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帝国的道义：“不平等条约”背后的真相_风闻

编者按

一百七十多年前，清政府与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始了中国被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讽刺的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却是英国人打着“平等”的旗号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在这个巨大的张力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西方近代殖民扩张的秘密，也是西方固有话语逻辑的秘密。时至今日，这套话语早已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正确”，而人们却不再容易记起它与近代殖民扩张及反殖民扩张的斗争间的联系：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溯它的谱系。保马今日推出刘禾老师所写的《帝国的道义：“不平等条约”背后的真相》，文中刘禾老师对这段西方殖民者在被殖民国家中要求“平等”的可笑历史做了细致的观察，并指出，在他们言之凿凿捍卫“平等”的话语背后，包藏的是建立新的不平等关系的祸心。今明两天，中美将于上海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重温那一段历史，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代世界的话语逻辑。

本文选引自刘禾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第二章，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刘禾老师授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

帝国的道义

——“不平等条约”背后的真相

文/刘禾 郭婵君 译

一、要求“平等”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大英帝国和晚清政府于1840年8月29日开始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英国政府除要求战败国割让领土和赔款之外，还特意把“平等”（equality）列为谈判议程的第二重要的议题，因此才有了钦差大臣琦善被迫签署的《南京条约》中的一款内容，其中明文规定大清国应如何“平行”（平等）对待大英帝国，这就是第11款。文中写到：

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on a footing of perfect equality)。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英国官方认为，文书是否得体，称谓是否恭敬，它与国际贸易的收支平衡同等重要，关乎到英国贵族和白人种族的体面和名誉。我们知道，《南京条约》是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开端，它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和其他口岸的主权，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向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做出了大量的让步。但在“平等”议题上，大英外务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仍不满足，他认为驻华全权公使义律(Charles Elliot)谈判不够强硬，于是将其革职，指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接替义律，就任维多利亚女王的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璞鼎查1841年5月一上任就开始新一轮的中英条约谈判，他在所谓“平等”议题上，态度尤为强硬，明确提出把对汉字“夷”的禁令写入《南京条约》。中方代表团谈判成员张喜在其《抚夷日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有关谈判发生在1842年8月26日。璞鼎查指出“夷”字不善，应停止使用。清政府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咸松圃，引用孟子之言“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反驳英方提议。由于中英双方无法在“夷”字的定义上达成共识，谈判陷于僵局, 最后“夷”字的禁令没有被写入《南京条约》的法律条文。尽管如此，璞鼎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不许“夷”字在《南京条约》的中文版本中出现。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夷”字的禁令才在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中，正式写入法律条约。

签署“不平等条约”的理由，据说是为了捍卫“平等”的道义，这个理由有些荒唐，甚至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姑且看看19世纪的英国人期待世界上别的国家如何对待他们。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曾在1839年出版《关于殖民化和殖民地的讲座》（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此书大为畅销，于1861年再版（两次出版的年份都恰好是两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在书中，梅里韦尔是这样来描述英国在殖民帝国中的地位的：

民族的荣誉感、血统的自豪感、强大的自卫精神、对于同宗社会的认同、优越种族的本能、还有一种要把自己的文明和宗教传遍全世界的模糊而又慷慨的意愿：像这一类的冲动，也许那些躲在屋子里的大学生会忽视，但政治家却不会，因为他们有把握战胜一切，就像从前一样战无不胜。当危机出现，需要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就会让功利主义的说法无地自容。

梅里韦尔不到40岁就晋升为牛津大学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教授，这些讲座最初就是讲给牛津大学的学生听的。从1848年开始，他在英国殖民总署（the Colonial Office）里担任高级职务长达12年,在英国殖民政策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威。梅里韦尔的讲座在19世纪对英国公众的影响巨大，到了20世纪还有人评价他说：“认真研究大英帝国的人，必须研究他的这本书，它里面蕴藏着优秀无比的思想，蕴藏着成熟和丰富的经验，充分展示了殖民统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和特点鲜明的阶段。”

