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污名化，家政工人会怎么做呢？_风闻

编者按：本期推送的是Kim Bosmans于2016年发表于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的题为Dirty work, dirty worker? Stigmatis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domestic workers的文章。因为涉及处理污垢、低职业声望、与雇主有密切的关系，家政工作被视为“肮脏”的工作。这种污名化，对家政工人的自我意识产生负面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43名比利时家政工人的访谈情况，探讨了如何调节家政工作污名化与自我意识的矛盾。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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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工人被污名化，物理层面上是因为做清洁工作会接触较多垃圾、废物、污垢，社会层面上则是雇主与工作人员的奴役关系。此外，家政工作被认为是不需太多技巧、每个人均可做的工作，也即非生产性无偿家务劳动。从地位、权力、工作情况、教育质量、收入情况等维度分析后，可将家政工作总结为“低职业声望”的工作。这些使得雇主不尊重家政工人，或许忽视她们辛勤工作，亦或是公开欺骗她们。

外界如何评价，影响家政工人的职业身份，因此，屈辱感会对家政工人的自我意识产生负面影响。自我意识指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或身份，它包括自尊、人格特质、优势、弱点、社会角色和关系等要素。

本文作者首先研究了社会压力理论中的应对策略，该理论解释了如何从工作污名化中调适，走向身心健康。本理论将社会认同理论与制度正当化理论加以整合，探索适应性良好、适应性不良的应对策略。此外，之前研究描述了家政工人如何应对孤独、剥削、压迫和种族主义，但未研究其如何面对污名化。

家政工人如何被污名化？

家政工作的污名化会让人紧张，从而可能导致心理健康状态较差。与之相关的应对策略，要么以问题为中心，采取行动改变压力源（如积极面对雇主的羞辱行为），要么以情绪为重点，旨在减少情绪痛苦。在适应良好的情形中，个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相比，增强自尊心。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我们”与“他人”的差异，促进了个体对于“优势”的感知，也增强了成员的自尊、价值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而在适应较差的情形中，制度正当化理论认为，被污名化的群体倾向于接受、内化自己的负面评价。

事实上，在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下，社会认同理论和制度正当化理论同时发挥作用。社会压力理论认为，人可以管理压力源（无论是以积极还是消极方式进行）。

方法

参与者

本研究访谈了比利时服务券计划中工作的43名家政工人，2004年启用的比利时服务券计划是比利时政府资助的就业帮扶制度。截至2013年，该制度累计服务149782名家政工人。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家政工人、服务券公司和雇主的三方雇佣关系。

通过以下渠道选择家政工人：（1）工薪阶层聚居的一个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NGO（2）工会（3）不同的服务券公司（4）为大型服务券公司工作的护工。由受访者介绍其他潜在受访者。经过被访者同意后，与受访者进行深入会谈。

以下是被访者信息：

性别：男性1人，女性42人

年龄：19-29岁14人，30-49岁20人，50+岁9人

教育程度：初低等教育38人，高等教育5人

籍贯：比利时16人，外籍人27人

研究过程和分析

本研究使用现象学的观点，关注的是人们对所经历的事情的感受、认知，而非经历本身。在列出相关主题后，对信息进行搜集。相关主题包括：工作质量（雇佣合同稳定性、收入、权利、培训状况、雇佣关系、工会代表性、身体接触、自主性、任务难度），工作意义（工作职能和作用），身心健康，处理与工作有关的问题/需求，移民史。这些问题与家政工人的应对策略密切相关。会谈主要关注（1）对生命历程的态度，重点关注家政工人的就业、移民史；（2）典型的工作日安排。

访谈于2012年2月至2014年10月进行，时间在37-112分钟之间，访谈被逐字转录。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根据应对策略的类型进行重新编码，并研究应对策略如何影响家政工人自我意识。

