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下的富二代_风闻

来源 | 银杏财经（ID：threemornings）

作者 | 汪小楼

编辑 | 杨一枝

“他们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更像是七、八十年代穿越过来的人”。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曾在浙江卫视做完一期名叫《浙江新力量》的节目后，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在这档节目中，他采访了一些江浙地区企业的年轻一代接班人，也就是通常被外界标签化过的那些“富二代”群体。

“他们其实很不愿意被外界称之为富二代”，吴伯凡说，他们回答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滴水不漏，与人交谈时的那种四平八稳，让人感到非常震惊。

他们这群人里面，有的已经实际掌权运作公司，有的正迈步前进即将登上权力之巅。这诸多权力交接更迭的过程，实际上是企业“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次大碰撞。

在父辈们提前为他们刻意规划好的人生旅程中，他们走出了一条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的路。从踏入企业权力中心第一步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会被无情地绑上企业这架战车，经受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也唯有这样，才能撕掉刻在他们身上那醒目的标签。

这其实挺难的。做得好经受住考验吧，会有人说，起步尚且如此能做出成绩没什么稀奇。做得不好，也许会有杠精跳出来抬杠：真是有辱家门。

不管是实权在握的“杨门女将”杨惠妍，还是离王座越来越近苏宁少东家张康阳，亦或是一直游走在企业体制内和自立路上的“娃哈哈公主”宗馥莉，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

先富带后富

1992年，伴随着邓公南巡讲话，沿深圳周边地区出现了一股房地产开发热潮。

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四个年头，有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富起来的这一小撮人，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践行邓公那句“先富带后富”：把目光瞄向了高档住宅区。

在这双重契机下，顺德人杨国强嗅到了商机，投身地产界创立碧桂园。“胆子放大一点、步子迈开一点”是那个年代体制给予普通人涌向上升通道的一剂强心针。

当溪流汇聚成河，山丘汇聚成川，人们回首才会发现当初浪潮曾经停留过的蛛丝马迹，而那些抓住机会的少数人早就绝尘而去。

十年之后，广州碧桂园凤凰城销售大厅门庭若市，那火爆场面犹如万人空巷，就连一些业内见过大场面的人都忍不住为之动容：太可怕了。

事业做大了、挣钱了，恭维的人自热也就多了。因此就有很多人说，这种火爆，也许只有杨国强才能创造出来。

千穿万穿，唯马屁不穿。

实际上，92年前后成立的房地产公司万科、保利、龙湖等都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千禧年后的地产黄金几年，这种人在楼空的盛况随处可见。

于是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都出现过这样一幕，一栋栋商品楼在城市中央和郊区拔地而起，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价格，更为关键地是：普通人还一房难求。

钢筋加混凝土与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住房刚需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一大批暴富神话。杨国强富了，“先富带后富”在他那里也不再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只不过，在碧桂园这棵大树的余荫下，最先后富起来的是他二女儿杨惠妍。

2007年，与碧桂园登陆港交所上市的消息相比，年仅26岁的杨惠妍以1300亿人民币身价晋身财富圈琅琊榜首，更让人震惊。

遍识商圈巾帼须眉，却不料半路杀出个杨惠妍。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杨惠妍在这财富“琅琊榜”上的排名一直位列前茅，或状元或榜眼或探花。

跟大多数“南派”企业家一样，杨惠妍这个人平时行事作风素来低调，几乎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公开采访，外界对其知之甚少。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杨惠妍上位并不是突然空降，而是沿着其父杨国强“计划经济”指引的道路，一步步走上了女首富宝座。

所谓计划经济，计划是关键，父辈权威也是重点。

可以想象一下多年前那个画面，杨惠妍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十三、四岁的时候，能在股东们的认可下顺利进入碧桂园的权力中枢，在重大战略决策会议上，拥有一席旁听席位，事后还有其父专人一对一的权威辅导，这是普通人根本无法享受的待遇。

