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取消地域限制为何不可行？读读历史你就知道了_风闻

原创：丨苏力  来源丨北京大学出版社

针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高考移民”，以及同一套卷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差异悬殊等现象，有人提出治标又治本的方式就在于取消地域歧视，全国一套卷一条分数线，给出的理由是唯才是举、物竞天择。

然而，这其实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事实上涉及到了人们对政治体的期望、认同等问题。做一个不完全对等的类比，在高考的前身察举制、科举制那里，地域因素就始终在国家的考量之内。

无论优劣，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汉武帝下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当有些郡国未完成这项工作时,汉武帝再次下诏要求各地必须完成,否则就是没同中央保持一致,表明郡国官员行政能力不足,应予撤职。这之后,汉武帝还规定各郡国按照人口基数来推举人才——一种初始因此粗陋的比例制。

问题是为什么按郡国分配或根据郡国人口数来分配孝廉或秀才的举荐指标?若仅仅考虑政治精英的选拔,似乎就只应唯才是举,分配名额其实是一种限制,与精英政治的道理是相悖的。应当是各郡国有多少人才就推荐多少,中央就采纳多少;或由中央定个总数,打乱各地的推荐名额,以某种标准化方式统一录取;没有理由先以郡国为单位各推荐一人;后又改为按人口多少分大中小郡国各自推荐人选。看起来虽然合理,但这是假定人才在全国各地人口中永远呈正态均衡分布,而人才,至少是受过教育的人才,不仅当时,即便今天,在中国各地人口的分布也不是正态和均衡的。

还有,当有郡国未完成推举任务时,汉武帝为什么会认为是地方官员未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能力不足?为什么不推定地方官员推举人才上实事求是,工作严谨负责,没有虚报人才敷衍中央政府?起码有理由认定,当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政治文化精英的自然数量一定不同。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在中央政府的催逼下,各地出现了民间大加讽刺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难道汉武帝不懂这种“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的简单道理?

若懂,却不在意。这就暴露了**汉武帝有坚定不移的政治追求和重大政治权衡,且完全独立于关于各地政治精英人才正态分布的基础假定。**这个追求是,第一,不论各地人才分布是否均衡或如何不均衡,汉武帝要求各郡国都向中央推荐人才,就是希望全国各地的相对于其本地的政治精英,即便在其他地方未必是政治精英,都能有足够机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中来。

第二,他希望各地官员齐心合力——以国家的政治架构和渠道——来实现这个政治追求。目的是要使朝廷聚集起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构建一个从上至下且遍及四方的政治组织也是国家机器,全面增强朝廷的政治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会影响各地的其他政治精英,“光宗耀祖”会激励民间投资为国家培养人才。

明朝的南北学人之争

大约750年后,在科举制建立之初,隋文帝也命令各州每年三人参加科举考试。这还只是按地域分配考试名额,不是按地域分配最终录取名额,也不是按人口比例来分配考试或录取名额。但如果仅从选拔政治精英来看,这显然不是唯才是举,各州推荐的三人不一定有可比性。你怎么知道徐州推出的第四甚至第八人就不如苏州推出的第一人?或是相反?但这种向各地分配考试名额的做法一直为后代坚持。这就不能用个别皇帝的偏好来解释了。就算是将错就错,路径依赖;但这正是制度演化意义上的真理?!

该出现的一定会出现。又过了将近700年,按中国南北地域分配录取名额的做法出现了。1425年明仁宗时明确规定,科举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即在会试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并按“南六十”“北四十”的比例录取进士。之后又分成“南”“北”“中”三类地区,录取比例分别为55%、35%和10%。这个比例之后也有变更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录取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废科举。不仅考进士如此,而且,整个明清时期,各省可以录取举人的名额(也即可以参加考进士的名额)也由中央分配。

因此,只能断定,无论是按地域还是按人口比例分配举人和进士的考试录取名额,着眼点都不只是为选拔精英,不只是为适应政治高层对精英在社会中分布格局的假定或想象,**而是为了政治;**即便是精英政治中的,即便是读书人之间的,那也是政治,并不因此就成了“文化”。

推翻元朝后,明初1397年的科举考试,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结果引出了“南北榜之争”。这一年春天发榜录取的52名进士全是南方人,皇帝朱元璋派了专人调查,未发现任何舞弊嫌疑。调查者报告,北方最优秀考生的答卷也远不如许多南方落榜考生的答卷。

这种不平衡是可信的,问题不在各地考生的智力,而在于社会。东晋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自南宋至元代,南方一直比北方安定,经济、文化也更发达;明朝建立也是自南向北逐步扩展——南方更早获得了和平和安定;南方的教育更稳定和发达。但这一有道理、在抽象意义上也公正的考试结果引发了北方政治精英的强烈愤懑。更糟的是,皇帝朱元璋的家乡位于江淮之间,却属于南直隶,在这个意义上是南方人。即便是皇帝,躺着,朱元璋也不幸中枪。朱元璋甚至亲自谕示主考官更改黄榜,录取几名北方学子平息风波。

但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的主考官和调查官,刚直不阿,坚决不给皇帝面子,全然无视政法实践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然而,**当法律完全不在乎政治和社会现实和后果之际,政治和社会就一定会完全不在乎法律。**朱元璋出手干预了这一南北学人的政治冲突引发的危机,下令处死了主考官和调查者,甚至将无辜的春榜状元一并处死。次年重考,他亲自阅卷录取了61名进士——居然全是北方人!

