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病人拔牙、做手术，竟然曾是理发师的工作？_风闻

中世纪的英国伦敦，一位理发师正在给一位病人做手术。

没错，现在人戏称的“Tony老师”，在当时被统称为“医疗理发师”。**除了理发，给病人放血、拔牙、截肢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截肢完毕，理发师就将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按在伤口处，以使血液迅速凝结。而且理发师只有获得资格证后，才能“上岗”。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却是央视纪录片《手术两百年》中描述的，曾经真实发生的故事。这部只有8集的纪录片，却历时3年，前往12个国家，采访50多位国际顶级专家，将暗黑又充满人性关怀的手术进化史在片中一一铺开。

在今天，做手术是治疗很多疾病的重要手段，小到普通伤口的缝合，大到开颅、器官移植，现代医学都可以精确完成。

而人类早期的手术，却只能一切靠“摸”。原因很简单，当人们对自身身体构造都了解甚少，又怎么在黑暗中以手术救人？

于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负责医治受伤角斗士的医生盖伦，**为了更好地医治受伤的人，开始试图探索人体的构造。**但在当时宗教和法律的限制下，解剖人体是不被允许的。所以盖伦只能从猪、牛、羊等哺乳动物入手，来推断人体的内部结构，给出了最早的人体解剖学知识。

但事实上，这只是手术史上的一道光，毕竟哺乳动物的身体结构，与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真正打开人体解剖学之门的，是一位叫安德烈 · 维萨里的意大利年轻人。

1353年，黑死病盛行，为了战胜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通过学习解剖来了解人体。于是，帕多瓦大学的年轻讲师维萨里，通过对尸体的解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解剖学著作——《人体的构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图文形式描述人体解剖学、接受解剖方法的完整著作。解剖不再是残忍的违背伦理，而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

解剖学迅速发展，但也面临困境。在只有死刑犯人的尸体才能被解剖的情况下，尸体显然“供不应求”，很多医院和医生选择花大价钱购买尸体，于是就出现了专业的盗尸人。如果来到英国爱丁堡的一处古老墓园，你会发现外部被围栏层层围住，像是电影中为了锁住“可怕怪物”的装置。但其实，这是为了防止新下葬的尸体被偷走。

然而，偷不了尸体还可以亲手造“尸体”。19世纪初的英国，就发生了医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件，案件主人公之一就是如今骨骼标本被陈列在爱丁堡大学解剖博物馆中的威廉 · 伯克。

他和威廉 · 黑尔在自己的旅馆内谋害了15人，把他们的尸体卖给了爱丁堡大学的解剖教授。为了不让人忘记医学史上的这次耻辱，威廉 · 伯克的骸骨一直陈列在博物馆中。

今天，解剖学早已成为医学生的基础课程之一，供医学研究的合法人体来源除了死刑犯，还有遗体捐献。

医学生们在开始人体解剖前都会向“大体老师”（遗体捐赠者）致敬。外科医学突飞猛进的200年，离不开医生和这些人。

在人体解剖学的支持下，手术逐渐走向普及，但术后死亡率却高达50%。

在19世纪中后期之前，如果一个人做了一场手术，那他可能死于剧烈的疼痛，可能死于失血过多，甚至可能死于医生不洗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科手术都处于无止血、无麻醉、无消毒的“三无时期”。

以前的止血方式有多恐怖？看看当时的法国怎么做的就知道了。

在给一名士兵截肢后，医生从炉火中拿出早已烧红的烙铁，直接按在伤口上，血管被烧到凝结，可周围的肌肉和皮肤也被烧坏，伤口极易被感染，能活下来的概率就如纪录片中说的一样，是“硬币的正反面，看天。”

直到1536年，一位法国军医帕雷震惊于士兵们的哀嚎，于是他开始思考更好的止血方式。现代止血钳的原型鸦喙钳由此而出。

1552年，他在日记中提到，自己放弃使用烙铁，用特质的钳子将动脉抽出，再用线将其结扎。

用这样的方法，帕雷成功给截肢患者止血，从此改变了用烙铁止血的历史。

解决了止血问题之后，减少疼痛成为了手术过程需要攻破的又一大难题。

正如前面所说，士兵们在截肢时经常会痛到晕厥甚至死亡。所以，手术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手术的速度。

曾有一位以手术速度快闻名的医生，最快的截肢手术只花了28秒，可正是因为这种快，他切掉了助手的两个手指，导致助手失血而亡。同时，他还把病人的生殖器官误切，导致病人术后感染而亡。甚至引发了一位现场观摩人员的心脏病，最终造成了三个人的死亡。这也是唯一一次，死亡率高达300%的手术。

