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不是“工作”杀手？_风闻

✪ 陈自富 |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导读】**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熟，关于自动化技术取代人类工作导致失业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本文作者指出，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视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视整个进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劳动者、企业、宗教社团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质上还是一种技治主义立场。技术从内部来看无善恶之分，但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却需要考虑各方的立场、态度和利益，技术在带来效率提高、减少岗位的同时，其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应该是递增的，这种递增应以新的工作需求为基础，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幸福。为达到这个目的，在人工智能产业的规划和立法中，通过技术民主化来扩大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给缺乏技术、金融、文化和政治资本的社会阶层赋予获得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因此劳动者的命运还是要诉诸社会的广泛协商和共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消失的工作和扩大的贫富差距

2017年6月下旬，谷歌原大中华区总裁、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博士在纽约时报的“观点”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的专栏文章，他在文中一方面认为从技术上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到人类水平智能（即通用人工智能或强人工智能）仍然存在巨大障碍，达成该目标的期限还很遥远，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人工智能却可以迅速取代很多重复性、低技能的岗位，例如出纳、客服代表、股票交易员、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生等，后续还可以代替人类操作半自治或全自治的硬件设施，使得工人、司机、快递员等职业逐步消失，因此这些趋势将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

李博士为此提出了一种有趣的“人工智能决定论”的解决方案：对于失业问题，人类可以从事所谓的“爱心服务工作”或充当志愿者，因为这些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而且又能给人使命感，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征税来为这个新的工作计划提供资金，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财力承担人工智能发展问题所带来的公共开支，因为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将主要流向中美这两个人工智能技术强国，只有他们才能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转变；对于贫富差距问题，人工智能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必须依赖中美两国，来换取资金来应对失业问题，这种经济依赖将重新塑造当前的地缘政治，因此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通过国际合作来使贫富差距最小化的机会。

好奇与创新比贫富差距更重要

也许是李开复博士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人工智能决定论”主张过于强烈，来自科技界的另一位著名企业家、亚洲最大的OTA（Online Travel Agency）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博士在7月初即撰文反驳李开复的观点。他一方面同意人工智能在短期内难以达到人类水平的技术论断，另一方面则不认可李开复关于人工智能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判断，他的论点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展开：首先是人工智能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将促使人类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购买力，从而导致服务业需求的增长，薪的就业机会将填补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其次是产业史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发明颠覆性技术的企业未必能获得超额利润和形成垄断，在3个或以上的寡头垄断市场，利润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消费者将获得技术进步的红利，因此中美两国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但其人工智能产业及其公司不足以影响国际地缘政治。

梁建章在反驳李开复文章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相对于贫富差距问题而已，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好奇、探索和创新，哪天人类不再好奇和创新了，才是真正的大问题。AI将人类从重复性的低技能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能从事更多的创新和创造活动，因此研发和创意人员不会失去工作，反而是研发工程师和重复性工作岗位（例如清洁工）的收入差距会扩大，这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但贫富差距从历史上来看是一个老问题，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从某些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教育进步反而有助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

人工智能是不是“工作”杀手？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信息科学历史和社会影响的研究者，笔者在技术方面同样认可李开复的看法：人工智能短期内无法达到人类级别水平，但在很多具体的领域取代大量重复性、低技能工作岗位的技术条件已经逐步成熟，所缺的只是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法律和资金的支持而已。

关于二战后以智能、信息为主题的自动化技术取代人类工作导致失业问题的担忧，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诺伯特·维纳就在其名著《人有人的用处》中预测：“自动机的采用会带来失业现象，它同目前的工业萧条甚至三十年代的危机相比较，后者只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过去的这60年来，与维纳的预言相反，二战后大规模的失业危机并没有发生，世界经济总体蓬勃发展，新技术革命反而成为了主要的引擎。以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4万多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7万亿美元，1950年到1973年的世界GDP的平均增长率为4.9%，远超过上次工业革命中1870年到1913年期间2.1%的平均增速。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战后的和平环境导致了全球化和人口增长，各国通过全球化红利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分工体系，人口增长促进了对工业品、消费品乃至信息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传统和新兴的服务业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口，维纳的预言没有应验，

在维纳所预言的时代里，技术发展主要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但李开复的观点是这一次的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是相当一部分脑力劳动的解放，因此某种程度上将摧毁二战以来形成的中低端服务业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传统劳动力的需求将急剧减少，劳动力供给出现过剩。

对于李的观点，梁建章的反驳实际上隐含了两个劳动经济学的假设：一个是从生产要素的观点来看，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互补性大于替代性，另一个是当由于技术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带来工资水平增长时，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产生的个人收入增长足以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