**这是法治的悲剧,但也是政治的悲剧。**从中我们看到了精英之中有很不精英的一面,也看到了政治之中最为政治的一面。精英政治也不改变它还是政治。事实上精英们会更敏感于政治利益,更乐于也更善于利用政治来追求利益。不仅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天生有限,尤其从农耕社区出来的古人,基于地域的猜忌很容易发生,更容易被人利用。

这些猜忌一旦进入政治高层,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后果就非常重大,甚至——如这个事件展示的——是灾难性的。必须防止各种野心家利用这类地域猜忌,分裂国家,重启战火。在这一法治/政治悲剧后,明初之所以确定依地域分配考试和录取名额,首先就是要安抚各地有政治追求的文化精英,平衡国内各地域的政治力量。这是考试制度。但仅仅是考试制度吗?这不也是关于政治统治集团成员选拔以及地方利益的宪制安排之一!

明朝为此设立了“中区榜”

这就可以解说在划分南区、北区榜仅一年后,1426年,明朝又定了个中区榜。虽然此后区域有所调整,但南、北、中区的划分一直沿用,包括在清代。但更应考察一下明代的这个所谓中区,它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以及靠近朱元璋家乡的即今天的合肥、凤阳、滁州、和县等地。西南四省加上今安徽江淮之间的某些县,大西南与这几个县在地理上远隔数千里,文化民风习俗毫无相似之处。这个中区划分太奇怪了!但正因为其奇怪,才突显了明代中央政府的政治考量和追求。不是或至少不只是朝廷想笼络全国读书人的心,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也借这一划分让天下的读书人都能了解朝廷的良苦用心。

**第一是要确立分区按比例科举录取的政治合法性,要把在南北榜之争躺着也中枪的明朝皇帝从这场险恶的精英争斗中彻底解脱出来。**在南北榜之争中,朱元璋之所以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手段,并不因为朱元璋残忍,而是因为朱元璋属于南方人。在这场文人的政争中,没人,也没人敢,公开指控朱元璋,但朱元璋明白,如果这场争论处理不当,一定会令北方读书人和其他政治精英怀疑明朝是否政治公平,怀疑明朝能否真正摆脱元朝的族群和地域偏见。割不断的历史,以及文化和政治分裂的潜在重大后果迫使朱元璋不得不以极端手段,处死考官、状元和调查官员来证明“王者无私”,自己丝毫不偏袒南方读书人,借此来争取北方政治精英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对王朝的忠诚。

但这种做法也只能缓解北方政治精英一时的怀疑,仍有难以打发的疑云。南方政治精英也可能心生怨愤,认为朱为笼络北方政治精英,牺牲了南方政治精英的利益;北方精英也会认为分区也只是皇帝做“秀”给我们看。几乎无解;即便把凤阳划到北方也无法化解。然而,把朱元璋家乡周边这一小块地区划入中区,会同西南四省分享10%的进士名额,虽不能令南北政治精英尽释前嫌,但这会有利于政治精英这个全国性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这是一个不坏的选项。

但这还没完全展现朱元璋的更大更深远的政治利益关注。还需要时间,要等到清代,才能看清。通过设立中区,这其实是向当时政治和文化还不发达的西南各省的读书人或潜在政治精英表明,中央政府决心为少数民族较多、教育水平偏低的西南地区保留一定参政名额,为当地培养一些有能力参与全国政治的读书人,为西南四省的读书人参政实际降低了录取成绩的门槛。

这种现实可靠的预期收益会激励西南四省读书人更加努力,即便成绩偏低也有更高更确定的概率,有比其他地区的学子更大的概率,参与国家政治治理,这会大大有利于国家在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整合。

据此可以认定,设立中区的考量全是政治的。通过进士考试和录取名额的特别分配,明、清两朝降低了当时偏僻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精英参与政治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令这些地区的利益在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政治代表和表达渠道,为国家全面的地域和民族融合,为中华文明的整合创造了重要条件。

科举制背后的深层次考量

在一个农耕大国,需要精英政治,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从智力上来界定精英政治。必须掺入和揉入地域和阶层的代表因素,以便消除可能的不信任,保持综合的政治力量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选定精英政治不是因为迷信精英,更是出于对特定时空中多种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对这些因素与精英之关系的实用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综合理性考量。

以上分析也就透露了古代中国精英政治之难,以及吸纳精英参政背后的深远和深刻的政治意图。除尽可能让一切有愿望且有能力的人参与国家治理过程并发挥作用,争取获得他们无保留的政治忠诚外,还要努力减少各地区、阶层、民族和政治派别间的猜忌,要创造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他们因这种平衡带来的安全感,促使他们自觉依赖这个体制来表达和协调他们的利益诉求,令他们各自的才能兼容,必要时又相互平衡或抵消。

文章出自《大国宪制》 ，作者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