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帝国主义”的失败：对苏丹的殖民侵略没能令埃及走向富强_风闻

文：重光

通常提到殖民，人们想到的都是自大航海时代起，欧洲列强借着坚船利炮，跨过大洋入侵亚非拉国家，掠夺其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并将其作为本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赚得沾满血的“第一桶金”，给被殖民国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但在19世纪初，北非的埃及，竟也曾效法欧陆强国发起过殖民苏丹的战争，意图在开疆扩土的同时富国强兵。此时的埃及作为一个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是如何成功穿越多处沙漠，进军1500公里，征服整个苏丹的呢？而最终，埃及对苏丹的殖民又因何失败呢？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埃及的“洋务运动”

1803年，入侵埃及的法军被英军与奥斯曼帝国军队联手击败，被迫撤退，代表奥斯曼帝国中央进入埃及参战的阿尔巴尼亚雇佣兵团首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阿拉伯语：Muḥammad‘Alī Bāshā）趁战后的权力真空夺取了埃及的统治权，当上了埃及赫迪夫（奥斯曼土耳其语：Hıdiv，意为总督），并在日后得到了奥斯曼素丹的册封。埃及由此获得实际独立，但仍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

伴随着法国入侵进入埃及的不只有法军，还有西欧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后的新科技与新思想，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公民观念逐步传入埃及，给古老的埃及带来了一股新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也看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新军在法军的坚船利炮下一败涂地，意识到埃及急需一场变革，遂着手推行涵盖经济、工业、军事、社会与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史称“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使得埃及逐步近代化，土地制度与农业方面的改革使得埃及政府积累了足够的资金进行工业建设，并重整军备，引进新式枪炮，以欧式标准训练军队。但随着一座座工厂的拔地而起，埃及缺乏足够矿产资源的劣势也暴露了出来，埃及政府派出的勘探队在国内掘地三尺也没有发现储量丰富的煤矿、硫磺矿与铁矿，这使得埃及必须通进口才能维持工业生产，严重限制了埃及自主工业化的进程：没有铁，就没有原材料来生产高效率的机器；没有煤来驱动，蒸汽机只是废铁；没有硫磺，各种金属的现代化大规模冶炼效率都会大打折扣。这三样资源的缺乏构成了一个死循环，使得埃及无法进行自给自足的工业化，逼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为了资源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对外扩张。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坚信苏丹不仅有储量丰富的煤矿、硫磺矿、铜矿与铁矿，还有储量惊人的金矿，一旦征服苏丹，埃及的工业化进程将大大加速。

逆流而上

1812年，一个外交事件给了埃及入侵苏丹的“正当”理由：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在肃清埃及国内反对其统治的马穆鲁克势力时，有一部分马穆鲁克人向南逃到了苏丹，并在栋古拉（Dunqalā，苏丹北部尼罗河沿岸城市）建立了据点。

1812年，埃及赫迪夫穆罕默德·阿里向苏丹境内的埃及朝贡国——丰吉素丹国派出使团，要求其协助埃及剿灭盘踞在栋古拉的马穆鲁克余党，但是丰吉素丹断然回绝。穆罕默德·阿里便以此为借口，入侵他觊觎多时了的苏丹。

1820年7月，一支约有四千人的埃军由开罗启程，这支军队可谓是民族大熔炉，不仅有土耳其与阿尔巴尼亚正规军，还有贝都因部落武装与来自马格里布的士兵（意为日落之地，指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但唯独没有埃及人，因为此时埃及还未推行义务兵役制度。统帅此军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第三个儿子，时年25岁的伊斯玛仪·凯米勒帕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尼罗河下游的开罗到其上游的苏丹，路程有一千公里之远，如此长途奔袭必须建立完备的补给线才能确保进入苏丹的埃军作战顺利。为此，埃及政府与世居埃苏边境的阿拜拜代部落（al-’Abābadaẗ）达成了协议，由其向此次行动提供骆驼作为辎重运输工具，而埃及政府则承认该部落对苏丹与埃及的奴隶和黄金贸易的控制权，允许其向途径的商队征税。

从埃及进入苏丹最便利的方式就是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埃军总指挥伊斯玛仪想了一个办法，用炸药炸开第二瀑布，使之在低水位期也能通航。此举不仅给埃军的侵略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还使得日后埃及与苏丹之间的水路交通更为便捷。

1750年左右苏丹及周边地区的政权分布图，红色为丰吉素丹国，灰色为达尔富尔素丹国，浅绿色为埃塞俄比亚，深绿色为臣属奥斯曼帝国的埃及

捷报频传

埃军一路高歌猛进，当埃军抵达马穆鲁克残党的据点——栋古拉时，一部分马穆鲁克人选择投降，其余的则继续逃亡至申迪（Shandiy），向申迪国王尼姆尔·穆罕默德（Nimr Muḥammad）寻求庇护。