通俗地说，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其投入的增加将导致与之匹配的研发、技术、运维岗位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提高，这个称之为技术要素与劳动力是互补性的，另外，人工智能也导致重复性、低技能的劳动力被取代，即技术要素对劳动力要素是替代性的。虽然在当前的场景下两者兼而有之，但显然梁认为通过新需求带来的新岗位，本质上使得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

当工资水平由于效率提升而提高时，一方面劳动者可能减少劳动时间，减少供给，在获得原来同样报酬的同时增加闲暇时间，这个称之为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劳动者觉得休息时间比原来更加昂贵，因此愿意增加劳动时间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增加劳动供给，此即替代效应。梁文的假设是技术发展后，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人们并不会减少工作时间，而是继续保持同样或类似的供给，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增加了对闲暇时段各种服务的需求，创造了新的岗位。

笔者的观点是李、梁二位的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是否会颠覆性地取代大量工作岗位的问题，都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两人的立场都站在各自的利益点，并未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由于李开复本人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者和推动者，其在文中对人工智能的定义都别树一帜：“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粗略来讲，人工智能技术指的是获取某一领域（比如贷款偿还记录）的海量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具体案例（是否应给某人贷款）做出判断，以达成某一特定目标（贷方利益最大化）的技术。这些技术在给定任务中所展现出的工作能力已经被证明可以完全超越人类的表现。”但是在学术界和产业界，虽然当前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的成功很多是大数据驱动的，但大数据是否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必要条件并不是广泛的共识，按照国际人工智能促进会（AAAI：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定义则更为中性：“对作为思维和智能行为基础的机制的科学理解及它们在机器中的具体实现。”

李开复的主张中还有一些比较强的观点，即将金融领域中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效率提高简单地推广到了更广泛的行业，他甚至举了一个创新工场投资的贷款公司作为例子。实际上，由于金融、医疗行业的数据质量和数量相对于其他行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人工智能商业化的进程往往以这两个行业为重点，但是即使从技术维度来看，在法律、会计、教育培训、制造、物流等领域是否能替代绝大数工作岗位，也绝非轻而易举。

对于梁文而言，在劳动者关于工作—闲暇时间分配的决策模型中，过于简单地假设劳动者愿意保持工作时间以获取足够的收入，并将收入用于购买闲暇时间的服务，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使劳动者的贫富差距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使得富人的服务消费需求有足够的生产者来提供？而不至于因为剧烈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失衡？另一方面在于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总量是否能填补因为技术进步而失去的工作岗位，这个比维纳之后的几十年还是有所不同，历史经验是否能重现是一个疑问，梁一手创立的携程旅行网是中国服务业的代表性企业，其员工数量高达3万多人，是全球最大的OTA企业Priceline的两倍，站在这个立场上提倡服务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难免会有失偏驳。

其次在于任何一种技术的开发、部署和推广都是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干扰的，而不单纯是由技术本身的先进性来决定。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有工人的“卢德运动”，爱迪生与西屋电气有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中国高铁有磁悬浮和轮轨技术之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选择涉及文化传统、法律、伦理等一系列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涉及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诸多领域，在每一个行业的开发和应用都涉及诸多方面，例如铁路12306服务中心所导致的整个铁路售票系统变革，就带来了农民工与老年人的“信息鸿沟”问题，至于人工智能在医疗中的应用，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部署，都涉及到了观念转变和法律体系的修订，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时技术开发和商业化所需的资金与人才资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都具有稀缺性，人工智能中相关技术开发的优先级和先后秩序，也都存在着社会利益的争夺。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人工智能是不是“工作”杀手，远不是李、梁这两篇文章能够给出结论的。

劳动者的命运谁来掌握？

我们很难直接把维纳的预言或正或反地应用于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革命中，对于未来难以简单地基于经验外推，尤其是当前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与维纳时代已经大相径庭。但我们很难认同李开复博士为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就业问题开出的处方，对于梁博士的乐观预测也心存疑虑，无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视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忽视整个进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劳动者、企业、宗教社团等各方面的作用，本质上还是一种技治主义立场。技术从内部来看无善恶之分，但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却需要考虑各方的立场、态度和利益，技术在带来效率提高、减少岗位的同时，其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应该是递增的，这种递增应以新的工作需求为基础，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幸福。为达到这个目的，在人工智能产业的规划和立法中，通过技术民主化来扩大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给缺乏技术、金融、文化和政治资本的社会阶层赋予获得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因此劳动者的命运还是要诉诸社会的广泛协商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