梅里韦尔所说的民族尊严和种族优越，自然不是空洞无所指的，它建筑在英国与其殖民地属民和外国人日常交往的基础之上，具有明确的官方政策的含义。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在1841年1月26日在给上、下两院的讲话中，如此重申英国的官方政策：“鉴于有必要向支那沿海派驻军舰和军队，有必要对支那皇帝的官员对我臣民的伤害以及对一位皇家代表的侮辱进行索赔，我特此委任几位全权公使与支那政府接洽相关事宜。”维多利亚女王这里所说的伤害和侮辱包括我在上面提到的文书交往形式和尊称的问题。

除了梅里韦尔那样的官方立场，19世纪的英国大众文化对此也有充分的表达。穆雷特·艾理斯（T. Mullet Ellis）在一本名为 《神仙们的爱好》的儿童读物中，为我们勾绘了各国朝拜维多利亚女王的朝贡图：

来自远东地区的国王们，[印度]高尔贡达的王子们，塞林伽巴丹的君主们，帝王，摩洛哥的皇帝，西藏达赖喇嘛和菲菲佛夫的喇嘛，所有这些人都光着膝盖匍匐前行，拜倒在女王的宝座前，他们背上扛着大袋的珠宝，口袋中还有给女王的特别的礼物。她拥有所有这些价值连城的礼物，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金条，来自澳大利亚这块富饶土地的满载着金矿的船只。女王的宝库了堆满了金锭以及大量珍贵的宝石。

从生动的文字描述到1872年的那幅描绘缅甸公使双膝跪地向女王献礼的画（见图示），在我们眼前展现出的帝国梦与平等无关，而表达了另一种愿望。从孩童时代起，英国人就被灌输了大量的关于财富和种族特权的梦想，他们期待其他的种族，尤其是这些种族的国王和皇帝，向大英帝国进献宝物，表示恭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爵士（Lord Macartney）在进谏乾隆皇帝时，要不要履行“叩拜礼”的细节变得那么重要，困扰了英国人几乎两个世纪；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英国官方本来就不打算平等地对待清政府的官员。

图示. W. B. Wallen《女王接见缅甸使节》（1872）

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1842年8月在“皋华丽”（Cornwallis）号战舰正式签署南京条约。在这之前的九天前，英国正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事先通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及其随从，告之按英国礼节，“皋华丽”战舰要向尊贵的客人鸣炮致敬，客人级别越高，鸣炮次数越多，最多为23响（详见张喜《抚夷日记》，5:390；鸣炮21响可能被误记为23响）。签约这一天，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登上“皋华丽”号时，鸣炮19响向其致敬。而中方钦差大臣耆英率领的代表团登上“皋华丽”号时，仅听到3响礼炮。这种精心策划的羞辱终于让耆英及其随从明白了英国人的“平等”思想是什么。于是四天之后，在双方约定在陆地会面的场所，清朝官员如法炮制，他们也用3响礼炮向英国官员报以平等的致敬。中英双方以此相互较量的方式，上演了一幕幕的历史悲喜剧。

二、英国独霸世界的野心

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在当时，清政府对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采取“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对它们实行同样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此有过一段解释。他写道：“在1842-1844年间，参加条约谈判的满人代表愿意把古人对所有野蛮人一视同仁的思想也都带到谈判桌上来。由于皇帝习惯性地怀柔远人，那么他的大臣几乎连想都不用想就把跟英国签署的条约也适用于美国。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英国人自己向美国人提供这些特权，否则美国人原本应该对清朝皇帝的感激之情就会变成对英国人的感激。”这是不是事情的真相？清朝皇帝为什么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也要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各个国家呢？费正清的判断属于心理主义臆测，其实根本不着边际，因为它没有可信的档案文献的支持。事实上，清政府采取“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什么“感激之情”，而是出于国际政治考量，因为它早已认识到英国独霸世界的野心。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乾隆皇帝就认为英国使节来华是“居心叵测”。而英国人眼里的乾隆皇帝，是个高傲自大的君主，因为他故意表现得对与英国通商毫无兴趣，这在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写得很清楚。但经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乾隆皇帝同时写给他的亲信大臣的谕旨中，已几次流露出他的不安情绪。他最担心英国人通过排挤其他与中国有长期贸易关系的国家，借机垄断在广州的对华贸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皇帝颁布谕旨，其中提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今不准其人留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其欲，籍此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页21327）乾隆皇帝命其亲信长麟赶在马戛尔尼返程之前到达广州，通告广州的外国商人，皇帝没有赐予英国任何经商特权，也不许英国人声称他们有权代表其他外国商人与清政府进行贸易，从中牟取暴利。

