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卡尔多 叙利亚是新型战争观念的试验场_风闻

玛丽·卡尔多 | 叙利亚是新型战争观念的试验场来源： 法意读书•作者：  玛丽·卡尔多 

    在“9•11”事件发生16年之后，当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已变得前所未有地普遍，为何仍在使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分子？当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马里、索马里以及其他各地的战争令形势雪上加霜时，为何政客还会觉得战争是应对恐怖之道？为何叙利亚或是民主刚果等地的冲突永无休止？为何当显然毫无胜算时，武装团体还要继续作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玛丽•卡尔多教授使用“全球安全”一词来指代应对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方式，运用对于战争与安全文化的深刻了解，在新书《全球安全文化》中，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文化”的概念，探讨了当前四种典型的全球安全文化类型——地缘政治、新型战争、自由主义和平、反恐战争，以解释为何在全球层面上调整促成安全的方式、令其适应当下的挑战，是如此困难，并对当下的全球安全形势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文化活动做出了评估，试图找到人类社会与民族国家避免冲突与战争的可能路径。

叙利亚是新型战争观念的试验场

叙利亚战争

叙利亚的乱局是全世界伤亡最为惨重的，也是最为复杂的。从安全文化角度进行的分析表明，三种以军队为基础的安全文化导致叙利亚民众遭受了无处不在的、相互关联的暴力，社会也变得解体和支离破碎了。这样的分析还表明，本地性同时也正是全球性。叙利亚本身就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后，叙利亚的建国过程是由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塑造的。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在论述叙利亚冲突中的国际关系因素的一书开头就引用了帕特里克·西尔（Patrick Seale）在1959年的评论，可以将叙利亚视为“在国际舞台上反映出敌对利益的一面镜子”。

从一开始，叙利亚危机就呈现出了新型战争安全文化的全部要素。对叙利亚政权的描述有：“马列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军事—商业复合体”，或“裙带政治”。哈菲兹执政期间（1970至2000年）建立起了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统治下的军事化的专制政权，通过石油收入和外部援助推动由国家领导的经济发展，并且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以及石油等生活必需品的补贴。正如西尔在论述哈菲兹的经典著作中所解释的，塑造了叙利亚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哈菲兹个人轻重缓急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是1967年的中东战争，当时哈菲兹担任叙利亚国防部长，阿拉伯国家则遭遇了惨败。在总统任上，凭借着高额军事开支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大量援助，他打造了典型的指令性经济。与此同时，他不仅允许私人企业继续存在，他所打造的体系中更是存在大量由私人企业出资的成分，并且对贿赂、回扣和其他腐败现象持容忍态度（这或许是有意而为之，以便收买其忠诚）。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庇护关系基础上的，阿拉维派军官（例如哈菲兹本人）则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也享有赚大钱的机会。据欣内布施表示：

【“除了公然挪用公款外，委员会中利益交织的网络以及高级官员、政客和商界之间的回扣现象也十分普遍。军官获得稀有的许可，从公共部门购买受到补贴的建筑材料。东黎巴嫩几乎已经被叙利亚纳入其中，这助长了人口贩卖行为。官员和商人之间也频繁交易，以获取以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外国进口品。由于大量商业都依赖于政府资金、批准和进口，商人便需要在政权中建立庇护关系（通常是同阿拉维派），从而结成了相互敌对的一个个保护联盟。”】

无处不在的监视巩固了这一体系。由东德施塔西培训的叙利亚秘密情报机构有着5万至7万名全职安全官员和数十万兼职线人。哈菲兹的监狱也因其残酷性而臭名昭著，令人心生被迫害之感。