不怕拼爹，就怕无爹可拼

吴晓波曾说过，家族企业若要成功传承，一种路径就是当企业还处在高速或者稳定成长期，父辈就带着子女管理企业，辅导子女10年甚至20年，在长时间的磨合中自动接班。

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碧桂园杨惠妍，也在苏宁少东家张康阳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碧桂园与苏宁都赶上了90年代那波创业大潮，杨国强与张近东虽然一个靠做地产起家，一个靠做零售发迹，但两人身上却有很多相似的共同点。

两人身上都有大多老一辈企业家稳健、低调的行事作风。除了庙堂会议，很少公开露面或接受采访，既没有在生活中吟诗作对的雅兴，也不会时常满嘴毒鸡汤。

这种作风成了两人商业征途的加分项，而在培养接班人这个问题上，都将李嘉诚当作了楷模，争相效仿。

因此，旁听公司董事会议成了张康阳少年时期的必修课。张康阳除了行事作风与其父一脉相承外，张近东“计划经济”的威力让其商业嗅觉也格外敏锐。

从摩根士丹利镀金深造，到入主国际米兰，再到如今接手苏宁小店，张康阳终于一步步走进了苏宁权力舞台的中心。

九年前，一句“我爸是李刚”正式将“拼爹”从幕后拽上了台前，讽刺意味十足。

“拼爹”一词本身并不具备贬义，中国人拼了几千年，如今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由于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的底层“仇富”思维，活生生将其扣上一顶不雅的大帽。

在中国这个崇尚“自己人信得过”的人情社会里，怕的不是拼爹，而是无爹可拼，因为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拼”字一直是这个词语里精髓中的精髓。

杨惠妍也好，张康阳也罢，都是父辈们利用“计划经济”的大棒，在抢占市场经济滩头的过程中，结出的胜利果实。

然而计划经济愿望再美好，有时也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在哇哈哈接班人宗馥莉身上我们也看见了另外一种可能。

“它是我整个人生所有的梦，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纵观娃哈哈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庆后的权威史。

何为权威？当然是有权才有威。创业几十年，宗庆后听过太多反对的声音，大多数时候他都会用自己的威权让其消弭于无形，在娃哈哈内部他说一基本没人敢说二，可谓是手往哪儿指几千、几万条枪就往哪儿打。

但就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宗庆后的权威却遭到了来自女儿的挑战。

2004年，宗馥莉刚回国进入基层那会儿，当被问到何时退休时，宗庆后总会露出一脸自信而迷人的微笑：“等70岁吧，把女儿扶上马送一程，我也可以轻松一下”。

如今，宗庆后已经七十有四，他这个想要轻松的小目标还被搁浅在岸边，无法启航实现。

最近几年，面对企业传承这个话题，曾经洋溢在宗庆后脸上的自信不见了，微笑中彷佛透着一丝苦味：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要干自己的事，我无法干预，谁愿意总听自己老爸的呢？

这何尝不是宗庆后对自己权威受到挑战后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王健林似乎早就已经默认了。

尚能饭否

“在万达您最怕谁？”

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到王健林这样一个问题，他给出的回答相当霸气且土腥味十足：我就是老大，我怕谁？

就算胆肥如王健林，天不怕地不怕，也怕儿子不听话。用他自己的话讲，我说什么他都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啥啥都不懂。

这哪里是两辈人之间的代沟，简直叫没法玩。

很多人都喜欢将王思聪与张康阳放在一起对比。事实上，“北思聪、南康阳”代表的不仅是两种财富人生，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父子关系。

张康阳稳健、恭顺，其商业路完全是秉承父辈意志；王思聪高调、叛逆，一言不合连老子都照怼不误。

王思聪的人设，是万达太子爷+娱乐圈纪检委+新京城四少+直播王校长，虽坚称自己是不婚主义，却被无数佳人美誉为国民老公。

也许，比年少更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多金。

王思聪的人生金句多不胜数，却很反感鸡汤：现在的大学生都太蠢了，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就知道起哄，被心灵鸡汤骗、被人生导师骗，真着急！

