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开始——民国社会精英们的“向下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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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没办法解决。

20世纪初，中国的国门进一步打开，传统农业大国旧有的经济结构无法经受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浪潮的冲击。鸦片战争以来，农业和农村加速衰败的命运仍未改变。在政治混乱、人心不定的大背景中，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乡村危机深有反思，他们以农村为试验田，开展了种种救济农村的尝试。这也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让我们去看待百年前的社会现实与思潮涌动。

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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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

早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这三次早期现代化尝试中，一些洋务派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曾尝试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现代化变革。他们主张把引进和推广西学放在首位，强调革除陈规陋习，发展近代新型农业。此外，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革命家也非常重视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辛亥革命以后，很多满心期待着崭新局面即将到来的知识分子却失望地发现，政治依然混乱，国家依旧贫弱。政客议员“捣乱行私，不成事体”，他们“贱视道德，私欲迷心”“除党争和纵欲外，一无所知”。十年前很多革命党人对清廷腐败义正词严的指控，现在却反过来落在了民国政客们的头上。

现实让一些满脑子宪政蓝图、热衷组建政党的知识分子清醒过来。他们开始怀疑上层政治改革的有效性，并意识到仅仅更换统治阶层似乎并不足以改变全局，如果不从基层组织的改变做起，不管多少次革命，中国的现状也难以改变。

辛亥革命浮雕

类似的反思不在少数。实际上，这些批评的声音不仅针对民国政府本身，而且也关乎摆脱清朝统治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选择是否正确的关键问题。

就在人们还心怀不安和疑惧时，一战爆发了，欧洲打得血流成河，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动荡。目睹了这一切的中国思想家们感到心中的理想幻灭了。一批早期的社会活动家开始把眼光投向底层社会，寻求建立基层组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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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现状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农业向来被视为国之命脉，农业为“本”，工商为“末”，“重本抑末”是贯穿中国古代经济的不变主线，因重农而生的“乡村情结”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思潮激荡的“五四”时期，社会精英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基层的普通劳动者，社会改造这个词语在当时相当时髦。

五四运动

当时很多人对农村有种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他们举例说：中国人遇到水、旱、兵、匪之类的灾患时会在短时间内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应对方法，共同抵制。农民在农忙时会互相帮助，互用劳力、农具与牲畜，有时候还会出现数村联合扶助、防御与集会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中国人自古就有“自治”传统，脱离官府也能过得很好。

这种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盘散沙式的基层结构，说好听些是自由放任，实际上是古代中央权力无法触及底层所导致的，即所谓“皇权不下县”。

而乡村建设派进行乡村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培养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现代公民。他们把培养农民的现代化素质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前提，从而构筑社会改造的基础。

而2O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呢？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同时，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这让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

**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流离失所；二是农产品滞销、土地价格猛跌；三是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其负债比例和幅度大幅上升；三是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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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激荡的实验时期

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农会的动员能力让人们认识到，农民这个阶层一旦被发动和团结起来，有了真正代表自己的组织，其凝聚力的强大。事实证明，农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承担起改造自身社会环境的历史重任。3O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在各地逐渐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不断涌现。

他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有的从扫盲出发，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有人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于乡村的道德自近代以来遭受重创，因此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如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有人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起始，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的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乡村自治，以完成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治目标，如江宁自治实验县；有人身感土匪祸乱的切肤之痛，因此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如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等。

晏阳初

虽然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实践路径也显然有别，然其重建乡村社会的基本诉求却大体相同，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

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为例，在身体力行的同时，他也很注重经验和理论的探索，形成中国式平民教育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病症是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文字、生计、公民、健康“四大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的“三大方式”等一系列理论。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以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为指导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成绩卓著，成为全国乡建工作的榜样。

陶行知将改造社会的视线由城市转到了农村，在南京郊区设立了晓庄师范学校，以十余年从事平教、乡建工作的经验为依据，创立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的生活教育论。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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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着手。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文化的衰弱，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所以要振兴儒家文化，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主要的方案是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对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同时组织乡村自卫团体维护治安，并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谋求乡村的发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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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

虽然民国时期的社会精英们提出了种种设想，做出了种种尝试，但最终他们遗憾地发现，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没办法解决。即便在当时，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也是截然不同的：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了孰是孰非，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准扶贫”的一系列措施悄无声息地改造着这个国家的基层社会。回首往昔，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看似不切实际，但它也有积极意义。这些社会精英们看到了现代国家在进行基层制度建设时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并构想了一系列的举措加以弥补，他们把眼光投向农村社会，试图构造新的基层组织，实现社会革命，这恰恰与那些纸醉金迷、不关心民生疾苦的上层人士们截然相反。虽然结果并未如其所愿，但也为今日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