在哈菲兹死后，他的儿子、曾在伦敦上学的眼科医生、妻子是叙裔英国公民的巴沙尔成了总统。他短暂地推行了某些政治改革，但随后又放弃了这些措施。

此时石油收入和外国援助的减少导致政权愈发依赖于借款。巴沙尔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令商界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催生了炫耀性消费，但与此同时也瓦解了他父亲的统治所依赖的社会保障体系，令乡村失业率和不平等程度大幅提高。石油补贴的取消尤为关键，这令农村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因为农民取暖、运输产品和灌溉都需要依靠石油。此外，化肥补贴也被取消了。与此同时，新的土地法剥夺了哈菲兹时期成立的合作社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2006至2010年间，还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急剧减少。据菲利普斯表示，到2010年时约有20%的叙利亚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移民贫民窟里，30%的叙利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1%的人口生活在可维持生存的水平线以下。

“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爆发得要比其他地方晚一些，这或许是因为对此前起义遭受的残酷镇压仍记忆犹新，尤其是1982年发生在哈马的伊斯兰主义起义被政府动用“直升机上的机枪扫射、推土机和炮火轰炸镇压了，几乎整个区域都被夷为平地，上千人遇害”。德拉的几名青少年因在墙上写下了“医生，下一个就轮到你”和“推翻政权”的字样而被逮捕并遭到了酷刑折磨，随后抗议爆发了。他们的父母进行了抗议，安全部队则作出了强硬的回应，杀死了四名抗议者。抗议随即蔓延到叙利亚全国。抗议招致了政府的暴力回应，这反过来又催生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据报道，政权在抗议人群中安插了挑事者，以便为用枪镇压无武器的抗议者正名。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7月中旬，已有1900名抗议者遇害。

渐渐地，从叙利亚军队的逃兵——他们不愿意向捍卫自己家庭的老百姓开枪——投机分子、地方强人、犯罪和走私团伙中诞生了武装反对派团体，外部捐助者为其提供了大量支持。这些资助者主要来自海湾地区，他们提供资金和武器以组建民兵（下文将对此加以讨论）。到了后期，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成了资助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两大城市并未形成有力的反对派，此外只有少数抗议者拿起了武器。许多公民社会行动人士反对采取暴力手段，认为通过暴力手段是永远无法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只能通过施加社会和政治压力。正如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所言：

【“武装分子只是异见者中的少数，多数人对暴力起义中难免会伴随着的暴行感到厌恶。但这些武装分子凭借强力以及由此赢得的国际支持占据了上风。”】

加入武装反对派行列的往往是贫穷的农村青年男子，大多数行动人士则组成了地方性的协调委员会和公民社会团体，开展调停、监督、地方治理、提供服务、法律援助和维护妇女权利等一系列活动。

主要是外部势力在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以国外为基础的伞状反对派组织。2011年9月15日，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土耳其成立，该委员会由先前便存在、常常身处流亡之中的反对派团体和在抗议期间成立的新团体组成。不过，上百个叙利亚境内新成立的团体被排除在了该委员会之外，它也从来未能克服流亡者和叙利亚境内团体之间或是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土耳其和卡塔尔是委员会主要资助者这一事实令这一点尤其难以做到。起初该委员会更青睐非暴力手段，并且反对国际干涉——这一立场于2012年3月被放弃，尽管许多叙利亚境内的地方协调委员会和行动人士反对将这一冲突军事化。2013年时，一个名为叙利亚革命者和反对派全国联盟的更加广泛的新组织成立了，但该组织仍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

类似的，叙利亚自由军于2011年7月成立，本应协调和指挥各民兵。旨在将各民兵汇聚起来、为其发放资金和武器还包括成立高级军事委员会和最高军事司令部。从一开始，武装反对派的主要战略就是促使西方进行干涉，就如同利比亚的情况一样。抗议时的标语包括“国际保护的星期五”（2011年9月9日）、“禁飞区”（2011年10月28日）和“我们要求缓冲区”（2011年12月2日）。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西方国家和海湾捐资者（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私人）提供了资金、武器、物流支持以及所谓非致命援助。但只是在“伊斯兰国”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后，西方才开始进行军事介入，随后针对的对象就变成了“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政府。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伊朗也进行了干涉，站到了叙利亚政府一边。