说这句话的时候，王思聪似乎已经忘了，几乎每年万达年会王健林都会亲自推荐一本书、送上一碗王氏鸡汤作为全体万达员工的新年礼物。

连老爹的脸都敢打，王思聪这些年取得骄傲的怼人战绩也并不意外。炮轰汪小菲、拳击范冰冰、吃大强子的瓜等这些都是小儿科，甚至连厚道人雷军都无辜躺枪。

不得不说，在贵圈和商圈怼人还真是一门学问。战神周鸿祎、董明珠与人互怼，通常火药味十足，有你死我活的既视感。就算表现得再义正言辞，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满口道理最终只不过是一场权力游戏，不为派别就是为了利益。

王思聪却不一样，他怼人的过程虽同样火药味十足，但却多了几分喜感。开枪发炮不仅能全身而退还能喝得一片倒彩，表现得游刃有余。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怼人就为了怼而怼，无关其他。

当初，王思聪从海外留学归来接过5亿零花钱时，王健林撂下一句：干不好就回万达上班。到现在，王思聪不仅没回万达上班，连一点回去的意思都没有，起码在明面上的表现是如此。

如果说王健林的人生小目标是先挣他一个亿，那么王思聪的小目标就是一蓑风雨任平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017年，海外大肆跑马圈地买买买，是万达的一剂毒药。到了去年，国内市场退避三舍卖卖卖，轻装上阵向服务业转型，彷佛又成了王健林的救世良方。

有趣的是，万达曾经走出去，到如今回娘家都是在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没有办法摆脱体制”，王健林驰骋商界这么多年，这道理早就摸得门清。

万达未来传承与转型究竟该何去何从？依然得看年过花甲的王健林“尚能饭否”了。

革命尚未成功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不管是王思聪的自立门户，还是杨惠妍、张康阳的正统上位，或是宗馥莉的曲线救国，在创业与企业转型这两个方向上，他们虽然很好地借助了家族财富的力量，但接下来都要经受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而他们都各自交出过一份成绩单。

2018年底，碧桂园宣布，杨惠妍由公司副主席调任为联席主席。这则消息并没有引发外界过多关注，很多人都明白，这次调任只不过是为早已大权在握的杨惠妍增加一个亮丽光艳的头衔，名正则言顺。

实现军权、政权一把抓，杨惠妍用了13年。在这过程中中，她经历了碧桂园上市，以现代管理模式帮助碧桂园去“家族化”，推动碧桂园旗下教育板块、物业板块上市……

看似风风火火，实则雷声大雨点小。地产行业，长、中、短期都得乖乖看政策，自去年政策宏观调控住房不允许再炒后，留给地产商们豪赌全国和杠杆市场的机会恐怕已不复存在。

最近几年，碧桂园无时无刻不在透露转型信号，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大象转身，难的不是方向，而是需要破釜沉舟般地勇气和决心进行一场颠覆性地自我革命。早年的诺基亚就是把自己的优点极大化后，没留余地让自己冒险，最后成了大输家。

政策枷锁加上笨重的地产基因，注定了碧桂园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成功，杨惠妍仍需努力。

