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难民营写作_风闻

今年 5 月，单读与牛津大学校友，共同未来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前线计划，支持从事国际危机报道和记录的创作者们。今天，我们推出了发自前线的第一篇文章，单读作者晓宇前往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难民营沙提拉（Shatila）进行采访。

在这所因 1982 年发生的大屠杀而声名狼藉的难民营里，有着一群致力写作的人，他们因逃难而背井离乡，却在文字与创作中重新找回自我、找到归宿。在如此极端的境况里，书写的意义被提纯了，而伦理的困境、生活的苦乐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放大。

沙提拉的作家，他们在难民营写作

撰文：晓宇

下午五点九分，我在沙提拉难民营迷路了。更糟糕的是，我迟到了。我要采访的作家正在工作室等我。手机没有网络，黎巴嫩的通信不便宜。过去的几天，我在蹭他人的热点。我可以责怪那个基督徒司机。还没到沙提拉营的时候，他便停下，指指前方。还没到我定位的地方，我说。我不会再往前走了，他说。车掉头，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在橙黄的日光里摇晃。沙提拉在贝鲁特的南边，离机场不远。从市内过来，经过一道武装关卡，汽油桶，沙袋，哨岗，红白相间的绘着雪松树的黎巴嫩国旗。1969 年，纳赛尔斡旋黎巴嫩军方和阿拉法特达成《开罗协议》，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难民营的控制，黎巴嫩的军队和警察不再进入难民营。1982 年黎巴嫩战争后，政府宣布协议失效，但仍没介入难民营的安全事务。黎巴嫩境内的十二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依旧是国中之国。出租司机把我送到了国界。

我与马翻译约定在清真寺门口见面。采访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还没找到他。我看了一下表，决定先进去。或许能凭记忆找到工作室。比起北边谷地和边境难民营，贝鲁特市的难民区更像城中村。1949 年，沙提拉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聚集地。UNRWA（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这里设立了基本的学校和医院。自叙利亚战争以来，沙提拉难民的数量翻了一番，超过两万人（一说四万）挤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你先会注意到漫天的电线，似蔓藤不规则地爬满天空。营地被罩在庞大恢宏的蜘蛛网下。两边的楼房倾倒样地压过来，屋檐之间挂着巴解组织的绿旗，哈马斯的黄旗，或是圣战组织的黑旗。经过两个路口，我完全转了向。看上去宽敞的巷子渐渐缩窄，直到一处坍塌的门挡住去路。我退出来，站在交叉路口，明显地引起了旁人的注意。一群年轻人中传来英文，“He is lost”。我相信那是一句没有恶意的描述，略带调侃，但我听到时有被人揭穿的惶恐。

▲布满各色旗帜的巷道天空

我换了一条路，身后跟上了三个年轻男人。我没有回头，刻意放慢了脚步。他们走到我的身后，挡住了光。我在一片阴影中。他们继续向前，绕开我，到了前面，回头望了一眼。我等他们走远了些，沿着路继续走。这条巷子始终透着光，把我引到主路上，两边是琳琅满目的小店，来往的人熙熙攘攘。我走到路边，摆出在等人的样子。看了手机，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没有路名，也没人听说过工作室。真是穷途末路。走进一家手机店，吱吱响的电扇，盖鸭舌帽的年轻店员。我掏出美元，在纸上给他写出需要的流量，置办电话卡。在我等待信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需要 Wifi 吗？我反应过来，当然！两分钟后，我找到了藏匿在巷子的工作室。

工作室平日提供给妇女编织刺绣，她们的手工艺品和画作售给访者。德国作家 Meike 在这里组织了难民作家的工作坊，教他们写出第一份正式的作品。九个单独的故事后来被编织在一起，穿插地描绘沙提拉的生活。Meike 同我说，开第一场工作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迟到了。我今天成了迟到的人，大汗淋漓地到了现场。Omar 已经等我半小时了。我一眼认出他是故事中 Adam 的原型，礼貌腼腆，心地善良，又自我怀疑，忧心忡忡。如他所说，Adam 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Omar 出生在大马士革的雅尔矛克难民营（Yarmouk Camp）。1957 年起，雅尔矛克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居留地。保留了难民营的名称，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它已和大马士革市区无异，设施齐全，道路宽敞，有十六万居民。2011 年，叙利亚内战开始，雅尔矛克成了反复争夺的阵地。“叙利亚自由军”与叙利亚政府军交锋，巴勒斯坦民兵武装也分裂成两派对抗。2015 年后，“伊斯兰国”进入雅尔矛克，局势更为复杂。等 2018 年政府军收复此地时，留下的平民已不足两百人，六成的营地化作废墟。

