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疾病：缝脸手术后，我变成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吃饭的人_风闻

作为一名专缝人脸的医生，“我”面对的是一张张破开的脸。脸的主人或遭逢严重外伤，或为活命割开面皮取出肿瘤。但更残酷的事，往往发生在面皮缝合之后。

一

凌晨1点，我在值班室被一通电话叫到急诊室。诊椅上躺着一个女人，她用手捂着脸，乍一看，面部全是血，血珠不断从她的指缝中滴落。旁边的人试图帮她擦拭，可血还在不断往外渗，根本擦不干。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在急诊室值夜班。当时我研究生读到第二年，刚开始给老师当助手，在北京一所知名医院为病人缝脸，因为终于能在手术安排表里露出完整的名字，我还一度为此兴奋不已。

凌晨见到这一幕，我忍不住一激灵，把困意都抖没了。“这个人还醒着么？”我心想。女人闭合的眼睑似乎验证了我的担忧，我下意识想拍拍病人的脸，确认她是否还有意识，但她将脸捂得严实，我一时竟没找到地方下手。

犹豫间，女人猛地睁开了眼睛。询问病史的过程中，我得知她叫刘丽，脸上的伤出自她丈夫之手。

前一天晚上，刘丽和孩子吃过晚饭，丈夫才醉醺醺地归家。像往常一样，夫妻俩开始暴怒、争吵。只是这次，男人摔完东西后抄起了菜刀，当着儿子的面砍向妻子。

我问刘丽丈夫砍中她的过程，她宣称记不得了。“只觉得脸上一热，”她神色漠然，讲述断断续续，“然后就是疼，再然后就是血。”

街坊循声赶到刘丽家，进门便见男人举刀指着刘丽。众人赶紧夺下菜刀，慌乱中有人从刀面上摘下刘丽的那块面皮，又帮忙打电话叫来她娘家的兄弟。

在赶往医院的4个小时车程里，刘丽一手捂着血珠嘀嗒的脸，一手攥着这块皮。见到我时，她愤懑地低语：“早知这样，我还不如不躲，断手断脚好过毁容。”

竟然有人因为容貌被毁，而后悔保全了性命？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对劲，应该义正词严地劝说一下，很快又觉得无法置评，只能语塞沉默。

充当缝脸人的3、4年时间里，我不止一次遇见像刘丽这样被丈夫执刀相向的妻子。她们大都含着泪，说着意思相似的话：“不能留疤，脸缝不好宁愿去跳楼。”可是，折纸尚且留痕，何况破碎的皮肉，想不留疤，除非别伤。

我劝说刘丽先去做全面的检查，但她毫不在意，只关注能否保全她的容颜，反复说：“要先缝脸，脸缝不好我宁可跳楼。”两寸见方的脸皮被削下来后，一直被刘丽包裹在手纸里，4小时过去，已经干燥皱缩卷成了一条，护士将其泡在里半个小时才能平展。

约10分钟后，主治医生何叔也赶到了急诊。我用眼神提示他看向我那压着刘丽面动脉挪不开的手。何叔看清情况后，脸色稍霁，也开始劝说她先做检查，依旧无果，于是让刘丽签了手术同意书，我们开始准备手术。

手术室里没有窗户，不开灯就暗无天日，但一打开手术用的无影灯，置身其间就分不清屋外是白昼还是黑夜。我脚尖一勾，往屁股下塞进一只凳子，便拿起针线，开始收拢患者面部的伤口。

有脸才有人的样子。皮面逐渐盖住千疮百孔的伤口，把脸拼拢回去的过程中，我仿佛看到刘丽一点点攥回了剩余的尊严。

低头认真开工时，我听见门板外面儿童哽咽高尖的哭嚎，那是刘丽的儿子。而治疗室里，刘丽似乎终于用尽了力气，她阖上眼睛，对儿子的号啕置若罔闻，雪白的无菌孔巾随着她的呼吸起伏。面皮缝到一半，她无声地流了几滴眼泪，我怕惊扰她，假装没有看到。

天亮后，刘丽就转院去了北京一家整形医院，怎么都劝都留不住。“即便现在不能做整容手术，我也要当面问清楚以后能不能治！”她眼神坚决，甚至带着几分狠戾。

二

我是一名牙医，会缝脸的那种。

高考填报志愿时，工科出身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劝我学医，他举了个理由，说我小时候娃娃缝得好，有一双适合做医生的巧手。实际上，那是我把娃娃的脖子撅断了，怕母亲骂我，心惊胆战做的活计。我一直觉得父亲这一理由给得敷衍，没想到后来，我真做了医生这行中，跟“缝”有关的活计。