乾隆的预感半个多世纪后变成了现实，英国人果然在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期间，乘机控制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回溯历史，从18世纪初年直至19世纪，清政府在向外商发布的公告中一再重申“一视同仁”政策，目的都是为了抑制英国在大清国的扩张。当印度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接着一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清政府的政策成功地抗拒了英国在18世纪末殖民中国的野心。

对英国驻华全权特使璞鼎查来说，但凡有一线希望把对“夷”字的禁令写入他们在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的。璞鼎查会这样做的原因，倒不是出于对“平等”的要求，而是决心洗刷英国皇室的名誉。

在《雅利安人与英属印度》一书中，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重新考察了英国人为什么在印度要炮制雅利安人的故事。有关雅利安人的叙事，使得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出现了远古的血缘关系，将殖民统治的现实一下子变成了亲情故事和家族团聚的故事。友情话语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关系中显得格外重要，这让我们对情感经济在殖民统治中的作用有一定的了解。

特劳特曼写道：“英国人对印度政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印度人倾慕英国人的统治。”亚洲协会的创始人和首位主席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认为梵文研究是建立雅利安人血缘关系的根本。从梵文到更庞大的语言文字研究，这项学术工作的目的是要证明印度文化本来就是“西方”文化。这样一来，借用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话来说，英国人到印度来“不是为了掠夺东方财富，也不是殖民冒险家了，他们是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古老雅利安文明回到现代世界的怀抱，重新在这个世界的政治地缘内部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对于殖民统治来说，强调倾慕、友谊、还有情感眷恋的重要性，应该不难理解，这和所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男人和女人、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心灵博弈是相通的。当英国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往往从英属印度乘船过来），他们对于清朝政府以及当地居民如何看待自己，是有期待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期待着那里的人民对外来征服者的倾慕？

三、作为“衍指符号”的“夷=barbarian”

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曾写道：“每当人们追问，为什么当年的欧洲人，或外国人，被[非洲人]以“vazaha”（尊贵的陌生人）来称呼？每当人们追问，为什么那些航海遇险的欧洲人始终在异国他乡受到热情的礼遇，而从不被人当敌人来看待？[西方的]学者们从来不用“人道”、“善良”、“礼节”，或者用塞泽尔（Césaire）曾称之为“古风”的那一类习俗去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反倒不厌其烦地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白种人是人类翘首以盼的主子，而此事早已铭刻在古人“命定的象形文字”之中，也铭刻在人类的潜意识之中。”欧洲殖民者把“vazaha”（尊贵的陌生人）魔术般地变成“人类翘首以盼的主子。”因此，英国人指责满清官吏在语词上对他们不敬，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法农和他的《黑皮肤，白面具》

南京条约签署10年之后，署任两广总督柏贵对于英国全权公使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屡屡抗议“夷”字的使用，备感困惑，不明白这个字为什么会引起事端。柏贵所不知道的是，文翰阅读的是汉文正史办公室翻译的英文版照会，其中“夷”字是被写成 barbarian的。“夷”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争论的焦点，两国之间往来的外交照会中多次出现英方指责，中方否认的僵局。清政府官员一再说“夷”字无关大体，强调英方的指责无根据。事情果真如此吗？如果英国人觉得这个字“夷”可以侮辱他，那么“夷”字肯定不是无关大体的。果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中英签署《天津条约》，英方在第50款规定所有往来中英文书必须以英文版本作为正确无误的原文（而中文为译文），接着在第51款签署禁用“夷”字。这就意味着，《天津条约》强制性地规定barbarian是“夷”字的正确译名，而且是唯一的译名。

在理论上，我把这种跨语际的表意链称为“衍指符号，”即“夷”字的意义由汉字系统之外的文字barbarian来规定。问题的结症在于，“夷”字无处不在的伤害英国官员的力量同样来自于“夷”与barbarian的所谓对等性。中方和英方都无法抓住它的原因是，这个衍指符号既不完全由汉字符号所驱使，也不完全由英文符号所驱使，“夷”字恰恰进入了跨语际误释的中间地带，游移在两个语言之间，成为怪诞十足的衍指符号。

