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份痛快和学不会，也意味着他们永远是落后于时代的人_风闻

来源：一席

宋阿曼，青年作者。

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

黑色魔方

大家好，我叫宋阿曼，是一个小说作者。我在2017年年末出版了小说集《内陆岛屿》，里面的几篇小说引起了一席策划的注意，她约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希望我能多谈一谈以煤矿为背景的小说。

但是我想了想，我写煤矿的小说其实不多。可能在别人看来，煤矿是素材，是小说空间，但它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具体的生活空间。

我的童年乃至整个青春期都是在煤矿度过的，当我离开那里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的完整性。时间在那里的流淌方式，人们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土地与城市相貌的变更等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旷远的感觉，好像过去的生活只是魔方上的一格。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这个魔方是静止的，可一旦它转动起来，被打散，一切也就意味着重新的选择。

我出生在一个煤矿家属院，幸运地赶上了所谓的煤矿“黄金十年”，这十年的起止日期说法不一，大体来说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相比现在，那时候的确称得上是黄金期。

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可能都会在一个煤矿上班，煤矿支撑着的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一整个家庭网。我的父亲最早是在井下的通灭队工作，通灭队主要是负责井下的通风、防尘和防瓦斯等。我母亲是在物资公司做出纳员。

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想先跟大家谈一谈煤矿上的女人们。以我母亲这一代人为例，上世纪80年代考试招工的这一批女青年，绝对算得上是意气风发的。

在中国西北，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县市的大部分人还难以脱离土地，能通过考试从农民阶级跨越到工人阶级，对这些出身平常、读书又不多不少的青年来说，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年轻的女人们有了工作，有了持续并且可观的收入，便引发了一股潮流风尚。可能每一个发展还不错的小地方都有一个“小巴黎”“小香港”之类的称呼，在我家那边的消费水平一度超过周边县市两倍甚至三倍的时候，当地人也一边自嘲一边骄傲地自称说是“塞上小香港”。

我翻看我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候的确是有一种香港式的风尚。在她和我父亲的结婚照里，我母亲烫着当时最流行的“一片云”发型，我父亲也顶着一个爆炸头。什么喇叭裤、厚底鞋，各种套装，但凡是外面流行的，这些女青年创造条件也能穿到身上。如果买不到，就拿着画片去量体裁衣，裁缝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

这就是一份工资给这些女青年带来的自由和畅快。而且，给女性提供的工作岗位也相对体面，洗衣房、充电房、矿医院、子弟学校、宾馆等，除了选煤楼，很少有直接和煤接触的。所以她们也确实有条件美美地去上班。

我们再说说煤矿上的男人们。在当时，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都是要下井的，有时候下班很匆忙，他们顾不上洗漱就回来了，我们常常可以在家属院门口看到那样一个场景：一群黑乎乎的人进来了，从头到脚都覆盖着煤尘。我们小孩子也练就了一种本领，就是在一群黑乎乎的人中辨认哪一张黑脸是自己的老爸，而且一般都不会出错。

其实当时那些叔叔们都分布在井下的通灭队、运输队、综采队等等，这些都是又危险又辛苦的工作，但小孩子是感受不到这些的。在我的记忆里，下班回来的人群中很少有愁眉苦脸的人，大家都是聊着天吹着口哨就回来了，所以小孩子能看到的只有家属院里鲜活生动的生活。

我第一次意识到井下工作的危险，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是因为一起井下的安全事故。出事的孩子我们就叫他豆儿吧。豆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子，到现在他还是非常帅气。我清晰地记得前一天我们还在家属院里拿着玩具枪玩，后一天他就失去了父亲。

这种事情大人是不会对小孩子讲的，我们小孩子也不敢去问，只能各处听说，据说是豆儿的父亲在井下作业的时候被卷进了皮带。死亡就意味着那个和蔼幽默的叔叔没掉了，我们的好朋友豆儿没有父亲了，即使他以后长大、变老，学好或者学坏，有出息或者没出息，都没有老爸去支持或教训他了。

那时候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走动都非常频繁，我对他家本来是非常非常地熟悉，但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他们家那一层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都变得陌生了。再后来我的朋友豆儿有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爸爸，一家人也过得挺幸福。

