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定位——从国际大都市到世界主义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文艺批评”

编者按

文艺批评公号今日推送李欧梵先生几年前谈论香港未来文化大势问题的一篇文章，选自2013著《情迷现代主义》一书。他认为香港文化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香港本身的文化认同，即她到底要成为一个属于中国又有中国特色的海港大都市和金融中心，还是成为一个和中国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不尽相同而的多元文化国际大都市，或者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国际大都市」（Asia’s World City）？虽然至今「国际化」这个名词早已变成香港各大学领导人的口头禅，但语焉不详，而且简化为只用英语教学的功能主义。李欧梵先生观察到，目前香港的创意文化，从创意的层次来看，尚未发展出双重文化认同的特色和优势，而似乎落于两难的局面，教育的危机更严重，香港学生的中文和英文都退步，反而一厢情愿地朝向浮面和狭义的本土心态——只说粤语，只关心生活、就业和消费；甚至以这种自保式的「鸵鸟」心态来对抗外来的大陆「蝗虫」文化。李欧梵先生认为，目前香港的问题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本土认同之间的矛盾，却未顾到更多元的文化发展前景。香港应该是朝向更国际化的文化发展，作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国际大都市」、更具有「世界主义」特色的多元文化都市而存在，香港人不能只做「乡人」而不做「国人」和「世界人」，必须三者俱备，我们要效法梁启超。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认同。

本文节选自李欧梵《情迷现代主义》，转载自“活字文化”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欧梵

香港文化定位：

从国际大都市到世界主义

请我展望香港今后35年的文化大势，这个题目太大，很难说得清楚。简单来说，我认为香港文化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香港本身的文化认同，即她到底要成为一个属于中国又有中国特色的海港大都市和金融中心，还是成为一个和中国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不尽相同而的多元文化国际大都市？从政治或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当然应该是前者，（但可以享有特殊地位），然而从长远的文化发展而言，如此则香港迟早会被边缘化，被内地各大都市超越，而成为一个毫无特色的沿海城市，最多只不过和广州差不多，其前途端靠「大珠江三角洲」的国家重点计划如何将之整合。

香港的另一个选择，我认为是朝向更国际化的文化发展，作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国际大都市」（Asia’s World City）。至今「国际化」这个名词早已变成香港各大学领导人的口头禅，但语焉不详，而且简化为只用英语教学的功能主义。另一方面，国际化被视为全球化的代名词，又被简化为市场经济和电讯科技的产物。我心目中的「国际大都市」绝非如此，而是更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特色的多元文化都市。既然是多元，所以更应该多彩多姿。

香港街景

目前香港的问题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本土认同之间的矛盾，却未顾到更多元的文化发展前景。我反而认为：过度的民族国家认同不见得对文化发展有好处，而过度的本土性（localism）也会造成一种狭义的乡愿心态（provincial mentality）。民族主义背后的文化支撑是「大一统」，对于文化的多元性，最多不过表面上包容，而不会实质上尊重。而目前流行的所谓「全球化」也只不过表面多元而已，实际上还是「异中求同」——「同」的关键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市场推动的消费文化无孔不入，甚至也可以把把各民族国家和本土文化纳入其活动范围，所谓「全球本土」（global）就是这个意思。

我心目中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与以上所说的全球化或「全球性」（globalism）并不尽相同，想在此作一番略带学术性的诠释和辩解。至于香港文化发展的细节，可能所需篇幅太多，此处暂不讨论，容后再议。

全球化大都市四条件

香港号称是亚洲的Aisa’s World City，然而，所谓的World City，译作「国际」也好，「世界」也罢，究竟指的是什麽？我猜可能又和所谓「全球化」有关。这个当今流行的名词含义笼统，如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论，有资格作全球大都市的城市必须是金融中心，因此北京并不合格；如果用瑞典人类学家汉纳斯（Ulf Hannerz）的定义，全球化必然是超越国家的，它的基本要素是各种人群的流动和信息的交流，因此作为全球化的大都市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二、世界游客的胜地；三、如果是第一世界的大都市，它必须也是各种第三世界人口聚居的地方（例如洛杉矶），但以前或现在属于第三世界的都市又如何？他却没有解答；四、它必须是大批「创意人才」的聚集点，所谓创意人才，至少包括下列数种有关领域：艺术、时装、设计、摄影、电影、写作、音乐、厨艺，当然还有其他范畴。他心目中的都市当然是纽约和伦敦，但书中讨论的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并把南非约翰尼斯堡得一个效区——Sophiatown——也作为个案研究。（见《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Culture, People, Places》（Routledge,2000）第十一章“The Cultural Role of World Cities”）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Culture, People, Places

我时常引用这四个条件来提醒香港的当权者，不要只顾前两项而忘了后两项，因为香港拥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包括大量来自东南亚的佣工，这也应该是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强项。然而他们的文化呢？香港的大多数华人对此毫无兴趣，所知更是有限。

