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上海站长为什么在黎明前起义？_风闻

陈正卿   作者为上海档案馆研究馆员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渡过长江天堑，迅即兵分几路包围了上海，城内气氛一片肃杀。一天，军统头子保密局长毛人凤亲自来到上海，通知上海站长兼市政府调查处长王方南，火速去陕西南路2号站本部见他。毛满脸阴沉，一旁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毛人凤毫无寒暄，冷冷地递过一张纸给王，严厉地说，这是经总裁过目的。王一瞥，竟是一份名单，列有：吴蕴初、刘鸿生、王晓籁、武和轩、周伯敏等八个人的名字。他倒吸一口冷气，这都是和中共及民主党派有关系的名人，蒋要他干什么？

毛微睁着眼说：“这些都是上海实业界和各界名流，是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为什么还不去台湾？如他们想留在上海，那就是要为共产党效力！” 毛森恶狠狠地补充说：“不走，就把他们抓起来！”

王方南心头一怔，但很快镇定下来。春节前，他就曾随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市长吴国桢参加过一次各界名流恳谈会，汤也是胁迫他们去台湾，可这些人却很快失踪了。这次，王方南想到的就是仍旧尽量拖，还有把风声放出去，放得越响越好，那些名流自己就会不是躲也会避啊！王方南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又经历过什么样的脱胎换骨变化呢？

图 | 王方南晚年照

一、曾是抗日上海孤岛除奸英雄

王方南，又名芳兰等，1906年10月生于湖南城步县延清乡一稍有田产人家，读过私塾，又进过新式小学。稍长考入长沙名校明德中学，校友有黄兴、任弼时等大名鼎鼎的人物。1927年初到上海，求学于江湾的劳动大学读社会学，他受当年的国家主义派思潮影响颇深，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代表国家是正统，便于1930年参加了国民党，但混得并不如意，当过小报记者、代课老师这类小差事。1933年，他报考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南昌行营暑期训练班并被录取。这个班办在庐山，主任是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康在班里组织复兴社，王参加了。结业后，王被分配到军委会别动总队当中队指导员，结识了周伟龙，这使他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提起周伟龙，这是军统的一位枭将，字道三，湖南湘乡人，黄埔四期生，曾是唐生智第八军驻汉口的宪兵营长。唐策划倒蒋时，戴笠奉蒋命令到汉口搜集情报，曾被周伟龙抓住，戴便以黄埔同学名义笼络感情，周不仅放了戴，还随戴一同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因此，周和戴笠就结下了生死之交，一同跻身为军统元老“十人团”成员，周在军统也升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和上海区区长。1935年，王方南由周伟龙介绍加入军统。他先在军统局南京办事处当外勤。

正赶上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后送蒋回南京被扣，王也充当过监视人员。“八一三”战起，王随周伟龙历任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情报组长等职，参与策划过谋刺唐绍仪、周凤岐等大案。唐是否已真正“落水”，至今议论纷纭，他当时和土肥原暗中来往，报上登过上海市民对他的警告信。周凤岐的确是死心塌地地充当了汉奸。他原是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帮凶，后失宠下野。日军侵华，他纠集一批散兵游勇和土匪流氓，妄图出任伪浙江省长。军统上海除奸，王方南参加了策划和行动。1938年3月7日，周凤岐从亚尔培路寓所豪宅乘车外出，车刚一出门，就被埋伏在路边的军统狙击手乱枪击中，身中数弹，在送往广慈医院途中一命呜呼。

由于王方南屡屡出击除奸行动，不幸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还落在了日籍巡长手中，惨遭了电刑拷打逼供，但王不为所屈，坚不吐实。后由军统出重金，买通捕房将他赎出，他转赴香港任军统香港区书记。继又调往重庆军统总部，历任军统局行动队长、福建闽北站副站长、局本部二处政治科科长等职。八年抗战，王方南不愧是上海孤岛等处敌后“除奸”的英雄，被囚后抗争于酷刑之下，也称得上是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

二、解放大军压境幡然猛醒

抗战胜利后，王方南走过了一段既春风得意，又心生疑虑的日子。他连连晋升保密局南京站副站长、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府调查处长等要职；参与镇压过学生运动，也逮捕过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他欠下了人民一笔债。不过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却越抓越多？

