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古代高速公路之称的“秦直道”为什么被放弃_风闻

作者|   温骏轩 

来源|  地缘看世界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8节]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6）

在赵人代表中央之国进入河套平原之时，他们为这片土地打上的标签是颇具浪漫色彩的“云中”二字。而在汉朝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之后，“朔方”开始取代“云中”，成为整个河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行政标签。

狭义的“朔方”，指的是在汉武帝夺取河套之地后，在后套平原所设立的“朔方郡”；广义的“朔方”，则是汉武帝在20年后（公元前106年），创建“十三刺史部”时，扩张成为的“朔方刺史部”。 

西汉河套四郡地缘结构图（公元前1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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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意指“朔气覆盖的北方”。“朔气”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北方的寒气。气候是帝国在这片土地的最大障碍，这一标签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汉王朝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深刻感受，而整个河套地区在气候上的纠结，又与“季风”有关。

所谓“季风”指的是：以一年为周期，大范围的冬夏季风向相反现象。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影响，每年夏季，东亚大陆每年夏季都会从东南方向迎来夹杂着大量降水及热量的“夏季风”；而到了夏季风消退的冬天，控制东亚大陆的则是由大陆冷高压吹出的“冬季风”。这种受季风现象影响明显的地区被称之为“季风区”。在地球上，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三个板块都属于季风区。其中东亚季风区是唯一处在温带的季风区。

如果不考虑东北地区的话，无论是用长城还是“十五英寸等雨线”来划定中央之国核心区，或者说农耕区的边界，都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与东亚季风线相合的。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是东亚季风区的最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带来的一个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效应，那就是“雨热同期”。作物的生长即需要降水也需要热量。如果这两项条件能够同期出现，自然是极好的。与这一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大陆西端的情况。

在欧洲，气候最宜人的区域是地中海周边。然而“地中海气候”的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期”，夏季少雨、冬季多雨。这也造成了地中海周边虽然是欧洲气候最好的区域，并且催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从人口潜力来说，却始终无法与处在季风气候区的东亚、东南亚、南亚相比。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分析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在地图上划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从东北黑河延伸到云南腾冲的对角线，将中国切割成了两部分：东南部的人口高密度区与西北部的人口低密度区。

当我们把人口角度的“胡焕庸线”放在气候角度上审查，就会发现它本质就是条“东亚季风线”。只需把受温度限制，当时难以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东北地区（两辽地区以北部分）去除掉，这条季风线就足以用来解释华夏文明在古代的边界问题。

由于海洋距离过远，并受到山脉阻隔，在东亚季风线以西以北的大陆腹地，海洋性夏季风的作用开始减弱，大陆性影响扩大。夏季依然炎热温润，但降水较季风气候区低；冬季则更加的干冷。这种气候条件影响下的地区，气候类型被称之为“大陆性气候”。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河套地区正处在两处气候区交汇之处，由季风区而来戍边的战士和农夫明显能感觉到，这一地区的气候与自己的家乡存在本质区别。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河套平原，都必须要面对鄂尔多斯草原横亘其间的问题。虽然中原王朝同样可以利用这片草原放牧，将之定位成为自己的畜牧基地，尤其是用来饲养马匹，但却没有办法开展大规模农耕经济以固定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西汉、东汉三代王朝，尝试了三种方案。其中西汉王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三个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大部分的陇东、陕北高原放置在了一起，组合而成了“朔方刺史部”。

技术上看，这一方案相当于把关中平原从“雍州”概念中剥离后，补充河套平原。问题在于，关中平原是整个雍州板块的核心，并对境内其它板块辐射影响力和资源。反观河套平原则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更因为地处边地的原因，需要从其它地区调配资源。

为此，西汉王朝在设立“朔方刺史部”时做了两个补救措施：一是将西河两岸的高地，包括部分陕北高原和吕梁山地，设立为“西河郡”并归属于并州刺史部。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让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更多参与对前、后套平原的战略支援上来；二是延续秦王朝时的做法，将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东部组合而成了“北地郡”，以让孤悬于西陲的贺兰山麓，更多得到来自关中方向的支撑。

