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灵甫到黄克功，蒋介石不败简直没有天理_风闻

1937年10月5日，延安陕北公学不到20岁的女生刘茜一夜未归。校方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在延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找到了她的尸体，她身中两枪，已经死亡。

凶手很快便被查明了，正是刘茜的恋人，红军师、团一级的干部黄克功！

事件的受害者与凶手

黄克功何许人也？今天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已经不是很了解了，但在当时的延安，这也算是这一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了——他是江西南康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

而倒在他枪下的刘茜，思想进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她“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冒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延安。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就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批评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则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所以，黄克功将刘茜邀出谈话，最终枪杀了刘茜，这就是震惊延安的黄克功案件。

黄克功到案后，承认刘茜是自己所杀，并毫无保留地从头到尾坦白了自己的杀人罪行并提出接受依法判处。

终于，黄克功案件交给了人民公审。

其实，对于如何定黄克功的罪，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因为在当时，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抗日战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为抗日“服务”，黄克功也曾亲笔给毛主席写信，他希望相关方面能够对他网开一面——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时共产党师、团一级干部可以说是极为奇缺，黄克功又极为英勇善战，堪称将才，又愿意“上前线杀敌立功”甚至是“死在前线以替代死刑”，如果让他走上抗日前线，也许真的能立下不世之功。

更何况，战争期间，对任何一个人或者一批人进行特赦，那并不是违法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政府通常做的事情。

当年公审黄克功的现场

正是因为大敌当前，所以一批将领希望能让黄克功走上抗日前线，这批将领并非对黄克功有私情，而真的是希望他能够为自己赎罪，能多杀几个日寇。

在那个年代，延安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完全建设，谈不上施行“依法治国”，而如果按照按照海洋法系的“案例”式判决，那不久之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援引”——那就是著名的“张钟麟杀妻案”。

何为张钟麟杀妻案？国民党一个团级干部有个名叫张钟麟的，他因是军人，长期不能在家，加之有关于其妻子的风言风语传到了他的耳中，于是小张携带配枪回家枪连开三枪枪杀了自己的妻子，结果就是即便张学良夫人亲自干预要求重办，最终不过判了一个十年徒刑，而这十年牢狱还没做了多久，民国政府就以“抗日大局”为重，开释了除政治犯之外的所有在押官兵，让他们一律归队，官复原职，戴罪立功——张钟麟就此逃出生天。

张钟麟何许人也？他就是被某些人推崇为“抗日英雄”，“中国抗日十大将领之首”，“国民党五虎上将”，“杀日寇最多的中国军人”的张灵甫！

张钟麟枪杀第二任妻子吴海兰，后被蒋介石特赦，改名张灵甫。图为张灵甫与第四任妻子合影

看看，人家国军那边，张灵甫杀妻最终开释，那凭什么黄克功就一定要判死刑？更何况，当年在瑞金，苏维埃还有对有功人员可以减轻处罚的法律条例。

然而，陕甘宁的选择是人民公审，公审的结果就是“死刑”，毛泽东还专门给审判者，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主席当年的亲笔信

黄克功被执行枪决！

同样是将才，同样是杀人，黄克功死了，张灵甫活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如果非要在历史的大角度看，那只能说，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都是聪明人，都做出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判决——

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一个工业文明下的政党，战斗力来源于全员的组织和纪律，由整个政权机器体现。因此，所有破坏纪律、有损组织的行为，都是无法容忍、要坚决打击的。

而蒋委员长维持的国民党是一个依附于封建风气的政党，战斗力（准确说，是给对手的胜利之路增添麻烦的能力，而不是战胜对手的能力）来源于能吏强将的个人素养，由一个个表现突出的精英人物以及某些小团体体现。素质能堪用的“精英人物”在封建时代极为稀缺，又没有工业时代那种体制化、流程化的制造补充机制，故“精英人物”就显得更加珍惜。

不同的选择预示了不同的结局

两者对比，高下立判。

从人员素养上说，工业文明依靠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有着可行的人才培训、晋升补充体制。**任何人扔到工业文明的国家体系中，按部就班发展，都可以成为一定水准的人才。**而封建文明则纯靠天公的不拘一格降人才，靠自发培养生成、投效，运气因素很大。故人才的数量大大少于工业文明。

为什么中国打了20年内战，各大将帅、老兵油子，都是一身的经验，轻武器也不比日本差多少，制空权也没有完全沦为敌手；而日本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一水新兵蛋子，反而可以实现对中国军队的碾压呢——因为日军是以一整个国家机器为依托，有着基本的人员补充训练与晋升机制，损失了可以轻松补充上；而国军是一波流，损失了就彻底没了。

这也是国军各派系都很珍惜老部队、不敢放手打、总妄想“用在关键之战”的原因。

想想看，倘若当时真的让黄克功去抗日前线戴罪立功，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立的功也不见得会比张灵甫少；但是，对他的依法处置并没有使得其他八路军和新四军官兵的抗日激情有所减退；而尽管张灵甫本人在抗日战场上立了大功，也没能让别的国民党将领都向他看齐，没改变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黄克功了，毛泽东的那封信也似乎没什么人记得了，但那封信确实值得所有人仔细思量，毛泽东在信中确立了今天已经十分著名的原则——党纪高于国法。这并不是说，犯了国法，就可以用党纪为之开脱，而是说，党纪对人的要求要比国法的要求更高，国法可以管普通人，也可以管党员，但党员除了执行国法，还必须执行党的纪律。这也就是党员之所以为党员，党之所以为先进性团体的原因。

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而毛泽东看到的则是，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