同样仍需努力的还有张康阳。

张康阳早年留学时光，用个人全部家当购买特斯拉股票，最终获得五倍收益；执掌国际米兰期间，给国米注入新的活力，让其面貌焕然一新。这些都被传为一时佳话。

有了成绩，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

八年前，“美苏”结束后，苏宁声望如日中天几乎达到了顶峰，大张旗鼓地往线上转型。却不料，也是盛极而衰的开始，曾经的辉煌几乎成绝唱。

让人记忆尤新的是张近东与大强子那场赌约。按照张近东的行事作风，如无必胜之把握，他绝不会在商业互怼中表现得这般激进，让外界误以为他跌了份，丢了平常心。

毕竟，当时的京东体量摆不上台面不说，大强子还经常会被李国庆招呼成“傻大黑粗”，还没有“一瓣桃花，血洗股价”的知名度。

张近东打拼一辈子，战南京八大国有商场、斗黄光裕都未尝一败。却在转型几年后，与一个“孩子”的对决中栽了大跟头。

还好，大佬们的“赌约”一无字据为证，二无权威机构作保，通常只是一场博人眼球的玩笑。要不然，张近东也许早就退回南京苏宁大道带着几十号人、十几条枪打游击去了。

如今的新零售时代，被压制了近十年后，有实体门店的传统零售企业又迎来了逆袭的机会。对苏宁来讲，这是有着屈辱意味的一线生机。

门面之争

舆论战里，命名权往往是第一枪，也就是“门面”之争。

引用一个例子，“山西黑砖窑事件以省份命名，省长调离；瓮安事件以县域命名，县长下台”。

反过来讲，事情如果往着好的方向发展，省长、县长都能最先沾到命名权的喜气。因此“新零售”一经问世，就伴随着争端，苏宁把它叫做“智慧零售”、京东称为“无界零售”，王健林看不下去了，调侃“现在就等马化腾再提个什么了”。

新零售的第二争，也是门面之争（线下门店）之争。

阿里、腾讯、京东在这一两年，对线下门店一掷千金。收购加投资双管齐下，用一笔笔天文数字，将国内绝大多数优质商超资源攥在手中。

从2018年开始，苏宁也在新开门店这条路上挥金如土，与“严寒”大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全年新增8122家线下门店。到今年斥巨资收购家乐福中国，算是下了血本。

作为解决苏宁线上零售“最后一公里”的苏宁小店，在持续的扩张中，也一直陷在大额亏损的泥潭里。如何扭亏为盈，重构家乐福中国是父辈和市场留给张康阳的最大考验。

宗馥莉与王思聪一直都陷身在“门面”争夺战的泥潭里。

刚进入哇哈哈管理层时，不被父亲认可，是宗馥莉感觉最委屈的地方。有了这种挫折，宗馥莉显得更加拼，娃哈哈萧山第二基地的员工对她事必躬亲的风格印象深刻：她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为解决哇哈哈产品老龄化问题，宗馥莉虽折戟于“Kellyone”，后来又在意欲自立门户的过程中，于资本市场“吃糖果”败北。但她在执掌娃哈哈分公司宏胜集团的三年时间里，使其年营收增长率超过30%，2012年，宏胜系全国各地分公司共实现年营业收入108.74亿元，占娃哈哈集团总营收的1/5。

“对我来说，我不想做个继承者。为什么一定要继承呢?我不想去继承一家公司，但是我可以去拥有它。如果我做得成功的话，我希望能够去并购娃哈哈。那就是一种拥有，不是继承，对吗?”

这不仅是一种野心，也是一种体面。如果宗馥莉真能实现这个野望，对宗庆后和她自己也算是获得了一丝莫大的安慰。

而王思聪用7年时间将5亿翻了十几倍，虽然熊猫凉了，其投资事业也不再像前几年那样顺风顺水，但他已经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体面，至少外界有很多人认为他已经摆脱了父亲的光环。

王思聪最大的野心是在有生之年，超过其父王健林成功的高度。这显然一个不小的挑战。其他的不说，光是财富圈榜首这头把交椅壁垒就很高，王健林拼了几十年才勉强坐上去，还没坐热乎就被别人一脚踹了下去。

胡润也曾经表示：在中国，80、90后想做首富，除非马云和马化腾把资产都捐出去做公益，否则现在这个门槛太高了。

了解王思聪的野心之后，你会发现王健林口中那句“先挣它一个亿”还真是个小目标。

终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历经过了爆发性增长，未来诞生一个超大规模市场的机遇将会越来越小。

商业搏杀这条路上，以前是撑死胆大的，如今大多数情况是摔死胆大的。

各行各业都由巨头主宰、众人扎堆如潮水，竞争更加激烈残酷，各家都在稳中求进。远不像前几次创业大潮那般充满野蛮与激情，只要你有赌徒般的野心和一帮兄弟便能揭竿而起，号令一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创业或者是“再创业”都没有捷径可走。

不同年代崛起的不同商业帝国现今都逐步进入了传承节点，从王思聪、杨惠妍、张康阳、宗馥莉这群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传承方式和三种截然不同的富二代价值观。

这也是如今中国所有企业步入新老交替面临的普遍现状。父辈们的成就太高，对于这些富二代群体而言，也许最难的不是转变身份，而是超越这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