我认为该书最重要的论点是第四项「创意人才」，这就直接牵涉到文化问题。目前港府「创意产业」口号叫得很响，但实际上香港不少创意人才早已流向内地；上海和北京反而后来居上。为什麽？原因在于香港的官僚机制太大，层层关卡，一切以经济效应为首要考虑，根本不尊重创意心本身的需求。

这四大基本元素没有彻底实现，香港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文化根源难完全扬弃

最近我重新反思，觉得汉纳斯所提的这四大要件仍然不足，因为他没有顾及城市居民的态和文化取向问题。换言之，并非所有国际大都市的居民都有国际观瞻。

汉纳斯在书中第二章中提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所谓「国际人」 （Cosmopolitan），汉纳斯对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一种与他者交往的意愿」和「在知识和审美层面对多元文化经验的开阔心胸，求异的对比多过求同」。说来简单，但实行起来却颇困难，因为做得过份，就失去本来的文化或民族认同。他又提到「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问题，认为对其他文化有能力掌握的人，可主动放弃自己原来的认同而向另一种文化「投降」。这种倾向，也许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移民的子孙中见得到，听说不少新加坡的年轻华人只说英语，不愿意作中国人，但在香港絶无仅有。中国大陆的公民对这种取向会斥为「汉奸」。

那么，在现今的情况下讨论「国际人」或「世界人」的观念是否大逆不道？这是否「大中华」文化的特色？其他国家的怎么想？

我在美国居住了30多年，遇到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个个都成了美国永久居民或公民，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完全扬弃源自本国的文化认同，最多只不过在表面上美国化了一点。也许这些人的后代会彻底美国化了，变成货真价实的美国人。然而，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即使是美国人，还是要坚持多元文化，不能大一统。

所以，纽约和洛杉矶等大都市很自然的变成国际大都市，非白人的居民人数比例也愈来愈高。前身是殖民地的香港——这裡絶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大陆移民过来——是否有此能耐？当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看来，回归祖国是天经地义的事，认同祖国文化（包括各种爱国符号如国歌、国旗和普通话）势在必行。如此则一切国际化可以免谈，只剩下经济和金融一项。文化也只能服从这个「大趋势」。

我认为文化和政治/经济不能划等号；必须有所区别。而全球化的势力更不可挡，在这两大趋势之间，探寻多元的文化空间并不容易。

求同存异尊重多元性

最近我正在看一本书，是一位哲学家写的，阿丕亚（Kwane Anthony Appiah）生于非洲的加纳，在英国受教育，学成后到美国名校哈佛及普林斯顿任教，他的一本著作《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2006）。副标题特别值得注意：这本书不只是描述当今全球化的文化现象，而是讨论一个道德伦理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陌生人」（或「他者」）是否有责任。他认为cosmopolitanism的观念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化和种族的他人应该有责任或义务，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换言之，这是一种属于全球化影响下的普世价值「问题」：另一个取向是「世界主义」必须对于其他人种和文化有真正兴趣，因此要尊重差异。即是说，「世界人」必是多元主义者，不相信世界只有一种真理，更不唯我独尊。阿丕亚也承认这两者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但显然他的关注点在于前者，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对陌生人的慈善」（Kindness to Strangers），可见其端倪，他认为只谈「包容」和「谅解」已经不够。妙的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一本同名的小书《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中讨论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梁启超认同做世界人

这两本书似乎在华人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为什麽？在此不必细究。值得一谈的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是否有必然的关联？通讯科技和交通发达以后，世界各地的人民交往也频繁起来，这是全球化的好处，但冲突也必会增多，如何解决文化上的冲突？于是「世界主义」的伦理应运而生，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有所谓「国际公民社会」发展的可能，这个问题就必须讨论，否则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仅徒有虚名，只有硬件而没有足够的软件支撑，甚至汉纳斯所提出的四个条件也做不到。

梁启超

就我自己而言，我反而更关心「世界主义」的另一面；那就是对非华人的他种文化的态度和了解。如果我们重演梁启超1899年初游夏威夷时写的《汗漫录》的序言，就可以发现他的志愿是从「乡人」变成「国人」而后更要成为「世界人」，他说此乃大势所趋，使他不得不如此，至少他并不觉得做一个「国人」和做一个「世界人」有何抵触或矛盾之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效法梁启超，采取「双重认同」的态度，同时做国人和世界人？

目前香港的创意文化，从创意的层次来看，尚未发展出双重文化认同的特色和优势，而似乎落于两难的局面，教育的危机更严重，香港学生的中文和英文都退步，反而一厢情愿地朝向浮面和狭义的本土心态——只说粤语，只关心生活、就业和消费；甚至以这种自保式的「鸵鸟」心态来对抗外来的大陆「蝗虫」文化。这和骂港人都是英国殖民地的走狗在层次上又有何区别？

香港人不能只做「乡人」而不做「国人」和「世界人」，必须三者俱备，我们要效法梁启超。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认同。

2012年4月13日

本文节选自李欧梵《情迷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