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引起巨大轰动的“周总理遗言”事件_风闻

在1976年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为什么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的“总理遗言”，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为什么这份遗言让当权派惊恐万分？

多年后，记录这个案件的作家杨匡满在“总理遗言案”的标题下抄上了1976年清明节的旧作：我已做了父亲 / 但我刚刚长大 / 我和我的人民一起成熟。1976年的“总理遗言”，不能遗忘。

【经过】“周恩来遗言”引起了巨大震动

1976年1月8日，被宣告病危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隐瞒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了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青海、新疆这些省份的偏远地区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象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

编造“总理遗言”的李君旭（1953—2014）

【疑问一】为什么人们理解“总理在遗言中称赞四人帮”

然而，回到这篇伪造的“总理遗言”本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里面明显提到了对邓小平的赞扬，但“总理”明明也是赞扬了王洪文与张春桥的，为什么说这还是一份反四人帮的材料？总理与四人帮的矛盾，任何一个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为什么李君旭还要如此伪造总理遗言，为什么人民群众还如此的兴奋？

亲历者是如此解释的：“……心里唯一有点疑惑，就是周总理为什么要夸王洪文和张春桥，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位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大局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还必须与四人帮周旋。他们相信这是总理与四人帮斗争的一种战略。假如“总理遗言”中没有这些内容，反而不可信。

这也跟文革的演进过程有很大关系。从批“彭罗陆杨”，再到批“刘邓陶”，到“林副统帅”出逃，到“美帝国主义”总统尼克松访华，再到邓小平的复出与再次倒台。经历了这么多的波谲云诡的事件，群众们的心理承受力与判断力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在一波一波的运动中变得狡黠，不再是纯粹的惊弓之鸟。甚至在追查何处听到这个“总理遗言”的时候，全国上下几乎都学会使用了黑色幽默式的、护人护己的谎言：“我是在某某公厕蹲坑时听隔壁女(男)厕所的人说的。”

显然，人们对“遗言”中的话不会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疑问二】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总理遗言”并进行疯狂传播？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国务院的事物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战友，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十分恰当，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

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总理遗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时刻，“总理遗言”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极左派们。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遗言”中那句发自肺腑“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到“举国传抄总理遗言”，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围绕着周总理逝世，中国民众首次在建国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

“总理遗言”案当事人之一袁敏所著纪实文学《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资料来源：

李君旭《遗言：震惊世界》：

杨匡满《“周恩来遗言案”始末》；

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看历史《“总理遗言”：卷入政治的年轻人》；

刘东《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