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女性如何成为美国的养老照顾劳动者？_风闻

编者按：

本文探讨了性别、移民、劳工的交叉性作用如何将移民女性形塑为家庭养老照护者，工会与社区组织如何帮助她们改善工作状态。研究访谈了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唐人街的家庭养老照护工人，发现公共对家庭照护工作的补贴增加为那些因为工厂岗位减少和雇佣歧视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限制的女性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这类工作的准公共性使得其本身简单的性质复杂化成为一种照料奴役，少数族群组织和劳工组织为其赋权开辟了制度性的道路。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48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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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velyn Nakano Glenn认为，源于强制性种族等级制度家庭照护的奴役与源于强制性性别和亲属关系的无偿护理工作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有助于解释在迅速扩张的家庭劳动力中普遍存在的低收入、种族化和性别化劳动力。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跨种族差异的不平等关系或全球南北之间的国际再生产劳动分工，对权力和不平等的作用如何在移民和种族化社区中发挥作用知之甚少。对于为受助人提供补贴照顾的工薪阶层移民妇女来说，家政工作是否类似于家庭奴役?种族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调解了照料工作的强制性和贬值的经验?工会和其他机构如何减轻种族化和性别从属关系的强制性动态?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移民妇女在奥克兰唐人街从事家政工作的经历来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中年移民女性是如何为符合IHSS（California’s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program）照顾条件的受助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

工作、照料与工会组织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国家继续承担起为私人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责任，新的工人群体正以个人支持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加州政府通过IHSS项目资助了家庭照料劳动力的增长。同时，IHSS项目评估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在家接受护理的资格，包括确定每月的带薪工作时间。受助人雇用个别工人，由国际健康保险服务公司支付工资。通过这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模式，IHSS的接受者有权雇佣和解雇个别工人。但是，作为经济雇主，国家对小时工资率、工作时间和实际工作时间保持控制向工人提供的补偿。

雇佣关系的复杂性和断裂性呼吁创造性的法律和组织策略，以使加州的家庭照料工人工会化。SEIU（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向政府施压，要求建立县级公共机构，为独立签约的IHSS工人提供就业记录。SEIU与资深人士和残疾人权益团体联合成立了一个机构谈判单位，工会可以与之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这使得IHSS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15年里有了显著的增长。

义务与有限范围

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是奥克兰唐人街和全美华人移民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1965年联邦移民政策消除种族排斥后，来自中国的工薪阶层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人口稠密的广东和福建两省而来的男性,面对着几十年的亚裔移民的排斥和歧视, 资助其家庭成员不断移民美国。

虽然家庭义务是中国移民到奥克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基于家庭的移民不会自动产生家庭照顾者。中国工薪阶层移民女性就业机会的缺乏与性别移民进程密切相关，后者将女性引导到家庭工作中。2000年以前，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或者在唐人街的餐馆、面包店和市场找到了厨师、服务员和收银员的工作，或者在该地区的服装和电子工厂找到了工作。然而，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衰退，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曾在工厂工作的移民女性开始在带薪家政行业找到新工作。家政行业是加州和全美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受访者们表示，家庭责任感和有限的经济选择塑造了她们进入家庭的工作。研究中充斥着这样的故事:在穷尽所有其他可能性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家庭保姆的工作。

族群网络，邻里纽带与工作介绍

IHSS扩大了带薪家政工作，为中国移民女性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极其有限的选择。然而，从本世纪初开始，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数量达到了临界水平，这揭示了推动奥克兰唐人街中国移民女性家政劳动力增长的另一个动力的重要性：族裔网络和邻里关系的重要性。

    尽管女性对年龄和语言歧视感到沮丧，在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方面也很困难，但受访者承认家庭护理劳动力市场的优势。许多受访者解释说，她们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作。在奥克兰的唐人街，促进工人家庭护理匹配工作的族群网络和非正式的社区关系,以家庭和区域为中心的迁移强劲持续发展,不断边缘化的移民工人经济由于种族歧视,语言障碍,和年龄歧视,选择照顾衰老的亲戚。

调解照料工作的非正式性

社区服务组织在将（那些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中国移民与公共福利国家的资源联系起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桥梁（Family Bridge）是一个非营利的社区组织，在奥克兰唐人街有多个地点，为该地区说粤语和普通话的居民提供儿童看护、高级医疗保健和移民服务。有家庭桥梁的社区服务工作者帮助唐人街的加州医保(加州版的医疗补助计划)上的老年移民参加IHSS项目并获得补贴医疗服务。他们也帮助家庭和非家庭护理工作者成为注册的IHSS工作者。

对低收入移民妇女来说，依靠非营利性社区组织是有利的，因为她们不需要缴纳私营机构收取的安置费。工会通过两种方式在促进家庭佣工集体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谈判确定工资标准的集体谈判协议，以及游说州政府继续资助IHSS项目和扩大就业标准。在SEIU赢得代表加州IHSS工人的权利后，他们的集体谈判收益，即每小时工资和医疗福利的增加，扩展到所有IHSS工人。

结论与讨论

移民妇女的叙述具有微妙和多方面的特点，这表明有必要对性别地位义务和种族化的性别奴役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家政工作是一种底层职业，其特点是低工资和普遍的不安全感，对于由于语言障碍、年龄和性别歧视而面临极为有限的就业机会的移民妇女来说，家政工作已成为一种共同的就业来源。关于谁应该从事以家庭为基础的护理工作的性别假设，加上在族裔经济中运作的非正式网络，已经为年龄较大的移民女工群体创造了看似自然的途径，使她们在提供有偿和无偿再生产劳动方面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然而，家庭护理系统的部分制度化，如加州的IHSS，为家庭护理工作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组织支持来源，无论是在族裔社区还是工会。工会、工人中心和其他以族裔或社区为基础的劳工组织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继续改善陷入多层次非正式关系的家庭佣工的权利和工作条件。

文献来源：

Jennifer Jihye Chun & Cynthia Cranford,2018,Becoming Homecare Workers:Chinese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Changing Worlds of Work, Care and Unionism.Critical Sociology.Vol. 44(7-8) 101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