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污名化,家政工人会怎么做呢?_风闻
观察者网用户_241051-2019-07-28 10:15

编者按:本期推送的是Kim Bosmans于2016年发表于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的题为Dirty work, dirty worker? Stigmatis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domestic workers的文章。因为涉及处理污垢、低职业声望、与雇主有密切的关系,家政工作被视为“肮脏”的工作。这种污名化,对家政工人的自我意识产生负面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43名比利时家政工人的访谈情况,探讨了如何调节家政工作污名化与自我意识的矛盾。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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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工人被污名化,物理层面上是因为做清洁工作会接触较多垃圾、废物、污垢,社会层面上则是雇主与工作人员的奴役关系。此外,家政工作被认为是不需太多技巧、每个人均可做的工作,也即非生产性无偿家务劳动。从地位、权力、工作情况、教育质量、收入情况等维度分析后,可将家政工作总结为“低职业声望”的工作。这些使得雇主不尊重家政工人,或许忽视她们辛勤工作,亦或是公开欺骗她们。
外界如何评价,影响家政工人的职业身份,因此,屈辱感会对家政工人的自我意识产生负面影响。自我意识指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或身份,它包括自尊、人格特质、优势、弱点、社会角色和关系等要素。
本文作者首先研究了社会压力理论中的应对策略,该理论解释了如何从工作污名化中调适,走向身心健康。本理论将社会认同理论与制度正当化理论加以整合,探索适应性良好、适应性不良的应对策略。此外,之前研究描述了家政工人如何应对孤独、剥削、压迫和种族主义,但未研究其如何面对污名化。
家政工人如何被污名化?
家政工作的污名化会让人紧张,从而可能导致心理健康状态较差。与之相关的应对策略,要么以问题为中心,采取行动改变压力源(如积极面对雇主的羞辱行为),要么以情绪为重点,旨在减少情绪痛苦。在适应良好的情形中,个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相比,增强自尊心。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我们”与“他人”的差异,促进了个体对于“优势”的感知,也增强了成员的自尊、价值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而在适应较差的情形中,制度正当化理论认为,被污名化的群体倾向于接受、内化自己的负面评价。
事实上,在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下,社会认同理论和制度正当化理论同时发挥作用。社会压力理论认为,人可以管理压力源(无论是以积极还是消极方式进行)。
方法
参与者
本研究访谈了比利时服务券计划中工作的43名家政工人,2004年启用的比利时服务券计划是比利时政府资助的就业帮扶制度。截至2013年,该制度累计服务149782名家政工人。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家政工人、服务券公司和雇主的三方雇佣关系。
通过以下渠道选择家政工人:(1)工薪阶层聚居的一个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NGO(2)工会(3)不同的服务券公司(4)为大型服务券公司工作的护工。由受访者介绍其他潜在受访者。经过被访者同意后,与受访者进行深入会谈。
以下是被访者信息:
性别:男性1人,女性42人
年龄:19-29岁14人,30-49岁20人,50+岁9人
教育程度:初低等教育38人,高等教育5人
籍贯:比利时16人,外籍人27人
研究过程和分析
本研究使用现象学的观点,关注的是人们对所经历的事情的感受、认知,而非经历本身。在列出相关主题后,对信息进行搜集。相关主题包括:工作质量(雇佣合同稳定性、收入、权利、培训状况、雇佣关系、工会代表性、身体接触、自主性、任务难度),工作意义(工作职能和作用),身心健康,处理与工作有关的问题/需求,移民史。这些问题与家政工人的应对策略密切相关。会谈主要关注(1)对生命历程的态度,重点关注家政工人的就业、移民史;(2)典型的工作日安排。
