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预言：后现代时代不出大师，这就对了_风闻

（之前），你为谋生所做的就是你的身份，而在后现代栖息地，你购买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时代不出大师，这就对了

九鸦

（公众号：地球是个大圈圈）

经常看到有人问现在为什么不出大师，也常有回答，但我觉得那基本是来混分数的。

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这根本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离开基础谈什么道德、精神、风骨，就像是拿不落地的鸟说事。

现代社会学大师中，我最为佩服的是齐格蒙特·鲍曼，因为他在上个世纪，就成功地预言了现在的种种，就仿佛写回忆录一般。

一个人有此等本事，很令我羡慕嫉妒恨，但恨的不是他，而是自己。人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于是只好拾人牙慧。

鲍曼以后现代称今天的世界，以区别于他所身处的世界，而现代社会又被他称之为“保姆时代”，这是极形象的。

因为今天之前的世界，正表现为道德行为的规范性，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必须做，大体了然，那里有一张清单。

目的地如此明确、秩序，基本可以预见，直接奔向它就是，这当然不但能帮助我们摆脱选择的痛苦，也会让我们活得相对安全、简单。

因此它就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似乎是之前所有时代的特征，就像孔子对我们的作用。

但是人生处处双刃剑，这种普遍法则和绝对真理，总难免有浓重的霸权意味。它们不仅可能是假想的、虚幻的、错误的设定和制定，还可能过于沉重，成为枷锁。

我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已不知几多变迁，但它在某一阶段，却总会跟圣旨一般。

于是我们今天就迎来了一个自由的时代，也就是后现代时代。我们靠法律解决善恶，靠市场决定伦理，行为更多取决于利益权衡，和个人策略。

自由了哦，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

统一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没有了，所有的人瞬间失衡，一切都模糊不清。

自由多，意味着选择多，更多的自由并没有带来选择容易，而是增加了选择的困难。

选择的增加，意味着结果的难以控制、预测，风险增加，自由成了负担。

规范的世界是安全的，但不自由，开放的世界是自由的，但不安全，“最大的自由与最大的安全不会在同一个邮包寄出”，为鲍曼写传的尼斯·斯密斯如此说。

于是鲍曼预言：“后现代性的文化充满了焦虑。”人们对现在把握不定，对未来失去信心，并不企图考虑或关心更多的东西，他们将按照“漠不关心”的时尚行动。

也就是越发关注自身，关注眼前，不断地靠被带走，来解决困难，寻找舒适。我们只好换一种方式，把脑子交给别人。

陈丹青有一次也曾谈到我们的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为什么休想出大师，他以徐悲鸿为例，谈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他好像对某个时代的政治颇有怨言，但是我认为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更应是鲍曼所说的文化。

这就像葛兰西所说的：“文化是最具决定性的战场”。

那么我们现在是怎样一种文化呢？

这是一种资本文化，商品文化、市场文化、娱乐文化、世界文化，是葛兰西所说的，渗透力、统治力异常强大，深深嵌入市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已经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习惯和价值观，而不加思考地接受的一种文化。

它成了常识，成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成了进行一切的正确方法，它就是伦理。

“市场犹如一个勾人的女子，她在迷人的花园里使我们落入陷阱，同时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鲍曼说。

陷阱里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自由的本质，那么我们到底是如何解决破碎和焦虑，精英人士、专家们又是如何帮助我们解决破碎和焦虑的呢？

我们必然有自发解决，但我们更多是被这些所操纵：

电视、传媒、广告、商人，等等等等，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发现、找到自己更欲望、更物质的一面，他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快乐的源泉。

各类专家、顾问、精英，都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他们发现我们的需求或渴望，激发更大的焦虑与需求，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提供，就是解决和满足的选择，信他们，得永生。

你可以成为最快乐、最现代、最自由的人。

你可以成为最理性、最会理财、最会生活的人。

你可以最成功、最自信、最无情，就像那些巨头。

你可以最技巧、最可爱、最幸福。

你可以最健康、最男人、最女人。

你可以成为全能冠军。

而这一切最终的指向又是什么呢？是妥协，是购买。接受一切市场文化、商品文化的妥协，以购买解决一切，重塑一切的购买。

消费美学统治着一切，我们实际从打开电视、手机，走上大街的那一刻起，就已被诱惑成购物者，就已被训练着按照消费美学思考，而其结果，当然就是鲍曼的这句话：

“（之前），你为谋生所做的就是你的身份，而在后现代栖息地，你购买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

过去的世界，每一个人，不管是学者、诗人、画家、工人、士兵，还是什么，你所从事的，就是你的身份，就是你社会关系、社会职责、生存条件的总和，你所得到的尊重与承认，及相反，都会在这里体现。这虽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们对于学问、职责、精神、道德等方面，到底是认可的、鼓励的、尊重的、给予的。

而现在，“你购买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你的购买力就是你的能力，你的自由度决定于你的信用卡和银行卡，你想，我们还怎么能造就大师？

说后现代时代穷人缺少自由，这当然不是指国家行为，而是指市场行为，整体文化行为，整个消费狂欢所决定的行为。既然是，“我站在这里，我责无旁贷”（鲍曼），没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我们的日常，是一种道德淡化，崇尚审美的日常；穷，就无法加入狂欢，就将被边缘——那么，我们还凭什么想要大师？

我们对大师的渴望，只怕不过是一种内心的幻象而已，民国的大师们若穿越而来，只怕也不合时宜。

只不过，无论是将一切简化为服从的过去，还是试图制造出多样化顺从的现在，人类都不免会有一种原始的疼痛，那就是绝不会放弃善恶的选择。

没有善恶的选择，就绝无道德可言，而这善恶，在今天，当然更体现为利益、安全为主的善恶，所以，一盘散沙的复杂局面下，更多关注自身的我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倒远比过去更加重要、急迫。

我们大部分的焦虑根源于此，我们时不时发作的“朝圣”心理，其实也根源于此，我们真正的内心，真正的人性，其实还是未变，只是我们经常察觉不到，会被骗过而已。

一个时代的种种，要以简单的好坏来界定是不可能的，也必然错误，过渡时期，整合时期，重塑时期，难免会有阵痛，只不知，那新的结构，什么时候能够出现。

我们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新秩序产生之后的大师会是什么样子？很可惜，鲍曼已去 ，新的鲍曼还未出现，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出。

文/九鸦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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