我们再来看英国人声称被“夷”字伤害的原初情景怎样的：中国人对英国人说“夷”字，可英国人听见的是barbarian，也就是说，衍指符号“夷=barbarian”的指称功能本身已成为重复翻译的情景。让事情更复杂的是barbarian这个英文词，它本身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外来词。长期以来，这个词在各种欧洲语言中被不断翻译，不断转义。有些欧洲国家和地区把另一些欧洲国家和地区的人称为barbarian，欧洲人称殖民地的人为barbarian则是定例。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们带着他们熟悉的 barbarian的殖民话语来到中国，他们自然不能接受自己在别人的语言里充当barbarian的荒谬。大卫·波尔特（David Porter）的研究提出了足够的证据，表明英国文人从18世纪开始，就把中国人归入barbarian的行列。传记作家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在1778年采访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两人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约翰逊把东印度[亚洲]一带的人叫barbarian。鲍斯威尔：“先生，您会把支那人除外吧？。”约翰逊：“不会的，先生”…… 鲍斯威尔：“那您怎么看他们的文字呢？”约翰逊：“先生，他们没有字母符号。所有国家都创造了字母符号，就是支那人没有创造出字母符号。”鲍斯威尔：“据说他们文字里藏的学问比其他文字的学问都多，他们有无数的汉字。”约翰逊：“文字越原始就越难掌握，就像用石头砍树费劲，还是用斧子砍树费劲一样的道理。”

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的第六章，我详细地分析了近代欧洲比较语文学兴起时，语言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里先不赘言。从我所查阅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证据看来，可以准确无误地说，英国人至少在1721年就开始使用barbarian来称呼中国人，这大大早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日子。然而，有些近代史学者从马戛尔尼“叩拜礼”的事件出发，指责乾隆皇帝傲慢，错过清朝向世界开放的良机，最终导致天朝崩溃，这一解释不足为信。

中英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担任翻译官的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就张口闭口称华人为barbarian。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英国政府推荐李泰国1861年出任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的司长，成为清政府的高级雇员。李泰国不打自招地说，自己“受雇于支那政府的外国人，替他们执行一定职责，但不从属于他们的领导”，理由是“让一位绅士接受亚细亚野蛮人（an Asiatic barbarian）的领导是极其荒唐可笑的”。荷西·巴卢·莫尔斯（Hosea Ballou Morse）的编年史显示，李泰国从清政府支取长达八年的薪水。再举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实例，指挥中英舰队的海军上校实纳·阿思本（Sherard Osborn），也同样在“亚细亚野蛮人”手下工作，他也从清政府那里领取薪水。这两个人总是被一个道义难题所困扰：“我们是欧洲出身的军官和水手，现在帮助一个野蛮君主（a barbarous sovereign）打仗，怎能保证不被强迫做一些我们自己国家所谴责的不道德行为呢？”

从18世纪末乃至整个19世纪，都是中国人被种族化的历史。19世纪中叶，中英《天津条约》签署的同时，欧美科学家正忙于把支那人头颅骨的形状、面颊的角度、皮肤的内部组成以及有种族特点的手形等等，与支那人的智力和道德缺陷联系在一起予以论述（原文编者按：详见《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支那人”在所有欧洲的语言中，从白皙人种变成了所谓的“黄种人”。因此不奇怪，德国人殖民青岛的时候，德国驻京总领事的夫人伊丽沙白·海靖（Elizabeth von Heyking）在她的日记中毫不客气地写道：“不管支那人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都不过是一群肮脏的野蛮人，这些人不需要欧洲国家派大使来，他们需要欧洲主人来统治。”

中英两次鸦片战争谈判期间，英国人名为要求“平等”，实质上是要求大英帝国对于大清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饱受争议的“夷”字，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殖民话语逻辑的要害。对于“文明人”来说，谁是真正的“野蛮人”？如何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充满了各种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成为现实的那一刻，当殖民者言说中的barbarian开始渗透汉语的那一刻，就必然造成伤害和逆转，甚至出现认知对象被颠覆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平等”话语的殖民性在中英《天津条约》对“夷”字的禁用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它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法律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