▲工作室里的画家老奶奶

Omar 一家五口人2013年迁往黎巴嫩，他们周转多地，居无定所。到了沙提拉，Omar 对黎巴嫩难民营的混乱无序司空见惯，变得麻木，失掉知觉。学校里，黎巴嫩人羞辱叙利亚人，两方动手打架，校园变成一个战场。Omar 点点眉间说，瞧，打得这里流血不止。在叙利亚，他写诗，搬家时手稿全失。打过架回到家，不想出门，不愿打开窗户，免得受人辱骂。绝望加深，像是被活埋了。醒来时，天空似乎比前一天更小。这时候，他开始想要重新写作。当失去其他所有权利的时候，写作成了无法失去的权利。午夜过后，沙提拉陷入一片寂静，微风拂过，他拿起笔，跟着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格桑·卡纳法尼，巴勒斯坦民族作家的步子。  

他从窗外盘根错节的电线写起。电，希望，光明。难民营每六小时停电一回，光明每六小时中断一次。稀缺的电，权力的交集点。霸占，偷窃，内外倒卖，每一条电线的走向都成了权力争斗和妥协的见证。难民营中的事物，似乎带着两极的隐喻，引人无限遐想的光明能顷刻消失，坠入谷底的黑暗峰回路转。外界把难民营认作是冲突暴力之地，这也是生命存在之所。外界写不出来切身感受，好比健康人无法形容疾病。

故事里，Adam 走投无路，在空巷唱歌，意外结识了 Shatha，两人相互鼓励，成了贯穿全书的爱情桥段。Shatha 争取到加拿大的奖学金，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前往他乡。这给 Adam 带来希望，开始寻找去加拿大的机会，想象两人在海外的新生活。Shatha 的角色不是 Omar 的创造。她的故事来自于另一个作家，两人的命运在最终的编辑里走到一起。Shatha 的触电身亡却是出自 Adam 之手。这样的事故在沙提拉司空见惯。Omar 说到这里，又摸了摸眉心，低下头，说这是因为我朋友便是如此死去。他无法继续的话，是这样写在故事里的：

突然间，我的心痛了起来，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我努力拨开人群，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她。Shatha 仰面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Shatha！”我听到自己尖叫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这时，一个苍老而绝望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Shatha 在哪儿？我的女儿在哪儿？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让一个佝偻着身躯的老头通过。我认出了他，他是 Shatha 的父亲，我之前在才艺大赛上见过他。几个人把我拉离了 Shatha。然后 Youssef ——难民营的药商出现在了 Shatha 父亲的身旁。我感到这一切都好像电影场景一般。不，这不是真的，这不应该是真的。Shatha 就这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Youseef 和 Shatha 的父亲交谈着。然后他弯下腰，抱起她的身体，迅速地把她放到停在小巷尽头的车上。

我毫不犹豫地跟上了他们，挤进 Shatha 和她父亲所在的后排座跟在车后。汽车发动了，我用力地关上身侧的车门。在那一瞬间，Shatha 的父亲和我对视了一眼。没有人能把我从这辆车上带走，即使是军队也不行。

▲根据Adam和Shatha的爱情故事制作的刺绣外套

六年零五十九天。我们快谈完时，Omar 对我说。他瞥了一眼手机。没错，六年零五十九天。我数着在黎巴嫩的日子。

还有七个小时。第二天，做过第一个访谈，我心里数着。晨光中，我们穿过门口黑纱妇女，她们在等待工作机会。一排孩子靠墙，不安分地站着，时而因为奔跑撞到什么被训止。我做好在斋节不吃午饭的打算。七个小时，还有一升水，只有我和小孩能在工作室里喝水。饥饿不是最难熬的，熬两个小时就过劲了。难缠的是渴，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着火。对面坐着滴水不进、口舌不歇的马翻译，看着也渴。强烈的日光把屋子晒瘫，不一会儿就晕晕沉沉。水还剩下三分之一时，我开始找到访谈中的交叉点，他们的人生和笔下故事的重叠。虚构和现实的区分明显起来，晕沉就深潜到下一层。我有时觉得上位作家没走，时刻能插话进来。有时，我分不清是他们在讲角色还是在讲自己。