自从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六年。国际调停的停火协议不时地暂时缓解了暴力。在本书写作之时，叙利亚分裂成了四个部分（并不一定彼此接壤）：政府控制的区域；政府撤出的区域，大部分为反对派所控制；库尔德人统治的区域——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政权在早期达成协议，令该地区免于遭受空袭，因此这是相对和平的一个区域；“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其面积已大幅减少了。但在这些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因而较为和平；有些地方正遭受围攻或是持续轰炸；还有些地方持续遭受暴力并数易其主。

叙利亚乱局可以被描述为三种相互强化的安全文化的交织状态。和其他新型战争一样，这也是一场对文明的攻击。这不仅是就这场战争催生的不文明的政治叙事而言，更是就对平民和文化遗产发动的攻击而言。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武装团体是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松散网络组成的。在反对派一边有着数百个武装团体。BBC于2013年的报道更是称武装团体的数量超过了一千个。之所以无法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抵抗团体，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捐资者。它们不仅包括国家（美国、欧洲各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其他海湾国家），还包括海湾地区的许多个人。结果，各个武装团体为了获得资金你争我夺，出现了菲利普斯所谓的“反叛市场”。

另一原因在于各团体之间存在着差异。有些人是世俗主义者，有些人是伊斯兰主义者。部分由于资金的缘故，部分由于宗教教义的缘故，伊斯兰主义者渐渐占据了上风。在伊斯兰主义者中间也存在着差异，有些人只是社会保守派，其他人则是极端分子——例如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以及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2016年7月，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据菲利普斯表示，“私人捐资者不受制约的极端主义立场、海湾国家官方支持的宗派主义，加之残暴的巴沙尔政权，促成了令萨拉菲派和圣战者得以大行其道、世俗主义者和温和派被排挤到一边的环境”。随着西方减少了为武装团体提供的资金，这一趋势在近几年来愈演愈烈。这些团体不仅包括叙利亚人，还有上千名志愿者涌入了叙利亚，他们不仅加入了“伊斯兰国”，还加入了冲突的各方。

政府这一边也变得如同反对派了。尽管常备军被用来进行远程轰炸和炮击（这和其他新型战争的情况一样），但政府由于害怕军队倒戈，对动用军队持谨慎态度。政府起初使用了沙比哈等民兵——这些人“原先是从事走私和勒索的恶棍”——以及情报机构。此后，巴沙尔政权又组建了由伊朗共和国卫队训练的国防军，并鼓励地方民兵发展，从而导致了阿隆·伦德（Aron Lund）所谓的政府统治区域“民兵化”的现象。伊朗共和国卫队还被派往了地面，在2016年重夺阿勒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黎巴嫩真主党的情况也是如此。据说伊朗共和国卫队精英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掌控着巴沙尔政权的地面军事行动。

此外，“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民兵人民保护部队也分别控制着自己的区域。

和其他新型战争一样，宗派主义叙事也通过战争被塑造了出来。尽管叙利亚是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但还存在着包括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基督徒、伊斯梅利派、犹太人等在内的大量少数群体。所有这些群体的共存反映出叙利亚社会的世界主义特征。2011年的抗议同样反映了这一世界主义特征，例如这些标语——“叙利亚人民是一家”，“自由才是我的宗派”。尽管身份政治有着较为久远的根源，但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武装团体都蓄意煽动了宗派主义叙事，以便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民主要求上转移开来。

在现代叙利亚的兴起过程中，身份政治就一直是各方操纵的目标，先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后期，后来是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当时短暂地建立了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半国家，而且宗教少数群体在军队和安全部门尤其受到了优待。据说哈菲兹曾支持来自自己宗派、宗族和家族的人士。尤其是阿拉维派军官成了庇护和腐败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尽管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宣扬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哈菲兹其实是通过这张网络进行统治的。从巴沙尔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利的，同样主要是阿拉维派，他们中的某些人成了超级富豪的代表。不过，哈菲兹和巴沙尔的这种做法似乎并非系统性的。对身份政治的操纵，也并非专属于叙利亚政府的现象。发动了1982年哈马起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宣扬的是反阿拉维派、泛逊尼派的意识形态，库尔德各党则强调阿拉伯和库尔德的差异。

