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成就彪炳史册 ——兼论“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_风闻

毛主席建国后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我国的国情特点出发，总的说来是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第一位”。他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目，提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岳青山：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成就彪炳史册

　　——兼论“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

　　今年是建国70周年，我们不由得不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永载史册，与日月同辉。

　　然而，这些年来，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毛主席“只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重视经济建设”，结果把中国搞到比非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落后了一大截。“在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没有达到。”(北京大学林毅夫，201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经验与挑战》)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呢?

　　事实胜于雄辩。本文以历史为证，让事实说话，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辉煌，彪炳史册，谁也否定不了，并借以还毛主席为核心的老一代领导人以公道，还我国数亿工农大众、科技群体艰辛奋战几十年以公道，还共和国前三十年以公道!

　　(一)共和国从哪里走过来

　　列宁有句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正确看待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建设，当然也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看到我们的共和国怎么走过来的?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从什么基础上起步?客观环境又是如何?否则，就谈不上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难以正确认知。

　　应当承认，新中国成立，面临的是在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物价连年飞涨，财政十分困难，科技人员极其短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发端和起步的。

　　在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文集》第6卷，第329页)

　　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还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严厉的封锁禁运的恶劣环境中进行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对中国实行长期的严厉的经济封锁、制裁和禁运。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列出的对中国禁运的货单就多达400多项。新中国的建设除了开头几年得到苏联的友好援助外，可以说几乎没有外援，全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主席硬是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建设起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把一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化的强大国家。

　　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绩。

　　(二)毛主席治国理政中经济建设的战略地位

　　纵观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全过程，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都可清楚看到，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的位置，把发展生产视为党的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经济建设，坚持以生产为中心。所谓毛主席“只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重视经济建设”，纯系误解，甚至曲解。

　　这就不能不简要地回顾历史史实，让实事说话。

　　即便建国之前，毛主席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也是十分重视经济工作，强调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井冈山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明确提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必要的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种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那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要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空气。”(《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9、120页)

　　在尔后的抗战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就曾响亮提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号召党政军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生产运动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有它的普遍性”、“永恒性”。他说：“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穿衣吃饭，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文集》第2卷，第176—177页)

　　1941年8月22日，他在《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的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中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他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从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战争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同上书，第370页)

　　1945年6月12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第一个提出“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选》第3卷，第1079页)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不能好好领导生产事业的人“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选》第4卷，第1311—1312页)

　　可见，毛主席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也是把经济建设看得很重，看成战胜敌人的“重要环节”，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强调延安边区政府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如果说，毛主席在建国前的战争年代尚且如此看重经济建设，那么，又怎能想象夺取政权执政后，反倒会把经济视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呢?

　　早在开国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里，全面提出和制定了党在建国后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就十分明确地提出，解放后党的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要“以生产为中心”。他是这么说的：“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他还尖锐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工作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月，生产建设工作还没有上正轨，甚至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不会站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毛选》第4卷，第1433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正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可见，在毛主席的认知里，坚持以生产，或“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承认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并非是互相排斥的，水火不相容的。这是他在建国后对待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1949年12月18日，他在致电林彪《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中指出：“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向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文集》第6卷，第33页)

　　毛主席坚持以生产为中心，明确规定政治运动必须服从生产建设。1951年2月7日，毛主席致电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市、省、区党委，提出土改要服从生产：“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暂时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同上书，第133页)1952年2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中说：“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又说：“各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同上书，第195页)这里，毛主席强调，土改、三反和五反都要为生产让路，能说“只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是“以生产为中心”?

　　无庸置疑，毛主席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得很重，但他却反复指明“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诸如,1953年3月19日，他在《解决区乡工作的‘五多’问题》及《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明确提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35页)

　　1953年12月，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毛主席就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主要内容。1954年9月15日，他在我国第一届人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詞》中，正式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讲话》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国防现代化，并且开始钻原子弹这样一个历史新时期。”(《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页)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不然就会被开除“球籍”。他说：“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过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现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注意。”(《文集》第7卷，第350-351页)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重申：“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9页)农村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9页)

　　毛主席在1962年8月党的十中全会上，确曾反复强调全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以后也确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由此就得出结论，这就表明毛主席否定了以生产或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是一种误解。

　　其实，他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这样。如下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

　　其一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就曾特别提醒大家，要摆正阶级斗争与工作的关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决不要防碍“我们的工作”。这里所谓“工作”，指的就是生产、经济、建设。他是这样说的：“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阶级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为此，他告诫大家注意庐山会议以来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干扰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54页)