难民不只短暂的状态，它是根本的身份。至少有三位作家来自雅尔矛克难民营。他们从出生就是难民，且只是难民。他们的祖辈 1948 年后便没有回到巴勒斯坦，祖国成了代代相传的念想。从叙利亚到黎巴嫩，仍然是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关系不至糟糕。除了巴勒斯坦，他们还有物质上的统一：钥匙。沙提拉的水塔上，横着一把铁钥匙，庞大，锈迹斑斑。它象征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流亡时，随身携带的房门钥匙。他们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回去。直到如今，多数巴勒斯坦家庭仍保留这把钥匙。

▲Heba与水塔上的铁钥匙

很难置信是不是。Heba 看出我一脸怀疑的样子。她没戴头巾，丰饶的栗色头发，墨绿的裙子，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时不时补充英文解释。她的自信只在一瞬间漏了馅。我问，你对于家的概念是什么。旁边大妈经过，听到我们的对话，说，那自然是找到老公。Heba 摊开双手，转过头去，好像是说，嘿，你这样让我还怎么认真讲。当她把头转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双颊涨红。她呼了一口气，拿手扇扇风，尝试恢复认真的神情跟我说，写作，是为了注入希望，保留一段历史。

希望，那是因为我们女人内心要光明正义一些。眼前的面孔变成了 Fatima。她写东西，也是积极的活动家。黑色头巾搭过肩膀的一处总落到前面，她伸手把它搭回去。她笑起来腼腆，一直不停，说话轻柔。她在大学修心理学，同时在“玩具世界”兼职做售货员。她说，难民营是堆积的秘密。如果你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比起什么阴暗或是积极的概括，你最受触动的是无处不在的秘密，无法抵御的细节。她的神情像是在描绘窗檐上的雕花，一片初冬落雪的形状。男人被推向社会，他们要负责生存，拜托未谋面的远亲，找到非正式的工作。两居室在难民营里租下来要花上 300 美元，一天赚上 1 万叙利亚镑（约 6.6 美元），供五六人吃饭。难民还只能在三个行业里干活（农业，服务业，建筑业）。传统意义上，这是男人的责任。他们要去接触阴暗，以此谋生，难免受到感染。你看街角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泛滥成灾的毒品。由于生存的艰难，我们女人也开始工作，但这提供了来之不易的自由。

▲Fatima腼腆地笑着

流亡生活打破了日常秩序，巧妙带来性别结构的瓦解。没有稳定工作支撑权威的男人，要借助非常规的手段，精明游走，不惮暴力。即便他们大体保住了经济地位，在道德上却是无可挽回地失败和沉沦了。不只是 Fatima，每一位女作家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变化。她们的视角此处变得客观冷峻，不留情面，超越捆绑在一起的不分性别的难民命运。这解释了作品中异常强烈的道德感，对下一代的规劝，在秩序的真空里寻找新的伦理力量。

叙利亚人 Safa 创造了 Youseef 的形象，后者是沙提拉比比皆是的混混及恶霸。他腰上别着枪，一边一个，牵扯毒品、走私、人口倒卖的生意，欺良压善。他是难民营里反道德的集合。Safa 说，这样的人没有闪光点，没有品质，特别不喜欢孩子，唯独是在想尽办法控制别人。流亡是逐步上缴对生活的控制，Youseef 代表的即是难民营对自我场域的吞噬。他的原型是 Safa 的兄弟们。一位去了德国，留胡子，文身，戴粗戒指。在沙提拉的兄弟则开始凶狠地酗酒，向她索钱。难民的状态，不论地理区分地侵蚀人心。它形成强烈的道德反差。变化不是悄然发生，而是即刻而至。长久以来的教育陷入危机，人要不然变坏，要不然颓废。过去，成了一场善良的美梦。

▲Safa

谈及自己亲密兄弟的还有 Safiya。她的家乡在叙利亚伊德利卜，此时仍是活跃的战区。和其他作家不同， 32 岁的 Safiya 成了家，和老公及两个孩子抵达黎巴嫩。她的大哥在意大利，人脉广阔，黑白通吃。在叙利亚，她的一位兄弟被政府关押，另一位兄弟翻进监狱要去会面，两人都被抓获，都要上绞刑架了，大哥出手捞出二人，送到黎巴嫩。