访谈于2012年2月至2014年10月进行,时间在37-112分钟之间,访谈被逐字转录。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根据应对策略的类型进行重新编码,并研究应对策略如何影响家政工人自我意识。
研究结果:耻辱感和自我意识之间的调解策略
应对策略
描述
面对或反对观点和行为
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
1.面对或反对他人对污名化的看法
1.通过改变价值观来改变看法
2.面对或反对他人对污名化的行为
2.通过改变价值观来改变行为
主要的意识形态
一系列信念,帮助解释职业,并赋予工作积极意义
1.重构
1.转变职业所带来的屈辱感,将屈辱的工作注入正面价值,或忽视/中和/地址屈辱感
2.重新定位
2.通过最小化不受欢迎的方面,来调整评估工作的标准
3.重新聚焦
3.强调工作的非污名化
社会权衡
与其他群体相比的优势
1.对于谴责者的谴责
1.批评那些批评的人,从而质疑其合法性
2.对于支持者的支持
2.对于这份工作评价积极的人,予以更多信任度
3.选择性的社会比较
3.与不如自己的人作比较
4.组内偏好
4.对于本组(同样工作的人)的赞美,倾向于与他们交往
5.组际偏好
5.对于其他组的赞美,倾向于与他们交往
6.组内的刻板印象、污名化
6.关于自身职业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
抗争性策略
以适应现状为重点的应对手段
1.指责、疏远雇主
1.指出雇主是造成屈辱的原因
2.回避
2.回避自己家务的贡献
3.接受
3.辞职、一直忍耐下去
4.远离角色/组内身份认同感
4.把自己从污名化中分离出来;将自己视作局外人
讨论与结论
本文讨论了家政工人如何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建立积极/消极的自我形象。家政工人有四种应对策略。第一,她们可以选择面对/反对观点和行为。第二,可以通过改变意识形态来应对。比如,重构意味着积极或中立的价值观,忽视消极的评价(例如,她们把打扫屋子视作荣誉)。重新定位意味着不关注工作主要的部分、不受人尊敬之处,着眼于工作的次要部分、受人尊敬的地方,例如,她们把自己定位为照顾者。她们不关注屈辱的部分,而关注非污名化之处,如,她们会关注弹性工作时间。第三,她们可以使用社会权衡,这意味着在与其他非家政工作者交往时,选择支持那些对家政工作持积极态度的人。组内偏爱与支持非常重要。她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寻求同事的帮助。组外支持也很重要。第四,她们使用一系列防御策略,如指责/疏远不尊重自己的雇主;避免选择为自己所在社区的客户服务;接受家务劳动;回避自己的家政工角色。
本文从社会压力的角度探讨耻辱,但是,适应性策略和不适应性策略可以相互转化。比如,把打扫房屋当作过渡工作,这是一种“适应性”的“接受”策略,而当找不到其他工作时,“接受”就成了不适应策略。此外,为了避免其他人看不起自己,“回避”(不告诉其他人自己的工作),可以被理解为适应性策略。然而就“回避”自身而言,也确实是不适应性策略。此外,研究成果表明,尽管有些家政工人已经内化了耻辱,但也会使用适应性策略来避免更深层次的污名化。“虽然做家政工人很丢脸,我从不为社区内的家庭服务,但做家政总好过失业”一位家政工人说到。此外,一些家政工人使用几种适应性策略,来创造更积极的自我意识。比如,一位家政人员虽以做家政为荣,却也会内化职业的耻辱。
本文研究局限是未能区分应对策略和自我意识。比如,“内化工作耻辱”这一不适应策略,也可以被认为是“低自我形象”表达,使用了适应性策略。此外,文章还未讨论人口学特征(年龄、教育水平、移民身份、文化因素)、个人因素(控制感、忍耐性、自尊)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自尊等是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社会压力的分析框架如下: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包括自尊等)和过往经历会影响以后的经历、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本研究还指出,与雇主简历积极的、支持性关系可以更好地应对问题。而工作中缺乏支持可能会导致耻辱感。
未来研究应该使用调查研究方法,探讨不同应对策略、应对资源和个人特征对家政工人自我意识产生影响的程度和效度。社会压力法也可以研究其他职业中受屈辱的应对策略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