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环的《经行记》：唐朝战俘第一次记录欧洲大陆_风闻

张骞、甘英经营西域之后，又过了7个世纪，才有一个中国人再次到达亚洲西境并第一次留下平实可靠的记载。这个人的身份很独特，是阿拉伯人的一名战俘，他名叫杜环。他笔下的《经行记》，不仅有栩栩如生的阿拉伯世界，更有那个国跨亚欧大陆的东罗马帝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下有关欧洲大陆的景象。

最强两大帝国间的碰撞：怛罗斯之战

公元750年。中国被称为“天宝年间”，整个社会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里。

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也进行了多次的对外用兵。尽管此时李隆基已日益沉醉于酒色之中，不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繁荣的社会表面下也隐伏着严重的危机，但大唐至少在那时还是“大”唐，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地中海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内湖。阿拉伯帝国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极强力量。

对汉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的“蛮荒之地”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为这些土地不能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而汉族的“扩张”多是因为不堪周边民族为争夺过去属于自己的领土而进行的屠杀、劫掠和骚扰，出于稳定本国疆土、以绝后患的目的才大举兴兵。

阿拉伯帝国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再加上唐军主力这个时期在青海与吐蕃国大打出手，无暇顾及西域，阿拉伯的影响力慢慢地体现出来，西域诸国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等自己的传统宗教，对伊斯兰文化的东进感到不安，更畏惧彪悍的穆斯林战士，于是不少国家向唐朝求援。起初唐朝并不以为意，直到“石国事件”的发生，才把战火燃烧起来。

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为由，由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俘虏石国国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并将石国国王斩首。此时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

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700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

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双方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葛逻禄部雇佣兵见势不妙突然叛变，唐军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乘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单骑逃脱。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千余人得以生还，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而杜环正是这俘虏中的一位。

更西的西方

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已经跟“拂菻”接近了，这些地方的文化中，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拂菻的文化气息。而且当时大食和拂菻也征战连年，在大食也一定会有拂菻战俘，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这个拂菻，就是和大唐、大食同样雄伟的帝国——东罗马。

杜环《经行记》里的拂菻国“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如实记载了东罗马人肤色白里透红，男人穿单色衣服，妇女爱好服饰，喜欢喝酒，吃面包，每七天有一天休息娱乐的实际情况。

杜环的经历说明，人们只有互相接近，才能了解彼此。可惜他身不由己，未能继续向西到达欧洲，留下了和张骞、甘英一样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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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行记》翔实地记载了拔汗那国、康国、师子国、波斯国、碎叶、石国、大食等国的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土产风物、生活风俗、宗教、节日娱乐等诸方面的情况，为我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如杜环曾随高仙芝转战西域各地，对西域各地的相关情况了如指掌。如碎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朝曾在此设立碎叶镇，为安西四镇之一。据杜环记载，天宝七年(748年)碎叶城屡遭战火摧毁，邑居零落，但在原来交河公主的居止之处所建大云寺犹存，清楚地反映了唐朝对碎叶的管辖和经营。

《经行记》是中国记载伊斯兰教的最早汉文典籍，杜环也成为第一位准确理解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杜环被俘期间正是伊斯兰教“率土禀化，从之如流”的兴盛和繁荣时期，他客观准确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礼拜、斋戒以及行为规范、饮食、衣饰、禁忌等教义、教法。杜环还记载了袄教、基督教、佛教的情况，这对研究世界宗教的演变发展和传播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如《经行记》记载了唐朝被俘士兵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他们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成就，特别是造纸术带到当地，并在撒马尔罕开办第一个造纸作坊，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把《经行记》对于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逻斯之战的“两种影响”，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与唐王朝间文化交流的成果，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遗憾的是，杜环的经历在那个年代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经行记》的散佚便说明了这一点，随后漫长的农耕历史里，人们对于远西，基本上依然只有一些志怪传说，而其来源仍无外乎半路传闻，姑妄听之。如北宋《太平御览》中“拂菻海中有岛，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这样的故事，在《天方夜谭》中水手辛巴达所讲的故事、塞浦路斯地方主教厄皮法尼乌斯的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而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中也记录了孤女为后母所苦，得仙人相助，脚穿黄金鞋赴会，终得国王迎娶的故事，无疑和欧洲童话《灰姑娘》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

杜环当时是带着敌对情绪进入阿拉伯的，在阿拉伯整整度过十年的战俘生活，他被放回国后，不但对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没有反感，反而写出了这部赞扬阿拉伯，赞扬伊斯兰教的著作《经行记》。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夏天，杜环结束了其游历生涯。杜环最后返航的地方是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他从那里回到波斯湾后，终于搭上了大唐的商船，随商船在广州登岸，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