在手术台上，主治医生负责保命的手术，我面对的都是残缺不全的脸。除处理外伤，我也会配合完成一些面部肿瘤切除手术。脸的主人往往在手术中割去了面部生的肿瘤，意识尚未清醒，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我帮他们合拢面皮。上手术台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攒着一腔最后的勇气，激昂地表示要战胜病魔，下了手术台后，垂头丧气，不知道怎么面对新的一天的病人也大有人在。

大部分人不理解“切脸”这件事，这像一门隐学，普通人很难想象我们具体怎么工作。所以，面对病人时，我必须花一些时间，借助一个头骨模型，来回比划以帮助患者理解专家为他们制定的治疗方案，直到对方理解、签字。

在我接触过的病患中，因一下接受不了自己的病情，哭泣的、失神自言自语的大有人在。

老张因面部癌症入院。根据治疗方案，医生会切除老张部分牙龈、颌骨和脸皮，手术过后，老张脸上会留下明显疤痕。我借助头骨向他解释了治疗方案，陈明风险后，老张自顾自开始低语：如果脸被切掉了，岂不像个怪物？又说，一手带大的小孙女肯定会被吓坏，“还会再黏着爷爷像个小棉袄吗？”他喃喃道。

我分不清老张是在自言自语，抑或是在寻求我的建议。实际上，我可以向患者解释文件上每一个医学字眼，却解答不了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换作以往，我会抛出一套万金油的说辞：“这是看诊的专家为你选择的最佳方案”。这个回答不违心，也圆滑地避开问题不回答。

面对担心被孙女嫌弃的老张，我多做了一步，尽量平和地告诉他放弃手术的结果：“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可能您很快就不能继续带大您的孙女了。” 我依旧把砝码推回给老张，让他自行决定加在天平哪端。

我明白，让人犹疑不决的，其实是以一场手术为分界点、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人生。不止是一张面皮这么简单。实际上，很多病人要等手术结束后，才能真正懂得那场手术的负面影响。

一次帮术后病人拆线换药时，我遇见一个恹恹不语的病人。帮他换药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我接过展开，不知这张纸在他手中攥了多久，皱巴巴的，上头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我不会说话，也不会吃饭了。”我知道康复状况让他担忧，只能低头继续干活，轻声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

术后的烦恼不便，在术前我都细细地讲给他和家人。当时，我反复斟酌措辞，想明白妥帖地告诉他们：最难的不是那一刀，而是面对那一刀之后，再也回不去的生活。

三

遇见王华时，他未满60岁。入院数月前，王华感觉舌头疼痛，照镜子发现一个红红的小坑，他自觉是工作繁忙压力太大长了一处溃疡，没当回事。不想几天过去，小溃疡也未痊愈，微微生疼。他这才到药店买了些药粉，每日喷洒。转眼就是几个月过去，那处溃疡丝毫没有好转的趋势，顽固地生长在他的舌头上，而且到越来越大，他发觉不妙，这才去了医院。

回忆起在当地医院确诊患癌时，王华的妻子在走廊里拉住我悄悄地抹眼泪。几经辗转，王华被我的老师收治了。

经过检查，我们确定王华舌头上长的是一处癌症的病灶。在医院充当“缝脸人”的3、4年时间里，我管床的病人便有4、5百名。印象中，许多人发现口腔里的癌症，都是从久不愈合的口腔溃疡开始。

我们需要把王华的下嘴唇、颌骨切开做入路，切掉大部分舌头。因为癌症有沿淋巴扩散的风险，我们还需要切开他的脖子，做颈部淋巴清扫。

生病前，王华是一所初中的老师，过去的20多年，他大部分时间在讲台上度过。我不得不告诉他，根据我们的术后预期，他康复之后语言功能会受影响，恐怕无法支撑他正常授课。

一张嘴便吃得下饭、说得出来话，作为一个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像王华这样的病人，一场手术将把他们这些功能彻底打碎。

三个月后王华回医院做复查，他告诉我，他已经告别了讲台，学校很照顾他，把他调到后勤工作。“其实就是给我个地方养老，我明白……”术后的王华艰难缓慢地告诉我，“跟别人我也不说话，别人也不乐意听我说。我这次来复查完，回去就要办退休了，干不了什么活，别给人添那个麻烦。”

离开前，王华把口罩帽子戴上，“别人看见我也难受，不招那个嫌了。”他摆摆手谢过我，走出诊室。我已经习惯于面对这些破碎后重生的面容，可当病人们回到茫茫人海，脸面是容，是貌，是人的第一张名片、第一声招呼，有些人却再也递不出去这张名片，只能默默戴上面具，掩盖伤疤。

四

然而，并非所有病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接受治疗。有一个我至今想起都会辗转反侧的病人，在她的生死关头，我和她都没办法做出延续她生命的决定。