图 | 张执一、王曦夫妇

1948年6月，国民党军在各大战场惨败，面临灭顶之势。王方南心中疑窦愈积愈大，也感到了自身的危险。他懂得欠债总要还的，常闷闷不乐，想寻找新的出路。这时，他有一位中学同学叫罗宝，当年长沙明德中学同窗，家住淮海路附近。王秘密除奸时，罗宝也掩护过他。眼下他又去罗家聊天，罗劝他改换门庭，弃暗投明。王叹气说：“没有那边关系。”罗说：“我们有个老同学吴成方，你忘了？”王说：“忘是没忘，但到哪里去找呢？”这让罗宝也有些犯难。

吴成方，湖南人，明德中学毕业，和王方南、罗宝还曾同班，在校就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27年马日事变后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北平特科负责人，后调上海随潘汉年做情报工作。抗战期间，他任中央情报部上海小组组长。此时他又随潘在香港，做接应民主人士和策反等工作。罗宝知道他在香港的信息后，便到香港去找他。吴在香港的住处，罗很熟悉，在九龙的元芳。罗去正巧碰上了吴。吴见老同学风尘仆仆远道赶来，必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问明来意，吴对王这位手握上海军统大权的老同学怎么会不知，只担心他的诚意，让罗宝敬候二三日等信息。

吴成方渡海去香港见了上级潘汉年，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潘汉年说，王方南这样有爱国心的人，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做出弃暗投明的选择是可能的，关键是要有行动。潘将王的情况，转给在上海领导策反的张执一。张是中共上海局委员兼策反委员会书记，他同意由吴成方联系领导王方南的活动。

三、营救中共地下文委领导姚溱等人

吴成方和王方南建立联系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他设法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姚溱。姚溱，江苏南通人，1938年入党，曾任新四军华中通讯社社长，抗战胜利后，又被派遣到上海担任地下党文委领导人。他以“秦上校”和“波光”等笔名，写了许多分析国共战场形势的评论文章，影响很大，文章巧妙地以中间立场持论，笔锋犀利，眼光深邃，常有料事如神之预见，号称军事评论界的“一枝笔”，对鼓舞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后，姚溱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

1948年10月，姚溱正冒着白色恐怖，在大上海领导文化、新闻界进步人士，为建立新中国而奔走，不幸被叛徒黄特出卖了，遭中统特务逮捕。地下党火速组织营救，吴成方向王方南交代时说，只要能救出姚溱同志，我们愿出重金作为报酬。王领受了这一重任，根据案情分析，姚溱被捕后，虽在有“魔窟”之称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保密局上海站，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咬紧牙关，守口如瓶，矢口否认“共党要人”的真实身份，称自己只是《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特务赶到编辑部和他父母延庆路家中搜查，也一无所获。另外，叛徒黄特也只是在南通根据地见过姚溱，知道他曾是新四军，至于其如何返回上海，在党内任何职等情况也的确并不知晓。所以，地下党要求王方南，先设法将姚的案子由保密局上海站内的中统特务手里，移交到上海地方特别法庭审理，然后再通过那里的关系，以姚“早已自行脱离新四军”为理由，“准予取保开释”。

王方南要这么做，当时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统和中统这两大特务系统，虽明争暗斗，势同水火，但军统是明显居于上风的。尤其在所谓“两统合组”的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一直是军统的王新衡、刘芳雄，此时王方南正协助刘当副站长，他和刘的关系尚好，军统与中统又咬得不可开交，王就以派系斗争为由，迫使中统将姚溱移交上海地方特别法庭审理。接着，地下党又聘请进步律师，在法庭审理时，由律师出庭为姚辩护，称姚当新四军是抗战期间，现已和共产党无联系，法庭应该轻判并允许将姚保释。法庭在法官已经做过工作的情况下，果然作了这一判决。姚溱由他父亲出面保释后，当庭释放，并随即隐入地下安全转移。

事后，吴成方按事先约定，让人给王方南送去一笔酬金，王表示这是自己弃暗投明的表现，坚决未取分文报酬。而且，形势一波三折，瞬息多变，正在王方南设法解救姚溱时，吴成方却被保密局发现了身份和行踪，密令立即逮捕，王看到这份密令，火速告诉与他联系的地下交通，通知吴成方和家人都立即转移，后幸运未落入魔爪。

图 | 1924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于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第三排左二为余乐醒

不久，王方南又获得一个信息，是保密局的特务报告，他们盯上了一位法学教授潘念之。报告说这位潘教授也是共党嫌疑，正以中间民主人士身份做统战工作，要对他实施抓捕。的确，潘念之是1924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是最早的宁波共青团地委书记，参加过党领导的文化活动，还著书立说，宣传革命理论。抗战时他在周恩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做对日反战工作。抗战胜利回上海后，他继续搞统战和情报（解放后他是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的政治处长和上海市人大常委）。王立即向中共传递信息，使潘及时转移隐蔽而免遭毒手。