战争爆发后，巴沙尔政权便指控反对派宣扬反阿拉维派叙事，并蓄意煽动非逊尼派的恐惧情绪。例如，政权故意将暴力行为集中在多数居民信奉逊尼派的街区，民兵同样是由其他少数群体组成的。作为外部支持者的伊朗以及驻扎在叙利亚的伊朗什叶派武装及真主党武装助长了巴沙尔政权的宗派主义做法。渐渐地，宗派主义叙事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圣战团体和奉行“地缘—宗派主义”的外部势力变得愈发重要了。在格拉斯看来，“恐惧迫使民众躲进了看似安全的宗派或种族飞地……由不同族群构成的社群曾是叙利亚社会的一大特征，如今却被‘隔都’取代了。和自己人待在一起让人们感到安全”。宗派主义蔓延开来的例证之一是卡塔尔和伊朗在2017年斡旋达成的“四镇协定”，这涉及大规模的人口交换：生活在被政府军围困的南部城镇扎巴达尼和迈达亚的逊尼派民众不得不迁徙至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反对派控制下的被围困的城镇，生活在北部凯夫拉耶和富阿等镇、遭到叛军和伊斯兰主义团体包围的什叶派民众则转移到了巴沙尔政权控制的区域。

反对派常常采取典型的游击战略，例如攻击军事基地或政府所在区域，但叙利亚战争中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针对的是平民。大量伤亡是巴沙尔政权的暴行造成的。政府在从反对派控制区域撤出后，便刻意通过削减薪水、切断电力供应、轰炸以及使用包括化学武器、集束炸弹燃烧武器和汽油炸弹在内违禁武器等方式清空这些区域，学校、医院、集市以及其他人口密集的区域常常成为打击目标。人道主义车队同样遭到了打击。反对派占据的许多城镇都遭到了包围，这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大批民众遭到了武断的拘禁、折磨和“被消失”。据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受到政府拘禁后因为广泛存在的折磨、虐待行为以及饥饿和疾病而死亡者为数众多。根据当地监督机构表示，在2011年3月至2016年6月间达到了至少12679人”。

“伊斯兰国”采取的是典型的新型战争策略。进入政府势力薄弱的地区，夺取行政建筑，杀死或驱逐少数群体或不服从者，实施斩首等骇人的暴行，并蓄意攻击文化遗产——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例是在2015年摧毁了有着2000年历史的巴尔米拉神庙。

和其他新型战争一样，最突出的策略要数强制迁徙。冲突各方都通过驱逐那些可能不服从自己统治者确立起了政治控制。据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估计，流离失所的人数占到了总人口的45%。根据人口调查的结果，该中心的报告估计2015年底叙利亚境内的人口总数为2020.8万人，其中国内流离失所者为636.1万人，难民和移民为427.5万人。这种人口耗竭的现象仍在继续。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2017年4月，难民人数已超过了500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逃亡路中无助的母亲和孩子

最后，典型的新型战争经济也是叙利亚战争的一大特征。由于物质破坏、缺乏投入（尤其是石油）、缺乏交通设施和人员损失等原因，正式经济急剧收缩了。暴力行为催生了包括贿赂、勒索、绑架、劫持人质、挪用外部援助和走私（尤其是石油和古董）在内的新的收入来源。从事暴力行为的企业家这一新富阶层诞生了，他们有动机将暴力行为继续下去。武装团体之间常常为了经济原因展开合作。例如，“伊斯兰国”控制着柴油供给，发电厂掌握在政府手中，反对派控制领域往往有着更好的自来水设施。鉴于控制边境的方式以及其他因素，叙利亚全国各地差异很大。