我们有时候读小说，里面一个人物突然消失了，读者可能会觉得过于魔幻，但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们允许、默认，甚至配合一个人的消失，是为了让生者更好的平复与接纳。邻里间最朴实的道义，大概就是，我希望你好。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意识父辈们每一次从井下上来，清洗全身的煤屑和污渍，都是一种洗礼，都是怀着喜悦的，里面暗暗藏着对生的渴求。人们求生或求盛，都意味着最顽强的生命力。

假如你问一个在煤矿长大的孩子，你的理想是什么，大概率不会有人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矿工。但事实情况是，超过一半的煤矿子弟，在大学毕业后都选择了回到煤矿工作，也包括我在内。

我们那边的煤矿每年都会解决一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父母们为了保险起见，都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报名。我爸妈跟我说的时候，我正在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当时也是一种漂着的状态，我就回去交了材料，等我考完研就回去报到上班了。

我当时被分配在矿灯充电房，这个岗位一般都安排女工，因为它的工作性质非常地简单，收灯、发灯，然后给灯充电。一般矿灯房都离井口不远，工人们换好工装就会拿着他们的灯牌来领灯，等到下班的时候再拿着矿灯来交换灯牌，人、灯、灯牌是统一编号的。

▲ 图片源自网络

我刚工作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东西，比如说文学的创造力、鉴赏力，以及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在那个地方都失效了，而一个人的能力，在于你是否能看一眼就记住十多个灯牌上的号码。

跟我一个班次的同事大多都已经在岗多年，业务非常地熟练。其中有一个老员工，她在这个岗位已经将近二十年，她可以一眼记住三十个灯牌上的号码。她每一次折返，胳膊上就会挂满了灯。而我就得一趟一趟跑，一个一个找。当我动作慢的时候，工人们等得不耐烦了，会敲窗或者吹口哨，我就更紧张，越紧张就越找不着。

作为一个散落在矿山里的文学青年，我对这份工作自然也有着一种浪漫的幻想。我是一个发灯的人，一个矿工头上一盏灯，一盏相关性命的灯，而我是一个发灯的人。

但是在夜班偷偷睡着被交灯的人敲醒的时候，在机械地多次往返于窗口和灯架的时候，这种浪漫的幻想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无比清晰的当下，还有那种对未来彻彻底底的迷茫。

大概在我工作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夜班，一个工人下班特别晚，我递给他灯牌的时候他没有很快接着。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问我说，你还记得我吗？

我看着他的样子，努力地回想他会是谁。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扇大玻璃窗，为了方便我们递灯牌，大玻璃上又开了一个小窗，大概这么大。他非常费力地想把脸伸进那个小窗口，好让我看清他。我看到他费劲地伸着脖子，有点自责，因为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他看我懵住了，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一个在初中的时候非常熟悉的名字，在那个还讲究江湖情谊、兄弟义气的时候，他是鼎鼎大名的。我当时木讷地不知道应该聊点什么，只好说：“你这儿上班啊。”

他笑了笑说：“是啊”。他用手翻了翻自己工装的领口。问我：“你怎么也回来了？”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当时聊了一些什么内容，但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有些苦涩。我们十多年没有见，但在这里见着了，一个在下井，一个在发灯。

我看到他惊讶，大概是因为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属于那种敢做敢当、天不怕地不怕、混得特别开的人。而他看到我在这里惊讶，可能是因为我是那种周一会在国旗下讲话的好学生吧。我们都曾经以为彼此大有空间可为，但是却在这里见到了。

后来，我也跟一些同学朋友聊起我在煤矿工作的短暂的经历，我听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你是去体验生活的吗？”我想了想说，不是。

可能我们常有那样的感觉，当一段已经完成的生命阶段放在那里的时候，它确实比较具有戏剧性。可是当一种生活还处于未完待续的模式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特殊的。在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研究生，那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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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有人在一席讲过东北的老国企兴盛时候的样貌，煤矿好的时候是差不多的，煤矿不好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我家那边的煤矿后来进行了一些改革重组，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普通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五一我回家的时候四处转了转，那些高档的餐厅、娱乐场所，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煤卖不出去，奖金发不出来，工资越来越低，生活面临着全面的回缩。原来那个热闹的“塞上小香港”，好像一下子旧了很多，鼎盛时期的装潢原封不动地停留着。这种衰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当人们真正意识到时，就说明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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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察到我家那边的煤矿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我们先说积极的。积极的就是引进人才、更新技术和设备，可是这实施起来远不是说起来那么简单，所以消极的办法就衍生出来了，那就是给井下工人放长假，就是说井下不生产了。相比前一种，这一种更立竿见影。