急诊门口来了外地牌照救护车时，都能激起我的恐惧——那意味着车上的病人伤情严重，或者伤患认为伤情严重。当我看见阿芳的时候，觉得“严重”被恰如其分地使用了。

第一眼，我甚至没看出来她嘴里是什么，一闪而过的念头是：“这是含个球拿不出来了？”

向救护车上的医生问过病情之后，我才发先她嘴里那个硕大的、撑得闭不上口的球形物体，真是她变了形的舌头。

阿芳，是个不识字的女人。她神智不清，眼珠四处乱转，口中规律地哼吟着。由于她无法叙述病史，我只能四处找陪同她来的家属。最终，我在急诊科各个角落找到阿芳的儿子、丈夫和大伯，他们七拼八凑地帮我拼凑了阿芳的病史，面色不耐——

阿芳50多岁，此前因尿毒症已经做了8年透析，到了肾性脑病的地步，整日神志不清。那天一家人午餐时，她因抢吃一块排骨咬伤舌头，舌头逐渐肿起来，像个口嚼塞子般堵塞了口腔。检查时，肿胀的舌头挡住视线，我看不到伤口，血依旧不停流淌，一部分被她喝下去，一部分溢出来，持续两天后，家属没有办法，便带她去了当地医院。当地医生诊断后判断情况严重，告诉他们：“无能为力，去找缝舌头最好的医院吧！”于是，阿芳被家人送到了我们医院。

当天值班主治医师和我相视一眼，欲哭无泪：伤口隐藏在舌头后方，手术的入路在哪，阿芳的身体能不能负担，这些都是这场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随后，我开始向家属交代病情、沟通方案。然而无论怎么解释，阿芳的家属都是一脸“听不懂”的表情，不断重申：“我们就是来缝个舌头而已。”

他们不断表示，家中由于长期为阿芳做透析，经济情况困难。于是，医院一降再降要求他们缴纳的押金额。到了决定是否继续治疗的时刻，阿芳家的男人们互相推脱，儿子要听父亲的，丈夫要听哥哥的，大伯要听父子俩的，他们为此在诊室里吵吵嚷嚷，久不停息。

救护车司机叼着烟从诊室门口探头进来，不耐烦地询问我们收治与否，他好早点收工走人。一时间，所有乱飘的视线都回到我们身上。

主治医师一咬牙：“治可以，签字！”

于是我们通知了总值班，开放了手术室，麻醉大夫、护士开始备战，值班医生各就各位，大家都训练有素有条不紊地撸袖子。阿芳需要接受的应急手术，费用不到2000元，只等家属签署同意书，我们就可以开始抢救病人。可办公室里，阿芳家的男人们就签署同意书，又开始了你推我让，签字笔仿佛定海神针一样谁都举不起来。

三个人都想置身事外。到最后，那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儿子不知躲去了哪里，我把笔塞给了丈夫，那个男人推诿着，念叨着“住院费是大伯出的，他说了算……”那位“掏了住院费说了算”的大伯一副“与我无关”的表情，刻意假装没注意到这边发生的事情。

看得出来，他们都在等医院说出“不治了”，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去，顺理成章摆脱一个负担。

阿芳的丈夫看了看愤怒的我，大嗓门低沉了下来，嘟囔着：“钱都花她身上了，也治不好，过两天还要透析还要花钱……”他突然眼睛一亮，盯着我，“你刚才说你们医院不能透析？”

我听出他语气中倏忽而过的欣喜，瞬间替阿芳感到心灰意冷。但我没说话，看着男人，等着下文。

“不能透析我们不在你们这治！”阿芳的丈夫说。这句话给一旁靠着墙默不作声的大伯也通了电，两个男人开始抖擞起精神骂骂咧咧，同仇敌忾地向外走。

我无奈只能叫住他们，掏出抽屉里备下的拒绝治疗文件，请阿芳的丈夫签字。一瞬间，他像是被掐住脖子一样没了气焰。

拉锯至此已经两个小时，阿芳舌头的肿胀明显加剧，窒息随时会先于失血、肾衰要了她的命。无论谁签字拒绝治疗，都相当于参与了对她的谋杀。

我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替阿芳着急，悄悄地询问一起值班的师兄：“难道没有家属同意，我们就不能进行治疗吗？”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自觉像个弱智。年轻的总值班体谅我不懂事，悄悄告诉我：“病人自己糊里糊涂，万一出了事，谁跟你讲这个道理？医院以前为这种事赔过不少，你不知道的……”

同病房的患者家属开始控诉阿芳一家的吵闹，我无奈，给了三个家属三支笔，让他们不分先后顺序地签了字。

她儿子说，他们会把带回家继续治疗。

我只能相信。

被推出医院的时候，阿芳察觉方向不对，哼吟声骤然尖锐急促，发出一种牵动肺腑的悲鸣，像街边被捆绑起来待宰的羔羊。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阿芳哀声连连，想引起注意，但阻挡不了什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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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罗北方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