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法国殖民罪行 争夺历史记忆的阿尔及利亚人_风闻

自从2019年2月起，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反对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谋求第五任总统的示威以后，除了呼吁大规模民主改革的要求之外，还要求重新审视和定罪法国的殖民暴行，甚至一度传出与法国断交的声浪。尤其是在3月布特弗利卡宣布推迟总统大选时，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竟出面宣称希望布特弗利卡下台、阿尔及利亚能在“合理的过渡期限”后尽速选出新总统，更招来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慨，示威群众举着“法国，132年就够了，停止干扰”（法国自1830年至1962年间殖民阿尔及利亚，一共132年）、“爱丽舍宫（法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室所在地），停！我们是在2019年，不是在1830年”、“管好你的黄背心”等标语抨击法国干预内政，并指责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阵，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英语缩写为FLN）与法国互相勾结。

尽管早在2010年阿尔及利亚就曾提案立法审判法国的殖民罪行，试图设置刑事法庭制裁参与殖民的战犯，但时任国会议长齐亚里（Abdelaziz Ziari）在2010年9月宣布，出于外交和法律考虑不再推动法案。如今，基于对民阵和法国的抵制，阿尔及利亚人决心要更积极地清算这份殖民记忆。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2019年7月的报道，阿尔及利亚史学家声称，即使法国冥顽不化、即使审判只具象征性，但恢复殖民的刑事定罪依旧很重要，阿尔及利亚人“有权审判法国”，这是未来数代人的使命。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罪恶擢发难数，打从1830年的侵略开始就造成当地无尽的苦难。比如被法国人誉为“法属阿尔及利亚之父”的首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比若（Thomas Robert Bugeaud，1784─1849年），为了压制阿卜杜卡迪尔（Abdelkader ibn Muhieddine，1808─1883年）领导的抵抗运动，采取全面战争的暴力政策，以屠杀村落、公开斩首、强暴妇女等残酷手段震慑当地人。最恶名昭彰的种族屠杀案例，当属1845年柏柏尔人奥列德里亚（Ouled Riah）部落的悲剧。该部落躲入达赫拉山脉（Dahra Range）的洞穴以逃避法国人统治，没想到法军发现后竟以大火堵死出口，企图逼他们出来再开枪杀害，结果奥列德里亚部落抵死不出，上上下下共约800名男女老幼全在洞中窒息身亡。加上法国政府一开始曾打算移民本土人口取代阿尔及利亚人，而非注重吸纳或同化，令阿尔及利亚人死伤更为惨烈。根据估计，1850年代中期的阿尔及利亚人口从原先的400万剧减到230万，将近一半居民都因法国殖民和攻击而死。

法国在经济层面的剥削，也导致阿尔及利亚人陷入贫困与饥荒的境地。1844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颁布土地法，规定荒地将被归类为无主地，除非地主能够拿出有效文件证明自己的所有权。但由于地理气候因素与技术限制，阿尔及利亚人有许多土地暂时休耕或未开发，因而俱遭法国殖民当局沒收，许多法国移民也故意利用阿尔及利亚人不谙法语骗取土地。法国还于阿尔及利亚建立详密的档案库，将当地人的姓名、牲畜、财产、对反抗者的态度俱详列造册，这不但是为了搜检出潜伏的反抗者，更为了便于没收阿尔及利亚人财物所用，显见法国殖民者存心剥夺与摧毁当地经济自主权的居心。

法国人劫夺阿尔及利亚人的财产后，还讥称是阿尔及利亚人“太懒惰”导致自然资源被浪费，自视为开发新天地的“救世主”。法国殖民者得到土地后，将大片原本种植谷物的田地改栽植葡萄以酿酒获利，令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光是在1867年，就有30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于饥荒。加上法国为了舒缓内部的人口压力，积极鼓励法国人移民阿尔及利亚，结果大批缺乏谋生技能的底层贫民迁居至该处。这批移民发现在法国殖民政策与军队的双重庇护下，比起从事实业生产，夺取阿尔及利亚人的土地并投机买卖，反而更有利可图，因此加剧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困苦。

还有这批移民多半是男性，彼辈的到来造成性别失衡，阿尔及利亚女性因此受到颇多骚扰，但法国移民反而认定是当地妇女太过“放荡”，才让自己受不住诱惑。此外，素质低落的移民也带来酗酒的恶习，使酒类成为阿尔及利亚的大宗进口商品，败坏主张禁酒的伊斯兰教社会风气，也提高犯罪率，更加深资本的浪费和阿尔及利亚经济的依附性。