研究结果：耻辱感和自我意识之间的调解策略

应对策略

描述

面对或反对观点和行为

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

1.面对或反对他人对污名化的看法

1.通过改变价值观来改变看法

2.面对或反对他人对污名化的行为

2.通过改变价值观来改变行为

主要的意识形态

一系列信念，帮助解释职业，并赋予工作积极意义

1.重构

1.转变职业所带来的屈辱感，将屈辱的工作注入正面价值，或忽视/中和/地址屈辱感

2.重新定位

2.通过最小化不受欢迎的方面，来调整评估工作的标准

3.重新聚焦

3.强调工作的非污名化

社会权衡

与其他群体相比的优势

1.对于谴责者的谴责

1.批评那些批评的人，从而质疑其合法性

2.对于支持者的支持

2.对于这份工作评价积极的人，予以更多信任度

3.选择性的社会比较

3.与不如自己的人作比较

4.组内偏好

4.对于本组（同样工作的人）的赞美，倾向于与他们交往

5.组际偏好

5.对于其他组的赞美，倾向于与他们交往

6.组内的刻板印象、污名化

6.关于自身职业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

抗争性策略

以适应现状为重点的应对手段

  1.指责、疏远雇主

1.指出雇主是造成屈辱的原因

  2.回避

2.回避自己家务的贡献

  3.接受

3.辞职、一直忍耐下去

  4.远离角色/组内身份认同感

4.把自己从污名化中分离出来；将自己视作局外人

​讨论与结论

本文讨论了家政工人如何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建立积极/消极的自我形象。家政工人有四种应对策略。第一，她们可以选择面对/反对观点和行为。第二，可以通过改变意识形态来应对。比如，重构意味着积极或中立的价值观，忽视消极的评价（例如，她们把打扫屋子视作荣誉）。重新定位意味着不关注工作主要的部分、不受人尊敬之处，着眼于工作的次要部分、受人尊敬的地方，例如，她们把自己定位为照顾者。她们不关注屈辱的部分，而关注非污名化之处，如，她们会关注弹性工作时间。第三，她们可以使用社会权衡，这意味着在与其他非家政工作者交往时，选择支持那些对家政工作持积极态度的人。组内偏爱与支持非常重要。她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寻求同事的帮助。组外支持也很重要。第四，她们使用一系列防御策略，如指责/疏远不尊重自己的雇主；避免选择为自己所在社区的客户服务；接受家务劳动；回避自己的家政工角色。

本文从社会压力的角度探讨耻辱，但是，适应性策略和不适应性策略可以相互转化。比如，把打扫房屋当作过渡工作，这是一种“适应性”的“接受”策略，而当找不到其他工作时，“接受”就成了不适应策略。此外，为了避免其他人看不起自己，“回避”（不告诉其他人自己的工作），可以被理解为适应性策略。然而就“回避”自身而言，也确实是不适应性策略。此外，研究成果表明，尽管有些家政工人已经内化了耻辱，但也会使用适应性策略来避免更深层次的污名化。“虽然做家政工人很丢脸，我从不为社区内的家庭服务，但做家政总好过失业”一位家政工人说到。此外，一些家政工人使用几种适应性策略，来创造更积极的自我意识。比如，一位家政人员虽以做家政为荣，却也会内化职业的耻辱。

本文研究局限是未能区分应对策略和自我意识。比如，“内化工作耻辱”这一不适应策略，也可以被认为是“低自我形象”表达，使用了适应性策略。此外，文章还未讨论人口学特征（年龄、教育水平、移民身份、文化因素）、个人因素（控制感、忍耐性、自尊）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自尊等是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社会压力的分析框架如下：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包括自尊等）和过往经历会影响以后的经历、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本研究还指出，与雇主简历积极的、支持性关系可以更好地应对问题。而工作中缺乏支持可能会导致耻辱感。

未来研究应该使用调查研究方法，探讨不同应对策略、应对资源和个人特征对家政工人自我意识产生影响的程度和效度。社会压力法也可以研究其他职业中受屈辱的应对策略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