这场新型战争的表层和底层都是地缘政治与反恐战争。这场战争既是由外部干涉催生的，又催生了外部干涉。叙利亚成了中东以及全球各势力角逐的舞台——中东各国的宗派分歧日益严重，一边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一边是伊朗；全球各势力间的敌对关系也被重新点燃。此外，叙利亚当然还是反恐战争的一大舞台，干涉的方式和类型都各不相同。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和以美国为首的反“伊斯兰国”的68国联盟，总计达73个国家。在2017年5月北约宣布将加入反“伊斯兰国”联盟后，俄罗斯宣布包括前苏联国家在内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将加入俄罗斯领导的军事行动，尤其提及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名字。

军事干涉既包括空袭，又包括派出地面部队。俄罗斯在2015年开始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声称是在支持反恐战争，但实际上是和叙利亚政府一道打击反对派，包括打击医院和其他民事目标。在本书写作之时，俄罗斯在叙利亚各地都部署了军队。伊朗的圣城旅部队在与巴沙尔政权并肩作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对于2016年收复阿勒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训练了被称为国防军的忠于叙利亚政府的准军事组织。作为反“伊斯兰国”举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民保护部队扩张至本国边境处，土耳其夺取了叙利亚的部分领土。以色列的空袭主要将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军事设施作为目标，同时还将戈兰高迪等缓冲区的入侵者作为打击目标。除了各国的军事干涉外，还有上千名志愿者加入了冲突的各方，以及真主党等组织更加严密的非国家军事力量。

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最初于2014年发动了空袭。它主要是通过空中打击为地面部队——在伊拉克，这包括伊拉克军队、什叶派民兵，以及库尔德民兵；在叙利亚，则包括由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训练的反对派联军，以及土耳其军队——提供支持。美国还派出了特种部队。据估计，截至2017年4月，“伊斯兰国”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已有四分之一被收复，包括曼比季镇。2017年10月17日，反“伊斯兰国”联盟宣布“伊斯兰国”被逐出了位于拉卡的总部。截至2017年11月，反“伊斯兰国”联盟共进行了28380次空袭，其中14310次发生在叙利亚。该联盟采取了包括巷战在内的常规作战方式，这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官方并未公布伤亡数字。根据媒体报告，Airwars.org网站估计非战斗人员的死亡人数至少为6000人。此外，当然还有数千名被视为战斗人员者死亡。尽管“伊斯兰国”失去了领土，但它又在解放区发起了暴动。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也并未烟消云散。恰恰相反，来自全世界的上千名志愿者涌入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的行列。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大规模杀戮削弱了恐怖主义现象。美国的行动似乎还扩展到了叙利亚的其他地区。在2017年4月发生了针对平民使用神经毒气的骇人事件后——后文将对此加以讨论——叙利亚政府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攻击。2017年3月，一所清真寺遭到了袭击，当时约有300人在清真寺中进行祷告。美国声称自己本以为这里举行的是基地组织的集会。

换句话说，叙利亚成了各种安全文化的试验场。在这里，对于攻击医院和学校在内民事设施、定点清除和使用违禁武器的一切限制和禁令似乎都被削弱了。化学武器的使用就清晰地表明了随着安全文化的改变，规范与规则也发生了改变。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少数被国际法禁止使用的武器之一，带有严格监督机制的相关条约于1993年签署、1997年生效。在历史上，下毒就和暗杀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战争手段。古印度根据《摩奴》法典、萨拉森人根据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都禁止在战争时下毒。格劳秀斯也将下毒和暗杀并列为不光彩的战争行为。在地缘政治安全文化框架内，对化学武器的禁令受到了遵守。这不仅仅是因为有关战争合法性的观念在起作用，更是因为此类武器在对称战争中作用有限，对其的防御相当有效，因此双方都乐于避免使用针对化学武器攻击的庞大而笨重的设备。可以认为，正是地缘政治安全文化中对于下毒的禁令使得《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简称CWC）得以签署。