　　其二是，当陈伯达讲到1958年下半年纠“左”的过程时，毛主席又讲过一段重要的话，再次强调要吸取庐山会议后的教训，决不要让国外的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指明阶级斗争只那么大的事。

　　他说：“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不受它的干扰，什么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件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也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55页)

　　这就充分表明，毛主席在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同时，指明了“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决不能再让“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经济建设”;不管国内，或者国际的阶级斗争，都“只有那么大的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改开以来，我国的主流舆论常讲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否定“以生产为中心”。显然，是一种误解，并不合乎毛主席的原意，有违于历史的真实。

　　从1963_1966年间，毛主席对经济建设也是十分重视的。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以后，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二步，再用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构想，制定了我国为实现“四化”的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其后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并得到确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远景蓝图。(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358页)

　　1964年5月20日，毛主席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汇报，强调“三五”期间，要重视农业、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他把农业和国防比做“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摘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技术，以加强工业。(同上书，第1361页)

　　1964年5月2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过来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他说，西南三省，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他对三线建设抓得很紧，甚至说，“攀枝花不搞好，我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上去搞。”而当他发现各地上项目的势头过大时，又认真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及时提出一个指导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指明“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

　　诚然，这三、四年里，他发动和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他明确提出：社教要服从生产;落脚到生产;以生产的好坏作为衡量社教成败之标准。

　　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发动社教运动。他在会议结束时指出：要使“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要有利于增加生产。”(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316页)

　　1965年1月4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教《后十条》，第4条就是他提出的“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1964年4月19日，他在南昌听取江西等省的汇报时告诫大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领导要强，“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同上书，第1342页)

　　至于文化革命期间，毛主席的主要精力确是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专门写的“抓革命，促生产”，要贯彻过程的始终;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号召全国人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开创了世界外交新格局。1972年2月，经他审批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四三”方案)，从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从1972到1977年，我国先后同日、德、英、法、荷、美等十几个国家的厂商签订222项技术和成套设备合同，成交金额32.6亿美元。其中引进技术共216项，金额约5.6亿美元。引进的主要项目是：13套大型化肥设备、14套化纠和1套1.7米连续轧钢机，以及发电设备、采煤机组、斯贝发动机等成套设备。这就很有利于较快改变我国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1月13日，毛主席审批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总的说来，是把生产视为“各项工作的中心”，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的位置”;而他所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无非是为了发展生产建设扫清障碍，更好地促进和发展生产，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三)生产建设的理性认知

　　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

　　毛主席如此重视经济建设，主要源于他对经济建的重要性的理性思考，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深深植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真知”而非“熟知”。

　　其一是、渊源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发现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是唯心史观所谓的“绝对观念”、抽象人性，而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恩格斯指出，劳动生产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人猿揖别”之后，人类面临着的根本矛盾，就是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毛泽东说：“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进行物资生产。(《文集》第4卷，第55页)，我国6亿人口，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态的、永恒的根本性的矛盾。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革命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因而，他在建国后把生产看成中心工作，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怎能设想“只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经济建设无关紧要?

　　其二是、把握了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663-664页)建国后，他又一再强调，“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他说：“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既然如此，那么逻辑的结论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要把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

　　“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矛盾论》)政治、思想上层建筑不搞好，终归会要亡党灭国。

　　因之，他把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同时又高度重视政治、思想、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两者是辩证的统一，不应当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

　　其三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特点

　　毛主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特点，更加认识到尽快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著名《论十大关系》中，深刻地概括了中国的国情特点。他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文集》第7卷，第43-44页)

　　毛主席正是从这种国情特点出发，为了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目，就明确提出，全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奋斗，尽快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技术，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不然就会被开除“球籍”。很难设想，毛主席既强调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一穷二白”，又安于现状，不重视经济建设，无视科技文化，这不是毛主席的逻辑。

　　还应当看到，建国后我们的共和国长期处在美国帝国主义，乃至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之下。毛主席深感落后就要挨打，理所当然要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防。1964年12月，他在审批周总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加写一段很重要的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一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的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他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0页)毛主席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怎么会不重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甘居“落后就要挨打”的状态!

