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时代到汉唐之际：古代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系列学术报告会概况_风闻

来源：来源：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作者：刘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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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4-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办“从青铜时代到汉唐之际：古代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系列学术报告会。

　　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于2019年6月12日正式成立。该中心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学科优势，组织和协调国内外从事中华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和比较研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古代文明的起源、结构、模式、发展和变迁等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对人类历史上古代文明的传承、交流、互鉴与断裂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人类古代文明的制度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进而探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此次报告会是比较文明中心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次学术活动。会议主题聚焦古代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等角度，讨论不同时期欧亚大陆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内容、路线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演进、经济体制、民族和文化特征等。报告会邀请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研究员、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刘欣如教授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鹏博士担任主讲人。

　　7月4日上午，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研究员以“孔雀河青铜时代：一页失落的亚欧文明史”为题，系统讲述了中国新疆孔雀河中下游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状况。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是指分布于孔雀河中、下游河谷绿洲、距今4000—3500年的古文化，代表遗址是古墓沟和小河遗址，也包括铁板河遗址以及在孔雀河中游咸水泉以下至孔雀河尾闾地段的十多处墓地遗址。该文化的独特性在于，上述遗址中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可能属于“白种人”的人类居住的遗址，这批人从面目和体质上接近于今高加索居民。因为孔雀河地区气候十分干燥，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存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考古学研究资料。学界围绕这批人的来源、去向、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等问题展开过深入讨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王炳华研究员首先详细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斯坦因、斯文赫定、贝克曼、黄文弼、徐文堪、林梅村、维克多·迈尔（中文名梅维恒）等中外学者对孔雀河文化的考察、发掘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吐火罗问题的争论。之后，王炳华研究员仔细讲解了他所主持的古墓沟、铁板河、小河遗址的发掘过程、主要特点及重要发现，并对出土遗存中体现的丧葬习俗、陪葬器物的文化特征、数字七崇拜所反映的宗教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王炳华研究员认为，这批人应该来自高加索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通过高加索山地走廊到达孔雀河区域，并在此生活约500年左右。这批人并非孔雀河地区最早的居民，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当地已经有人类居住。关于孔雀河文化的衰落问题，王炳华研究员指出，因为新疆地区气候环境独特，这批白种人在生活了500多年后，当地资源已经耗尽，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批人南迁至克里雅河流域，后逐渐融入新疆南部人群。从物质遗存看，他们的文化与古代中国、伊朗和印度文化在不同方面存在共同性特征，应是广泛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对于新疆考古、孔雀河文化以及孔雀河地区古今居民对于数字七的崇拜，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王炳华研究员进一步指出，新疆不是华夏文明的边陲，它是欧亚文化联系交流的重要渠道。从世界史的视角看，古代丝绸之路中天山中间的道路十分重要，研究中应予以重视，同时应当关注游牧民族的贡献。

　　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刘欣如教授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此次报告会，刘欣如教授以“丝绸之路和汉唐之际的中国对外贸易”为题，分“绢马贸易始末”和“从奢侈品垄断到市场交易”两个专题，讨论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经济的相互作用。7月4日下午，刘欣如教授讲述绢马贸易始末。她指出，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起源的动力，是东汉朝廷对马匹的需求，而用以交换马匹的主要输出品就是绢。中国古籍记载，绢是国库收入的主要产品，绢马贸易也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主角。刘欣如教授认为，绢马贸易始于汉代与游牧民族的契约交换，东汉朝廷通过修建基础设施、与西域各地建立宗主－附属关系等手段，以朝廷垄断的高级丝织品交换所需要的马匹。三国及两晋以后，南方地区成为新的马匹来源地，绢马贸易逐渐扩展到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在绢马贸易中，中亚粟特人的商业网络；祆教、佛教的早期传播；伊斯兰教向中亚扩张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粟特人成为中原政权与突厥政权绢马贸易的中间商，并在这个过程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所谓波斯锦就有可能是粟特人的发明。伊斯兰教向中亚扩张的过程中，众多粟特人可能皈依伊斯兰教，继续发挥东西方绢马贸易中间商的作用。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廷对马匹的需求量下降、新产品大量涌现、海上贸易通道更加便利等因素，陆上丝绸之路的绢马贸易逐渐萎缩。

　　7月5日上午，在“从奢侈品贸易到市场交易”的报告中，刘欣如教授关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奢侈品贸易。她再次重申，高级丝织品是中国朝廷最早实行垄断的产品，因为服装和服饰是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而高级丝织品是中国主要的输出奢侈品。外来的奢侈品包括来自中亚、西亚的毛挂毯艺术品，地中海的玻璃器，地中海、红海的红珊瑚、阿富汗的青金石，波斯湾和南印度的珍珠、水晶制品，阿拉伯半岛的乳香、没药等。文献记载，汉代戍边将领、使节将这些珍稀产品带到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草原的皇帝仿效汉朝宫廷礼仪，上述珍品也成为这些游牧君主追逐的目标，马匹、金瓶、银瓮、酒器、丝毛制品等进入中国。随着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七宝成为奢侈品贸易中的主要对象，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佛教学者开始大量翻译佛经。佛经中，特别是《妙法莲华经》和《西方净土经》所推崇的七宝礼佛推动了奢侈品贸易。金、银、透明的水晶、蓝色的青金石、红色的珊瑚、白色的珍珠、条纹多彩的玛瑙等七种珍品从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佛教对奢侈品的需求给朝廷垄断的奢侈品贸易造成冲击，而鸠摩罗什、法显等宗教传播者的行动往往与商旅同行，也是对朝廷垄断奢侈品贸易的侵蚀。隋唐以后，佛教得到宫廷的更多支持，大量高级丝织品、袈裟等被赠予寺院和僧人，曾经被朝廷垄断的高级丝织品通过寺院流入市场。尽管唐朝廷建立了严格的官僚服饰标识制度，但是经寺院流出的高级丝织品以及不列入朝廷管制的来自域外的高级纺织品进入市场，对朝廷垄断制度造成破坏。伊斯兰教兴起对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阿拉伯人的科技文化成果应用到奢侈品生产中，导致部分丝织品价格降低，丝绸、珠宝、马匹、茶叶、瓷器等大量涌入市场。奢侈品垄断已经名存实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再次发生巨大转变。针对丝绸之路与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问题，与会学者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参会者不仅补充充实了这个时期回纥人、北方民族所发挥的作用，还对贸易活动的不同路线、新疆出土丝织品的种类、丝绸之路上马匹的来源和种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7月5日下午，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鹏博士作题为“欧亚草原考古与东西文化交流”的报告。王鹏博士首先报告俄罗斯学界欧亚草原考古工作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状况，总结了吉谢列夫、捷普洛霍夫、奥克拉德尼科夫、鲁登科、格里亚兹诺夫、莫罗金等人在南西伯利亚考古中取得的主要成就。之后，王鹏博士详细论述了南西伯利亚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依次描述了阿凡纳切沃文化（公元前3300-前2300年）、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公元前1900-前1300年）、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1400-前800年）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的时空范围、主要发现，并对上述文化的发现与相应的中国境内发现的器物和遗存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勾勒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图景。与会学者对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围绕欧亚草原以及游牧民族所发挥的作用，一些特殊器物的特征和传播路线展开讨论，并提出了进行青铜成分分析、注意重熔的社会政治背景等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学者、学生，三联书店、《新京报》等出版界人士和媒体记者以及部分史学爱好者30余人参会，并参与讨论。此次报告会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承办，刘健担任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