另外，法国还企图抹杀阿尔及利亚人的宗教和民族认同，命令当地人将子女送往法国开设的学校，学习天主教义、法语、算数等知识，至于阿拉伯语与历史、柏柏尔语、伊斯兰教教义等则一概不授，企图以此创造一批忠于法国的新一代社群。尽管阿尔及利亚人的信仰与认同在法国的摧残下，顽强地生存下来，但仍有一部分人为了改善待遇而改宗天主教。不过这些人会失望地发现，即使1865年法国正式合并阿尔及利亚后让当地人拥有法国国籍，但仍没给予公民权，且法国人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人的歧视根深蒂固，根本没法指望法国会平等待之。

例如参与侵略的法军将领欧仁‧杜马斯（Melchior Joseph Eugène Daumas，1803─1871年），就轻蔑地说道：“拿一个法国佬和阿拉伯人丢入锅中用高温一起煮。经过24小时后，你仍将能辨认出从穆斯林变来的基督徒”。即使到了1903年，阿尔及利亚法庭也将皈依基督教的当地人定义为“基督教的穆斯林本地人”（Christian Muslim natives），径行将穆斯林当作一种身份标签而非单纯的教徒，凸显殖民者的偏见。而且阿尔及利亚的当地议会也几乎由法国男性移民把持，阿尔及利亚人罕能发声。因此在如此严重的歧视下，即使是倾向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也没法获取多大利益，反而成了自家族群中的叛徒，给阿尔及利亚人的团结刻上无法愈合的伤痕。

面对这长达百年的殖民暴行，法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呢？2017年，当时还只是总统候选人的马克龙宣称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是“反人类罪”，立刻顿使法国朝野哗然，大批指责其“叛国”的声浪猛然袭来，迫使马克龙不得不出面致歉。2018年，马克龙改口为这段历史定调成“不否认也不道歉”，但又承认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施用酷刑的行径，接着向在1957年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遭法军折磨致死的共产党籍数学家莫里斯‧奥丹（Maurice Audin，1932─1957年）遗孀表示歉意，因为当年法国向其家属谎称莫里斯逃狱失踪。结果这种仅向境内公民哀悼、对阿尔及利亚反倒不闻不问的双重标准，又招致阿尔及利亚人的强烈反感。加上马克龙上任后出访多个非洲国家，一面宣称承认法国殖民罪责、又一面渲染“中国威胁论”与引领非洲人迈向“文明”的言论，更在在显露法国人傲慢的殖民霸权心态依旧不改。

对当前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追究法国殖民罪行不但牵涉司法与历史的“转型正义”，更代表突破民族解放阵线对建国过程诠释权的垄断。因为抵抗法国殖民的组织还有柏柏尔人、民族独立运动（MNA）等群体，但民阵成立一党制国家后，将独立之功全揽到自己身上，并透过国有企业控制大多数资源。接着民阵又于1963年成立“圣战者国家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Mujahideen）和“圣战部”（Ministry of the Mujahideen），向革命军人发放退伍证书，军人们可凭这些证书享有住房分配、医疗津贴，造就一批继承法国殖民遗产的特权阶级。阿尔及利亚宪法还规定，总统参选人的门坎之一，就是1942年7月以前出生者，须证明自己参与过1954年11月1日后的独立革命，这天即民族解放阵线正式起义的日子；如在1942年7月后出生者，则得提供自己双亲未反革命的证据。换言之，民阵不单利用革命神话塑造执政合法性，还借以甄别非己阵营与排除渠等执政的机会，更因此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在1992年遭解散的反对党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便曾因此抨击民阵腐败不堪、自己才是独立时期民阵的真正继承者，这除了显示民阵的严重腐化之外，也代表伊斯兰拯救阵线想夺取历史话语权的企图心。

虽然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利用丰厚的石油收入，推行许多社会福利安抚人民，也避开了“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席卷，但近年油价下跌与工业化的迟滞，逼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执政党的长期不满爆发出来。且在推翻布特弗利卡的过程中，竟有群众趁机挥舞柏柏尔独立旗，这招来军方的严厉谴责。因此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试图争抢历史话语权，企图以清算法国殖民罪责的方式，一面向法国表达不忘历史的怒火、一面瓦解民阵的执政权威，以及阻止全国人民分裂。尽管定罪法国殖民暴行有法律与历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在政治斗争的考虑下，究竟能够实践多少、抑或只是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攫取政权的工具，不免令外界感到一丝困惑。但无法否定的是，法国殖民的伤痛与阿尔及利亚人为争取独立所流的鲜血，已经成为该国共同继承的历史记忆，如何面对、如何诠释、如何传递，都将影响阿尔及利亚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