四、协助地下民革发动起义

1949年春天，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南方各省反蒋人士也纷纷酝酿起义。当时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配合中共吴克坚系统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郭也是湖南人，是国民党左派元老，认得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营救过邓小平。王方南曾经见过他，这时特务对郭加紧跟踪盯梢，王常暗中多方掩护。郭还特意嘱咐王帮助做一件事。当时郭安排民革湖南地下负责人随身携带电台和文件等，由上海秘密返回长沙，去联络程潜、陈明仁等起义。他让王方南一定要保证这位秘使安全通过特务检查回湖南。王用自己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军警专车，直接送秘使到机场登机，那人安全抵达长沙。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曾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重要职务，可惜于1950年就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了。

王方南还掩护过和他一样，在黎明前夕勇敢同反动势力诀别的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所长余乐醒。余是湖南醴陵人，在军统和戴笠属同等资历。他还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任过党总支委员，去过苏联受训，北伐时在叶挺部队当过党代表，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因革命意志不坚定，脱党加入了军统，以技术见长受到重用。戴笠猜忌压制他，他负气脱离了军统到上海，和法国勤工俭学老同学、中共地下情报领导人何以端建立了联系。他为中共提供情报，还把电台设在了自己愚园路家中。

军统头子毛人凤发现余乐醒的行迹后，密令上海警察局长毛森逮捕余，他机智脱逃。毛又命令王方南，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把余抓去台湾。王一面悄悄地透信给余，一面应付敷衍毛，说找不到余。上海解放后，余乐醒找到了陈同生，陈让他速去云南，原来余是军统云南站长沈醉的姐夫，让他加紧策动沈等人起义。可惜，1955年的“肃反”运动也牵扯到了这位已弃暗投明的人，余乐醒以“潜伏”罪名被抓，1959年死于狱中。1986年，公安部门为他平反，承认他属于“起义有功”人员。

图 | 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对台九条和平方针后，湖南省民革同志在长沙岳麓山座谈后合影，前排右二为王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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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智保护各界名流巧妙脱身

话题回到王方南如何面对毛人凤交下的这份名单，他也精心思索了一个法子，就是一面公开放风，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刊出“有人要对某某不利”等消息，让这些人主动避往国外或地下隐蔽起来。如吴蕴初当时就去了美国，刘鸿生等也去了香港。另一面则又对毛森诉苦说：“这些人早没影了，上海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啊？”实际就是找借口拖着不执行。这时，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饮马长江，炮声隆隆在耳，毛森哪还管得了？这些工商巨头和民主人士在解放军一进城后，除避到海外的，隐蔽在上海的就立即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如武和轩，他的儿子武重年在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座谈会上就说：“1949年5月25日，经过前一夜的枪战，解放军沿着大路顺利挺进上海市中心。那天一早，隐蔽在我家楼上的地下共产党员蒋岱燕等就出去联系组织，很快党组织就来人了，我们庆贺天亮了解放了！” 

而在5月24日清晨，解放军已长驱直入抵达上海市郊，毛人凤还给王方南打来电话，命令把军统等特务机关文书、人事和会计档案，分装在木箱和皮箱内，乘由毛人凤特别拨出的两艘机帆船，一定要押运往台湾去，并命令军统上海站文书股长和人事股长，要将上海市政府调查处所存的情报档案，全部运往武定路923号上海市政府调查处职员宿舍，在那里的大草坪上烧毁，以免留给解放军。

王接到毛人凤的密令，一面烧毁或转移隐匿军统档案，一面自己悄悄隐蔽起来，留在上海等待解放，坚决弃暗投明。解放军进城，王通过陈同生见到了市公安局长扬帆，为了工作需要，扬帆命令王，继续以特务身份，在市中心区经营一爿小日杂商店，以作敌特联络点幌子，暗中与公安局保持单线联系，侦查情报，协助侦破敌特案件，他获取了不少信息。1955年4月，受“潘、扬”冤案株连，王被定为被庇护的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等处服刑达20年，至1975年12月特赦出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原上海地下党情报策反工作领导人张执一的证明下，王的错案得到纠正。张还特意评价：“他是做过好事的人。”1982年，王被增补为湖南省政协委员。同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错判，恢复他的政治名誉，按起义人员对待。此后，王方南任湖南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常委等职。2005年在长沙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