为了止痛，医生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病人灌醉或敲晕，但结果往往以病人被痛醒告终。

这时，牙医莫顿出现了。因为不堪忍受患者拔牙时的尖叫，他开始琢磨在治疗过程中如何把病患“放倒”，最终他找到了乙醚。用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后，莫顿用乙醚作为麻醉剂，公开展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痛手术”。

麻醉终于登上现代医学的舞台，人们就此摆脱了手术中的痛苦，如果没有麻醉的发明，现在的外科医学根本无法展开进展。

然而，**在麻醉剂在手术中大量应用之后，**手术的死亡率并没有如我们想象中的下降，而是依旧在不断上升。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死亡率已经达到60%。

在老手术室博物馆，你可以找到这一切的原因。19世纪的这里，手术像表演一样在这里举行，甚至会出售门票。医生没有手术衣、没有口罩、没有消毒，甚至没有洗手的习惯。

​即便在医院中，也同样如此，产妇近一半死于产褥热（产后细菌感染）。就连医生在解剖尸体时割破手指，也有可能因出现和产褥热类似的症状而死亡。这个发生在同事身上的真实事件，让妇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发现了感染的问题。

于是他开始在自己管辖的妇产科病房推广术前必须用漂白粉洗手的操作，这样就能减少孕妇的死亡。结果遭到了同行们的嘲笑。在各种羞辱中，塞麦尔维斯回到了匈牙利，继续推行洗手原则，而他所在医院的产褥热死亡率很快降到了1%左右。

于是，塞麦尔维斯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及倡议集结成书，一次次寄给欧洲当时最著名的教授们，然而，一直到在疯人院中去世，他也未曾收到回音。

直到人类在病患的分泌物中发现了链球菌，塞麦尔维斯的超前理论才被人重新看待。

止血、麻醉、消毒，这些如今看来最普通不过的医疗手段，却是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和医学先驱们的努力，踩着无数人们的死亡，才得以实现。

在前一百多年，人们通过一点点地探索让医学手术有了基本的模样。

而在后一百多年，医学手术搭乘科学技术的快车飞奔着向前。

发明了鸦喙钳有效止血的帕雷大概如何也不会想到，被自己淘汰的烧灼止血，在今天，以另一种形式被运用到医学实验中。一种智能电手术钳，可以瞬间闭合大血管，进行有效的止血。

将麻醉带入手术，使病人逃出痛苦的莫顿更不会想到会出现一种急救智能假人，它们能够根据事先设定的电脑程序，做出和人体一样的反应。年轻的麻醉医生可以通过“假人”来学习如何应对极端病例，积累实战经验。

而因为提倡术前洗手的塞麦尔维斯更不会想到曾被鄙视的“术前洗手”，现在不止变成了所有医院的固定流程，甚至用完之后的每一个手术器械还要经过3个小时的消毒。

与此同时，在明苏尼达大学医院里，已经有了用3D打印技术为病人定制的心脏模型。通过模型，医生可以更加了解病人心脏的结构和病变，为医疗团队制作术前方案提供依据。

在电子科技大学的机器人研究中心，高位截瘫的病人可以借助外骨骼机器人站立起来，重新获得行走的能力。患者穿上脑电装置后，只要想象自己可以行走，人工智能就可以辨识出他的意图，并控制关节活动。

在费城，失去双手的小男孩即将重获双手，医生奋斗了10个小时之后，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双手移植的人诞生了。

在上海，医生们通过3D打印“全脸面预构重建”技术，帮助因感染而失去脸的少女长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脸，这项技术被称为“中国式换脸”。

那些在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一一应用于病患。

但是，即便技术发展得再先进，最终执行手术动作的仍然是人，所以医者们也从未停止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即便是在9毫米直径的细小血管上，用头发丝那么细的针缝上30针，也不会难倒他们。

这一切都源于医者对人类的善意和对生命的敬畏。

100年前人的平均寿命是31岁，在医者们的努力下，如今已经延长到71.6岁。我们无法否认有些病症依旧无解，但就像纪录片中所说：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像一个深渊黑洞，我们不知道，我们手拿着提灯，我们照亮了一段一段，我们最后可能会认识一个局部，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是求索者，医学也一样。”

医者们始终在路上，我们也总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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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Captain

图片来源 = 《手术两百年》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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