因毒气弹而受伤的人 （图源：叙利亚媒体）

叙利亚从不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字方，据称该国积累起了包括神经毒气在内的大量化学武器库存。战争伊始，就有关于小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尤其是神经毒气。奥巴马曾明确表示使用化学武器将是“一条红线”。2013年8月，在反对派占领的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发生了一次规模大得多的化学武器袭击。据美国估计，此次袭击共杀死了超过1000人，并造成了痉挛、口吐白沫等痛苦的症状。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宣布，如果叙利亚销毁所有化学武器库存，就将不对其进行空袭。接下来，俄罗斯说服巴沙尔政权签署并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公布了所有化学武器库存和制造化学武器的工厂，将在国际监督下将其销毁。有些人认为，考虑到其他武器导致的伤亡和痛苦，如此关注化学武器是不适当的，但更多的人还是因有关化学武器的禁令受到了维护而长出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巴沙尔政权和“伊斯兰国”仍在继续指控对方使用化学武器。巴沙尔政权投下了装满氯气的桶装炸弹，关于使用神经毒气的报道也仍在不断出现。2017年4月，在伊德利卜省的汗·谢胡恩镇发生了又一起大规模神经毒气袭击事件——在叙利亚政府收复阿勒颇之后，反对派武装团体和流离失所者涌入了这一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向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据说神经毒气袭击就是从该基地发起的。俄罗斯国防部则声称叙利亚飞机轰炸了一间可能含有神经毒气的叛军库房。

2013年8月和2017年4月的反差可以用新型战争和反恐战争安全文化的演化来解释。在这两种安全文化中，暴力针对的都是不受保护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是一种令人恐惧的骇人暴行，在新型战争中，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才能实现强制迁徙和对领土的政治控制。对从2015年开始积极参与这场在他们看来是反恐行动的俄罗斯人而言，那些与地缘政治安全文化截然相悖的策略逐渐成了常态，例如蓄意轰炸医院或医疗设施，或是对使用化学武器不加谴责。

人们常常表示西方未对叙利亚进行干涉。但事实上，各势力都对叙利亚进行了干涉。问题在于干涉的类型。干涉既是关于地缘政治的，也是关于反恐战争的。虽未彻底缺席、却被排挤到了边缘位置、收效甚微的是自由主义和平式干涉。从一开始，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便都介入其中，但达成国际共识却十分困难。安南于2012年2月被任命为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联合特使，并成功地促成了关于终结冲突的六点计划协定，于2012年3月21日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的一致通过。该计划促成了2012年4月的停火协议，暂时缓解了暴力局势，并派出了300名监察员。然而，迫于外部压力，监察员在8月时便撤出了。布拉希米取代了安南，随后斯塔凡·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又取代了布拉希米。会谈不时地展开，但成效十分有限。2017年12月停火协议达成后的最新一轮会谈，是由发挥了越来越大作用的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促成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有所减少，但反对派不同派系之间的暴力冲突却加剧了。与此同时，巴沙尔政权从未减轻镇压的力度，不断地进行逮捕，却很少释放。尽管德米斯图拉实行了与妇女及公民社会相关的创新措施，但在这片遭到撕裂和摧毁的土地上，会谈依旧难以取得成功。

作者简介：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英国知名学者。生于1946年3月，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简称PPE）学士学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创始成员。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全球治理系教授，兼任冲突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The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 Research Unit）主任。2003年，卡尔多教授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以表彰她对“民主和全球治理”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Globalisation）、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干涉（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治理（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Governance）、新型战争（New Wars）。

著有《正在解体的西方》（The Disintegrating West, 1978）、《巴洛克式兵工厂》（The Baroque Arsenal, 1983）、《想象的战争：理解东西方冲突》（The Imaginary War: Understanding the East-West Conflict, 1990）、《全球公民社会：对战争的一种回应》（Global Civil Society: An Answer to War, 2003）、《人的安全：反思全球化与干涉》（Human Security: 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vention, 2007）、《新型战争与传统战争》（New and Old Wars, 2012）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