因为放假，还有工资低，许多工人不得不考虑搞一些副业，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把这个可以养老的饭碗彻底丢掉。与此同时，每年又有大量的人来到这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讲一个我表弟的例子，他可以代表一批年轻人的样貌。

我表弟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煤矿工作，他在大学读的是文科，等了几个月之后，等到了煤矿解决应届毕业生就业。刚招的男生一般都会分配到井下干一年，除非你有非常硬的背景关系，否则一旦分配了是很难再调上地面的。

我表弟被分配在巷修队，三班倒，早、中、夜。巷修队是负责疏通井下的巷道的，活最重的时候，一人一天手工挖四米多。井下的地质是非常复杂的，石头、石板、金属板都镶在地里，所以工作起来用的都是蛮力。

刚下井的小伙子基本上都是含着眼泪咬着牙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要是挖不完影响了别人下班，一些老工人会用很难听的话骂你，年轻人脸上挂不住，一般都会非常努力地把自己的那一段挖完。

我表弟还不到23岁，已经是两手的老茧。而且他那个工作有时候是早晨下去，晚上再上来，他拥有的只有夜晚，是漆黑的。下井的工人们下班之后经常聚在一起喝酒，非常非常频繁，所以矿区的酒吧、烧烤店特别多，生意也很好，可能那种力度的工作只有酒精才能让人真正放松下来吧。这样的时间久了，是不是大学生，学了什么专业，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后来一个机会，我弟弟是参加了政府的项目去援疆了。听上去也是背井离乡的，但是这是一个家境普通的成年男人自己做出的选择。

还有一类年轻人，也是每年到煤矿数量最大的一批年轻人，官方称为农民轮换工。这些年轻人都是签固定合同，一般签五年，五年一到自动解约，干的都是井下最基层最辛苦的工作。据我观察，其实这些年轻人不光是来自农村，也有一些退伍后自主择业的军人，还有一些在大城市漂了好多年又回来的年轻人。

▲ 图片源自网络

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其实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记忆和观察。煤矿的兴盛和衰败是同时进行着的，这取决于你站在怎样的角度和立场去观察它。

对比一些题材非常鲜明的作家，我写煤矿的小说其实并不多，因为我喜欢感受个体。有些人无论处在怎样的地域，从事着怎样的工作，其实他面临的困惑是一样的，感受到喜悦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有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都在讲述发生在煤矿里的故事，比如《盲井》《地心营救》等等，可是这些以矿难、死亡为叙事核心的故事越来越难以吸引到我，因为这不是我观察到的煤矿的一个常态。

但当我看到电影《山河故人》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地欣喜，因为在这个影片里，煤矿只是一个承载人生老病死的空间，它本身并不是有多么地特殊，而我曾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我甚至在电影里看到了许多我认识的人，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梁子这个人物形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父辈叔叔那一辈的一个集体的缩影。

▲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

那有没有成功的人？有。可是词语有空间性，有些词语属于有些群体，在煤矿是没有人讲成功的，成功就更像是一张漂亮的贴画。而人情这个词语是属于煤矿的，是属于西北小城的，至少到现在也没有被碾压殆尽。

那里发生过太多太多的故事，假如我把它们写下来，肯定会有读者以为是我刻意营造的偶然或者是戏剧冲突，我甚至不想用文学的转述去使得这种真实变得可疑。

靠力气活着的人是最真实的，上天没有给予他们表演虚伪的舞台，相比那些在职场看人脸色的人，他们活得痛快多了。可是这份痛快和学不会，也意味着他们永远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们是那些处于时代浪尖上的人眼中的失败者。

我考上研究生要离开煤矿的时候，一个还在下井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跟不上你的进度了，可能以后越来越没话说了。后来我读研、写作、出书，毕业后又考去北京工作，这个玩了很多年的朋友就真的沉默了。

我的现实不会影响他对既有生活的判断，他也揣着对我的生活的某种想象继续开心地活着，可能他不会想到，我也偶尔会问自己，如果当时留在煤矿工作，现在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都活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不知道这块魔方会不会转，会怎么转，会把我们转去哪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