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两世而亡的大秦帝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前瞻性设计。笃信自己强大中央控制力的秦帝国，并没有在中央与地方诸郡之前设立“州”一级的连接层。在河套平原，除了保留云中郡的建制以外，汉朝后来所分立的朔方、五原二郡，在秦王朝都属于九原郡辖区。

换句话说，整个前、后套平原的行政建制，在赵、秦、汉三代，经历了一拆二、二拆三的变化。吕布的出身地，今名包头的“九原城”，在变身成为汉“五原郡”郡治之前，则是秦“九原郡”的郡治所在。

在战略支援河套平原的问题上，崛起于关中平原的秦王朝，更多将担子压在了陕西部分。以陇东高原为核心的“北地郡”覆盖了西套平原，以及大部分鄂尔多斯高原的中西部。其北境直接与九原郡相对接；以陕北高原为核心的“上郡”，则向北与云中郡接壤。然而不管在地图上怎么调整，都无法解决鄂尔多斯草原的阻隔问题。尤其上郡、北地两郡的地缘潜力有限，秦帝国更多希望在得到预警后，利用关中平原的力量对阴山防线进行支援。

想要做到点，秦帝国首先要在陕北或者陇东高原上修建尽量便捷的道路。沿河谷修建道路是最常见的通行方式。纵横于陇东高原的水系是“泾河水系”，这条水质较清的河流，在关中平原与夹杂着大量黄土的渭河相交之时，还造就了一句著名的成语——泾渭分明。

覆盖陕北高原的水系则稍显复杂些。这是因为，陕北高原向北一直延伸到前套平原南部，没有一条河流能够纵穿其间，串连起分布于高原的所有河流。其与陇东高原相接的南部，为“北洛河”水系所覆盖。而自延安及其以北的延伸部分，则渐次分布着很多独流向东，注入西河的河流。

如滋养了红色圣地延安的延河、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一千古绝句的无定河（米脂和绥德及榆林属于无定河流域）；以煤矿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的窟野河（诞生了鄂尔多斯和神木两座黑金之城）。

整个陕北高原位置最北端的河流，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政府所在的“塔哈拉川”。这条横穿县城注入黄河的河流，长度还不到20公里，与河套平原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

理论上，如果能够打通一条纵穿陕北高原的道路，秦军就可以避开鄂尔多斯草原，从关中一路向北直达前套平原。只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陕北高原并没有一条纵贯整个高原的河流。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上，修筑一条横切诸多河谷的道路，在技术上的难度可想而知。

高原东侧被称之为“西河”的这段黄河，看起来倒是可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由于身处晋陕两省之间，这段西河河谷又被称之为“晋陕大峡谷”。从位置上看，这样一条近乎直线的峡谷，就像是一条天然通道般的存在。

2017年8月，沿晋陕大峡谷修建的公路开通。这条南起华山，北至陕西最北端的府谷县，全长800多公里的沿黄公路，一经开通便以其沿途串连起诸多自然、人文景观，而引发了世人的关注。

如果秦人当年也能够沿晋陕大峡谷修建一条不间断道路，那么关中平原与河套平原之间的连接问题将完美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完全处于农业区内部的道路。然而“沿黄公路”的开通时间，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这在这两千多年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不考虑峡谷沿岸有很多断崖式的地形，秦人也很难在每一个支流河口修筑一座桥梁。就算秦人能够做到，对于一条纵横千里的快速通道来说，任何一座桥梁的受损（尤其是在山洪爆发的夏季）也都可能让整个行动陷于瘫痪。

当然，如果不考虑快速机动问题，在诸河谷中不断切换的方案，还是足以帮助秦人打通一条，连接关中与河套的交通线的。问题只在于，秦帝国需要的是让帝国中央直接对河套平原的安全负责。那么，这项任务在技术上就真的完全无解了吗？