1820年11月4日，埃军在库尔提（Kūrtiy）与颇具传奇色彩的谢伊吉伊部落联盟（ash-Shāyiqīyaẗ）打了一仗，该部落早在17世纪就因一位骁勇善战的女武士阿齐莱（Azila）而闻名于苏丹，由此该部落形成了由女武士指挥战斗的传统。是役，谢伊吉伊部落的武装由一位少女指挥，她坐在装饰华美的骆驼上的轿厢中发号施令。谢伊吉伊部落的骑兵与步兵们不屑于使用热兵器，手持刀剑和长矛向埃军发起冲锋。由于火炮仍在运输途中，埃军没有重武器，只能以火枪还击，但即使这样，埃军仍然大败谢伊吉伊部落武装，逼迫其丢下八百多具尸体后仓皇撤退。

谢伊吉伊部落撤至尼罗河对岸，埃军遂乘船渡河追击。12月2日，谢伊吉伊部落武装再次对埃军防线发起冲锋，这次埃军的火炮终于运到了，埃军遂开炮猛轰敌军，几乎将其全歼。

埃军大获全胜后兵分水陆两路，互相掩护，继续向南进发。1821年3月5日，一小股埃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柏尔柏尔（Barbar），而埃军大部队则在伊斯玛仪的统帅下走陆路捷径，穿过贝尤道沙漠直达尼罗河畔的达迈尔南郊。埃军在与盘踞当地的马穆鲁克人谈判后，成功劝降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愿投降者则继续向南逃入茫茫丛林中，此后再无音讯，至此埃军不仅肃清了躲藏在苏丹的马穆鲁克余党，还初步确立了对苏丹北部的控制。

消息传至开罗，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立刻组建了第二支部队准备征服达尔富尔素丹国，这支部队人数约有三千到四千，配备了一个炮兵连，由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女婿，埃及财政大臣穆罕默德·胡斯鲁贝伊（Muḥammad Khusrū Bak）统帅。第二支侵苏埃军在代拜（al-Dabbaẗ）集结完毕，由当地部落援军护送其通过西南方的贝尤道沙漠，进入科尔多凡（Kardufān）北部。

达尔富尔素丹国的军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近一万人）时，却反而等到埃军在巴拉（Bārā）休整完毕后才发起进攻，结果被占有绝对火力优势的埃军惨败，而埃军只损失了约1500人，之后埃军攻占并洗劫了科尔多凡的首府欧拜伊德（al-‘Ubayyiḍ）。达尔富尔素丹从西面派来援军试图击退埃军，却再次被击败。埃及由此巩固了其在北科尔多凡的统治，但埃军也损失过重，无力再继续对南科尔多凡的努巴山脉（Jibāl an-Nūbaẗ）或达尔富尔发起攻势。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设法在当地扶持一个傀儡对抗达尔富尔素丹国，但以失败告终，达尔富尔素丹国由此继续苟延残喘了近50年。

1821年5月，埃军抵达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合流之处，并在此建立了埃军在苏丹的总部，日后这座军事基地逐渐发展为一座城市，最终成了苏丹的首都——喀土穆（al-Kharṭūm）。

之前拒绝帮宗主国埃及肃清马穆鲁克余党的丰吉素丹国在埃军抵近其首都森纳尔（Sannār）后放弃抵抗，末代素丹巴迪七世率臣下于6月12日投降，埃军在次日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森纳尔全城，之后埃及以森纳尔为基地，沿青尼罗河逆流而上寻找大金矿，但最终失望而归，占领苏丹—埃塞俄比亚边境上的法祖吉利（Fāzūjliy）后便掉头折返，这是本次入侵战争中埃军所抵达的最远处。1821年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派其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īm Bāshā）前往森纳尔加入了其三弟伊斯玛仪统帅的埃军，加速对苏丹的征服行动，并捕获更多的奴隶送回埃及。在易卜拉欣帕夏南下的途中，建立了依靠尼罗河“接力”运送奴隶北上埃及的系统。

星星之火

1822年初，苏丹本土与科尔多凡境内所有沿河的土地已完全由埃及控制，埃及在其控制范围内设立了行使基本管理功能的军政府，该军政府将苏丹分为四部分，分由四位总督统治：栋古拉总督阿比丁将军负责征税，他制定的税率很低，有效降低了新征服的苏丹发生叛乱的风险，此外他还负责保护埃及与苏丹之间的补给线；拜尔拜尔总督效法阿比丁，同样实行低税率防止叛乱，他还负责监视申迪与其他杰齐拉以北的城镇；森纳尔总督由埃军指挥伊斯玛仪·凯米勒帕夏担任，科尔多凡总督由埃及财政大臣穆罕默德·胡斯鲁贝伊担任。