▲Safiya

她的故事同样关注道德崩塌的那一刻。但是，这个崩塌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因为流亡中新生命的诞生。一对年轻的夫妇，幸福地等待新生儿。得知幼儿的不健全时，平日体贴入微的丈夫换了面孔，他执意要抛弃孩子。这样的例子在难民营里不胜枚举，遗弃养不活或是身有残障的幼儿。妻子力排众议，一人抚养孩子。孩子最终因为先天心脏病早夭。丈夫回来了，她始终无法释然。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挣扎，她决定离婚。此刻，她觉得无所畏惧。

“我不明白，”他说。“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想要离婚，”我平静地说。

Marwan 用拳头捶了墙，他指责我毫无理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会禁止我工作。他像疯子一样扑向我，开始打我。我哭了，尖叫，但是我打不过他。他继续打我，威胁要割了我的喉咙。我蜷缩在角落里，试图用举起手臂保护我的头部。突然，有邻居敲门。正如我希望的一样。在沙提拉，我们都住得那么近，墙那么薄，一点隐私也没有。每个人都了解彼此的一切。许多人在这里变得暴力，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她们的孩子。这是施加控制的唯一手段。所以邻居不得不习惯干预，以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我冲过去，打开门，然后倒在邻居们身后的地上。

尽管我的母亲整晚一直在尝试用电话、WhatsApp 和 Skype 说服我回到 Marwan 身边，但我第二天就去了伊斯兰教法庭，和几位律师谈了下，请求他们帮助我离婚。他们建议我提出离婚申诉，条件是放弃我对丈夫的所有权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听证会上，Marwan 和我站着，面向伊斯兰教法官。他试图说服我回到我丈夫身边。但是在我坚持表示我不会复合，并且我愿意放弃我的所有权利，包括归还我的嫁妆之后，他转向 Marwan 并要求他提交离婚声明。Marwan 愣住了，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的嘴唇在颤抖。他一句话都说不出，心碎地看着我，恳求我怜悯他。我开始为他和他潜在的悔恨感到难过。

法官重复了对 Marwan 的要求。Marwan 嘶哑地说，如果这是她的意愿并且她不会改变，那么他同意。但他要我留着嫁妆，说不会让我归还。在向法官判定时，我接受了这些条款，并要求将我的嫁妆捐赠给戒毒所。 

我离开法庭时，抱着离婚证像得了奖杯。

而我的小天使 Malak，正在向我微笑。

还有一个访谈在下午五点，距离开斋两个半小时。我的肚子空空，情感的额度极度饱和。我发信息问能否提前。Rayan 说，不行，我五点下班。但我们可以都去 Samin 家，这样你一下子聊两个人。斋节到了下午，人都陷入无精打采的状态。Rayan 是个例外。她活力四射，一路领着我们在沙提拉穿行，我都跟不上她的步子。她在德国之声工作，社交媒体和视觉新闻。她戴着牙套，每月去大马士革检查，那里的牙医便宜。我们上绿色的台阶，挤过余晖中的孩子，到了铁门前。开门的女孩让我等一下，让屋里的人戴上头巾。我进入一间淡黄色的房间，瓷砖地，三排靠墙的沙发。他们问我是要咖啡还是果汁，最后把它们都给了我。我们把两排沙发拉近，面对面坐在电扇的风口。Rayan 先开口，我们以英文交流。

Rayan：我生于沙提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外婆把我带大。长大一点后，我发现了母亲的书屋。我不仅可以通过照片想念母亲的样子，还能以书一窥她的内心。除了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之类的作家，书架上还有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我后来把马尔克斯也补上去。我从小到大就有要了解所有事情的冲动，所有的事情。追在每个人的后面，刨根问底。

我写的故事，那个童婚的故事，外婆是现实中的原型，这都是问东问西问出来的。她和我母亲都是童婚，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很少了，在生计困难的叙利亚人中还存在。我从小写东西，八年级的时候参加写作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大富翁的桌游（大笑），你能相信吗。

回去讲我的外婆吧。她有身孕的时候，丈夫死掉了，生完孩子后，自己被丈夫的家庭抛弃，在孤儿院一样的机构里生活（这时候她年龄也不大）。那时候，苏联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尚可，她被挑中去苏联学习护工，十八岁回到黎巴嫩。她拒绝戴头巾，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识第二任丈夫。她一生养了六个女儿一个儿子。在七十年代高涨的军事行动和袭击中，第二位外公牺牲。这可能是我对夫妻关系感兴趣的原因，它在我的长辈那里总是短暂无常。