最起码对于自认“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陛下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完成的。公元前212年，距离帝国陷入崩溃还有两年时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期间驾崩），帝国开始着手修建一条始无前例的古代高速公路——秦直道。

秦直道在设计上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选择了一个能够避免河谷切割的筑路方案。两片相连的土地，之所以会被分割为两个地理单元，在于它们在地势上能够自成体系。水系结构是这种自成体系的直接映射。在陇东高原及陕北高原南部，泾河与北洛水会通过各自独立的水系，将降落在各自覆盖范围内的降水，汇集起来送往关中平原。找到这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不仅意味着找到了两大高原的分割线，更意味着找到了一条不会被河谷切割的天然路基。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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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分水岭，都可以承担这项任务。能够这样做的分水岭，在海拔上不能够太高。帮助秦军由关中进入河套地区的分水岭，名字叫作“子午岭”。其延伸路径，大体与今甘肃庆阳与陕西延安两地区的分界线相近。从“岭”这个后缀上，你应该也能感觉到它的海拔并不算太高。1300～1800 米的高度，能够保证秦直道这项伟大工程得以实现。

在秦汉之际，子午岭被称之为“桥山”，被认为是轩辕黄帝氏族部落的起源之地。至于说当年的黄帝部落，有没有顺着子午岭通道南下，已经无从考证了。可以推断的是，最初利用这条快速通道的，应该是南下侵扰关中的游牧者。只不过在中央之国的力量第一次被强力整合在一起之后，这条天然通道反过来成为了帝国中央，将力量延伸入草原地带利剑。

在子午岭上修筑的“直道”并不是“秦直道”的全部，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之后，道路开始向东北方向延伸，以贴合陕北高原西麓，直至抵达九原。这样做的好处是即能避免跨越河道，又能让道路接近水源地，以利于沿途补给。

从长安到九原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最终打通的“秦直道”，交通距离则超过了1000公里。能够在2200年前做到这点，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在后来的历史中，这条构筑于山脊之上的古代高速之路，虽然一直到清朝都还有使用过的痕迹，但却没有再发挥直通河套的快速通道作用。

究其根源，在于以当时的机动条件来说，横跨1000公里调动军队和补给的想法还是太过超前。更何况秦直道的后半段处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边缘。那些远离农业区的补给点，在为过往人员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必定吸引着游牧者的目光。这意味着即使河套平原处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你也很难保证这条穿越游牧优势区的交通线，不被驰骋于此的游牧者所切断。

如果连“秦直道”这样的史诗级工程，都不能解决连接关中与阴山防线的战略任务，那么汉武帝将河套地区与子午岭两侧高原，组合在一起建制“朔方刺史部”的做法，实际作用也就不大了。真正能够在帝国控制前、后套平原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

技术上看，东汉王朝将陕北高原的北部与黄河以东的吕梁山地组合在一起，建制成“西河郡”，并与剩余的陕北高原（上郡）一起纳入“并州”板块的做法，不仅能够扩张山西高原与河套地区的连接面，将大同高原的防御压力分散到高原的中南部。更为关中地区的安全又增加了一层保障。

东汉十三州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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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正视的是，不管是秦直道的修筑，还是两汉在河套地区的行政调整，本质都只是在优化内部资源，以增强对这片农牧相杂之地的控制力。这些做法固然能起到作用，但无助于解决根本。从地缘角度来说，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鄂尔多斯高原变成一片农耕之地。

当来自中央之国的农民，能够将整个河套地区都开发成农田之时，即便王朝陷入内乱，它的土地性质日后也会帮助这片土地，留在中央之国的概念中。只是“人定胜天”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最起码在降水这个问题上，工业时代的现代人亦无法有太大的作为。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势，又使得当时的人类无法通过灌溉工程，引黄河之水进行开发。

那么，真的就没有办法缓解鄂尔多斯草原的游牧威胁吗？暂时还是不要那么悲观。在没有办法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折中的解决方案是在鄂尔多斯草原，引入一支愿意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游牧势力。在汉王朝，具体被用来落实这一方案的游牧势力，是著名的南匈奴。

