水水，依然秋月半轮”。

       解放战争爆发，南怀瑾与友人别离前，写下这首词：“云水萍飘岂偶然，九年足迹遍西川。管它鬓到秋边白，落得人闲月似烟。肠空转，事难全，又入阎浮欲界天。樽前酒醒荒唐梦，君向潼南我向滇”。南怀瑾去了台湾，长时间与大陆这边断了联系。改革开放后，他专门找人联系了当年的师弟师妹们，时常鸿雁传书，并找到老师的后人给予资助。

       2011年中元节，袁焕仙灵塔在文殊院方丈宗性法师的多方奔走下竣工。其时，南怀瑾已92岁，久不写字，但为尊师重道，亲自撰写了袁焕仙灵塔上的所有文字。塔身正面为浮雕袁焕仙像。背面为南怀瑾亲撰“维摩精舍先师袁公焕仙之灵塔”。

       塔身左侧面为南怀瑾亲撰颂辞：“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高山拥县，佛火封龛。心光焕发，莲开千叶。及门弟子南怀瑾拜颂”，塔身右侧面为南怀瑾亲书《先师焕公示众警句》：“业识奔如许，家山到几时。漫言精进我，羞对天人师。五蕴明明幻，诸缘处处痴。藏珍谁可拟，之子欲何之。弟子通禅妙一书己丑冬日时年九十二”。

所以我们爱成都

来世再做成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