（Samin 加入我们的聊天，Rayan 做临时的翻译。）

Samin：我不是沙提拉人，我 2013 年从雅尔矛克来，全家八个人一起。雅尔矛克的条件可比这儿好。当然，那是战争之前。我们上的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学校。回叙利亚吗？我们年轻男人回叙利亚是很难的，你在国外待过四年，法律上必须回到叙利亚服兵役，不然也可以交 8000 美元的罚金。我们既不想送命，也交不起罚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各地都分裂了。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不少加入了叙利亚的军队，他们和反对派或是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组织各自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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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的写作？我九岁开始写诗，还是爱情诗。（我：那你太早熟了！）在难民营里谈恋爱是件难事儿。年轻人没有工作，容易卷入暴力。我的那个故事写的是 Shatha。没错，那个谈恋爱的女孩。她自强，上进，善良。（弯起嘴角笑起来）。

我：在沙提拉谈恋爱是怎么样的？

（噔的一下，屋子的光灭了。电扇苟延残喘地转完最后几圈。大家摊摊手，知道每日的停电又来了。里面和外面，突兀的宁静，热气还没来及起来，给人一股短暂虚渺的的清凉。这时候，我看见瓷砖上的夕阳。过了不久，电灯恢复，夕阳的影子黯淡了，电风扇又开始嗡嗡地劳作。Samin 想说些什么，Rayan 先开了口。）

Rayan：好吧，这是个秘密，要告诉你。我俩就在谈恋爱。（他们相视一笑。）

我：等等……所以，Samin，你的女主角 Shatha 其实是 Rayan？你写诗是写给她的吗？

Samin：也没有这么简单。

Rayan：（站起身子，装作生气的样子）难道你还有别的女主角？这提醒我了，你都没给我写过诗。快，我的诗呢？

我：那比起故事，现实里谈恋爱的困难是什么？

Rayan：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家庭了。Samin 的家里人对我没问题。

我：那你家里人不同意了？

Rayan：你应该理解老居民和新来者的关系。

我：（问 Samin）那为什么故事里是去加拿大呢？

Samin：加拿大是个甜美的国家，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状态。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去加拿大的话，只能坐飞机。坐船是难民更普遍的交通方式，但太多人死在了水上。坐船，离死亡太近。飞机去的地方，是想象和寄托。

Rayan：他不会游泳（大笑）。死对我们来说太日常了。故事里 Shatha 触电身亡，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触过电的人。一天大雨，我领着侄女，积水深，我怕她触电，把她举起来，只听头顶噼里啪啦一阵。我居然没注意头顶的电线！吓死我了，赶紧放她下来，幸好没事。这件事，我想起来就后怕。死亡，是会时刻提醒我们的。

▲ Rayan 和 Samin

在他们开饭之前，我起身结束对话。下次来参加你们的婚礼，我说。我们还年轻，Rayan 回答。他俩笑出声来，向我们挥手道别。夕阳还没撤出沙提拉，营地陷入一片橙黄色的光晕。接连的羊肠小巷，头顶的天罗地网，我走起路来小心翼翼，又很自由，和迷路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我们经过沙提拉大屠杀纪念堂，门前挂着阿拉法特的头像。1982 年的黎巴嫩内战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撤出黎巴嫩。以色列军队进入贝鲁特，包围了沙提拉。九月的夜晚，黎巴嫩长枪党下的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的默许下，进入沙提拉。屠杀持续了三天，遇难者上千，包括妇女和儿童。我是因为这场屠杀，第一次读到这三字：沙——提——拉。

▲沙提拉大屠杀纪念堂

纪念堂是几十平方米的房间，白色的瓷砖地，角落摆着风扇呼呼作响，仿佛下一秒要因年迈倒下。一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可查的遇难者名单和照片。从窗户上交叉的铁杆望出去，一位母亲正领着孩子，在糖果铺前挑选今晚的甜点。旁边的墙上，色彩绚丽的涂鸦，伊斯兰古城在五彩的云朵上。下面是巴勒斯坦的国旗。旁边是政党的竞选海报和持枪的烈士照片。他们都在笑。身后，马翻译拿起吸满污水的拖把，试图把白瓷砖上我们留下的泥脚印抹去。他横竖几下，黄昏和脚印一同消失了。我想起沙提拉一处的标语：不了解这里，就不要谈论这里。记不清是故事里，还是现实中，或两者兼有。他们只是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