崛起于战国末期的匈奴，是第一个完成蒙古草原统一工作游牧帝国。只是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长盛不衰。在西汉王朝的持续攻击之下，被压缩至漠北草原的匈奴人，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及至公元前一世纪中，以匈奴为标签的北亚游牧联盟开始出现“五单于争位”混乱的局面。

​在这场争斗中落败的一支匈奴部落，跨越蒙古高原中部的大漠戈壁，向被汉帝国控制的漠南地区迁徙，并试图得到汉朝的保护。这使得 “南匈奴”的称号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并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支前来投诚的游牧部落。在得到汉朝的支援之后，南匈奴得以击败北匈奴，成为漠北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事件——“昭君出塞”，对象即为南匈奴单于）

进入公元1世纪中，相似的一幕再次出现。匈奴内部又一次以大漠戈壁为界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新生的“南匈奴”政权仍然希望通过向汉帝国称臣的举动，赢得这场内部战争。然而这一次，东汉王朝的创建者“汉光武帝”的想法却有些不同。具体来说，游牧于阴山北麓的南匈奴并没有像100年前的“南匈奴”一样，在汉帝国的支援下重返漠北，而是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安置到了河套地区。

最开始，南匈奴的王庭被允许驻扎于长城之南的阴山山脉中（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属五原郡辖区。与汉朝在河套地区的地缘枢纽“九原”相隔仅80里。对于游牧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置点，尤其五原郡一带向来是游牧政权在漠南地区的活动中心。

只是这样的安排，并不能让汉帝国感到安心。毕竟这种做法，相当于把河套平原，变成了一片胡汉混居的农牧相杂之地。即便不考虑这些南匈奴的忠诚度，这种格局也不利于管理。

很快，随南匈奴内迁的游牧部落，被进一步内迁安置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其王庭则被允许设帐于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陕北高原最北端的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乡，西距鄂尔多斯约90公里）。

在这里，南匈奴的核心部落可以沿一条名叫“湳水”的黄河支流放牧。而在湳水下游，今陕西府谷县古城镇，汉朝当时还设置了一个县——富昌县。1999年之前，准格尔旗的旗政府亦同样设置湳水中游的沙圪堵镇（后北迁至今址）。

由此可见，汉朝是有意识的将一块有农业开发潜力的土地，交付给南匈奴设立王庭。这种做法即可显示对南匈奴贵族的优待，又便于就近管理。回想之前对于鄂尔多斯市地理结构的解读，你会发现它的设置几乎就是当年安置南匈奴内迁事件的翻版。

没有人生来就是劫掠者，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侵扰，初衷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之缺乏度过困难时期的能力。与农耕民族可以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不同的是，游牧者的财富和食物来源很大程度依赖畜群。一旦因天灾造成牲畜大范围死亡，劫掠农耕区便成为了一种自救手段。只不过，当游牧者发现将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能够让他们轻易从农业区获取资源时，他们也会很愿意在秋高马肥之时，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正常的渔猎活动。

匈奴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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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东汉王朝与南匈奴来说，这看起来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获准进入长城以南的南匈奴部落，能够从汉王朝那里得到粮食安全。而在东汉王朝抵御其它游牧者入侵的战争中，接受汉朝调度的南匈奴部落，则可用来冲抵对方的马上优势。然而这种平衡的前提，是汉朝能够稳定控制三个河套平原。一旦中央帝国因为内乱而无力控制这三个战略要点，那么无论是内附于鄂尔多斯草原的南匈奴人，还是那些在长城以外虎视眈眈的游牧部落，都有可能主动出击打破这一平衡。

在了解河套地区在东汉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后，相信即便对历史不够了解的人，也能预感到在诸侯并起的东汉末年，河套地区将会发生些什么了。不过这一切的展开，要等我们顺着“十三刺史部”的脉络，将中央之国的基本地缘结构过一遍之后，再会沿历史线逐次展开。

下一节，我们将把目光再次转回山西高原的北部，去探究一下幽并两州是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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