　　其四是，着眼于发展经济是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18页)毛主席把社会实践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早在《实践论》中就曾指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选》第1卷，第282页)这里所谓“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无疑包括“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它们都是被生产实践所决定。生产建设是社会前进的物质基础，是党执政的物质基础。

　　因而，“我们各方面的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转引自《毛传》下卷，第1247页)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只能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毛选》第3卷，第1079页)

　　对于执政党来说，物质生产、经济建设是党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提出并坚信，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党执政后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是共产党立党“初心”，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否则，“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不会站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四)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共和国前三十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雄伟目标，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按美国知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说法，“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为了建设新中国》，《英才》杂志1998年第12期)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从1949-197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42亿元左右，增长到4681亿元，增长32倍。我国各工业产品的产量迅猛增长。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820亿度，增加了65倍;原煤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35亿，增加近19倍;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3448万吨，增加211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加到263.5万吨，增加7倍。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至此，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先列。1978年棉纱产量跃居第1位;原煤跃居第2位;钢产量第4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8位”。粮食、肉类、食物油产量，跃居第1或第2位;棉花产量跃居第3位。(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年出版)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毛泽东时代与苏联不同，坚决贯彻以工业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9.5亿元，增加1979年的16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增长3.4%。这种速度明显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我国年产粮食11,320万吨，到1979年增至33.211.5万吨亿，年均增长3.7%。这一年全国人均653斤，大致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难题，创人间之奇迹呀!

　　农产品的迅速增长，是新中国大兴水利建设的结果。毛泽东时代，中国亿万农民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持续大兴水利建设。从建国到1981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达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经历几千年达到的低标准的三亿亩，增长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1952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8.5%，1979年增至45.2%。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为印度、美国、苏联等国所不及。

　　至于新中国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的光辉成就，已是有目共睹，本文不再赘述。

　　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也较快增长。从1949到1979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66元增到343元。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人均消费额增长1.6倍。(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现代化的百年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8页。)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工业现代化，凸现了无比的优越性。这不仅表现在发展的速度上，而且体现为发展成果最大可能地惠及了全国的劳动大众，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其時中国人民既无失业之痛，又无住房、医疗及上学之忧，更无“两极分化”之困，社会福利保障全民，中国古往今来，绝无仅有!因之，前27年中国人均寿命的也就大幅延长。卫生部网站颁布了《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简报》显示，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其中男性公民人均66.95岁，女性人均69.55岁(到2000年中国人均寿命由68岁增加到71.4岁)。短短三十年，中国人均寿命竟延长达33年。这是经济建设成果真正造福人民的集中体现!

　　总括起来，从1949-1978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9倍，年均增长7.4%;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8倍，年均增长9.5%;工业，增长39.2倍，年均增长13.5%;农业，增长3.4倍，年均增长4.3%(刘日新：《新中国前三十年》第45页)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中国作为强大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这是历史的真实! 有人竟然断言，“1957年后，中国经济就没有多大发展”，未免太先验主义了!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林毅夫竟然诬谓毛泽东时代，把中国经济搞得比“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还落后一大截，真不知“安”的什么心!

　　(五)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了然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光辉绩效，通过国际比较，也就“胜于雄辩”。

　　首先，同印度经济相比。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起歩，原本比印度还差。按人均产量单位印度(1950年)与中国(1952年)相比：煤为97公斤—96公斤;粗钢5公斤— 2.8公斤;生铁4公斤—2公斤;电力0.01千瓦—0.005千瓦;水泥9公斤—0.014公斤;纱锭0.03枚—0.01枚。

　　然而中、印两国“竞赛”的结果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比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经济，经济增长速度快得多。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年均增长仅为6%。而新中国工业从1949-1978年中国的工业，增长39.2倍，年均增长13.5%比印度高出一倍多。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中国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比印度增长也快不少。(转引自《社会科学报》2002年12月19日)

　　其次，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

　　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

　　而新中国大约同期工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11.1%，农业年均增长3.4%，都比发达国家高许多。

　　再次，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

　　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

　　而我国经济从1949年-1978年，工业增长39.2倍，年均增长13.5%，其中，“一五”时期，年均增长高18%，就是文革十年增长慢了，工业年均增长也达9.5%。

　　最后，还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

　　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年3448万吨，花了30年时间。

　　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40年(1872年的14.5万吨到1912年3195万吨);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英国用了120多年(1860年为15万吨，到1980年的3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总量不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141%。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了然。

　　可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建设，无论同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相比较，经济发展的速度都是更快更好。这些铁的事实，也就彻底粉碎了林毅夫污蔑、“虚无”毛泽东时代的谬论，当然，也让大家看清，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原来如此!我很赞成王立华教授的意见，既然社会主义新中国导致如此极端的贫困落后，那你当年从金门到大陆弃暗投明的壮举该怎么合理解释呢?

　　总上可知，毛主席建国后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我国的国情特点出发，总的说来是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第一位”。他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目，提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毛主席时代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与日月同辉。

　　(2019-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