一方面，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再三告诫其子伊斯玛仪·凯米勒帕夏要秉公行事，爱民如子，以此来获得民心；但另一方面，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却不断地要求更多的奴隶。为此埃及在苏丹的军政府开始统计苏丹的奴隶与牲畜数目，很快制定了新的税法，扩展了征税对象。伊斯玛仪的三位属下设计的新税收系统规定每名奴隶要交15银元（皮亚斯特）的税，每头牛要交10银元的税，每头羊和每头驴则要交5银元的税。这样的税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等同于充公。由于在苏丹货币不足，大多数人唯一的纳税方式就是上交等价的奴隶，如此一来，新税收系统便实现其设计初衷——将苏丹所有的奴隶贸易活动集中由埃及在苏丹的军政府进行，但这不仅摧毁了以捕获与贩卖奴隶为生的商人与苏丹地方统治赖以为生的手段，也引起苏丹下层人民强烈的不满。

很快，苏丹就爆发了叛乱，时不时有针对埃及军队的袭击。为了平息事态，埃军总指挥伊斯玛仪被从上游的森纳尔调到下游的瓦德迈达尼（Wad Madanī），之后又于1822年11月被调往申迪。伊斯玛仪乘船抵达申迪后，要求申迪国王尼姆尔·穆罕默德的加利部落在三天之内交出一万五千银元与六千名奴隶。当尼姆尔抗议此要求不可能办到时，伊斯玛仪用他的马鞭狠狠抽了尼姆尔的脸，在场的其他加利部落的领袖赶忙上来把两人拉开。

伊斯玛仪惹怒了尼姆尔与加利部落后，却没有与埃军会合，而是极不明智地在其驻地的对岸过夜，给了加利部落报复的机会，加利部落武装遂在夜间对埃军驻地发动突袭，牵制住埃军的有生力量，使其无法驰援在对岸过夜的伊斯玛仪。伊斯玛仪的房屋被加利部落纵火焚烧，他与他的侍从在慌乱中被杀身亡。

随着申迪叛乱的消息传开，驻守在喀土穆等地的埃军卫戍部队紧急开赴瓦德迈达尼会合，准备向申迪的叛军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大部分新征服的领土（如栋古拉与努比亚）仍对埃及效忠，谢伊吉伊部落也未反叛，并在埃军的指挥下在森纳尔南部参与镇压叛乱。

惊闻伊斯玛仪的死讯，埃及财政大臣穆罕默德·胡斯鲁贝伊集结部队，由科尔多凡向森纳尔进发，并决定强力镇压叛军。他挥师北上，击败前来增援尼姆尔的加利部落，成功给叛军包围的拜尔拜尔解围。此后数月内，胡斯鲁贝伊麾下的埃军辗转苏丹各地，逐镇逐城地屠杀异见人士，追击叛军，所到之处无人幸免。当埃军重建苏丹的社会秩序时，已有约三万人被杀，包括尼姆尔在内的诸多地方统治者被流放。

1824年，叛乱彻底被平息，标志着埃及最终确定了对苏丹中部的统治，随后埃及还进行了多次入侵行动，在1840年攻克苏丹东部的卡萨拉（Kassalā），1855年占领法绍达（Fashūdaẗ/Kūdūk，在今南苏丹）及其周边的白尼罗河上游地带，1865年进占包括萨瓦金（Sawākin）在内的苏丹红海沿岸地区，1870年攻占苏丹最南端的赤道州（Equatoria，在今南苏丹），1874年占领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由此整个苏丹都成了埃及的领土，成了向埃及源源不断地输送奴隶与资源的殖民地。

19世纪初的谢伊吉伊部落联盟士兵形象

结语

埃及持续4年的入侵战争及之后断断续续的军事行动给本就不发达的苏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苏丹人口大量流失，财富被压榨殆尽，基础设施因叛乱被毁，给当地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埃及想要开发这块“处女地”，先还要拿出资金重建，自然而然地殖民进度就变慢了。

而且虽然说是殖民苏丹，将其作为埃及工业化原料的供应地，但埃及没有像欧陆列强那样，把苏丹作为殖民地单列出来，建立特殊的制度进行治理，而是将其作为整个国家的一部分，和埃及本土平行管理，而本土和殖民地无论是在经济结构、管理制度乃至历史文化等方面其实大不相同，两者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大不相同，本应“对症下药”，实施不同的政策。虽然苏丹与埃及的主体民族均是阿拉伯人，也都讲阿拉伯语，大都信奉伊斯兰教，但是由于历史根源不同，两者在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上的异还是远大大于同的。埃及这样“烧大锅饭”的治理模式不利于推动苏丹殖民地发展，更无法实现最终的本土化。

同时，苏丹境内原本数个彼此在民族与宗教等方面各不相同且互不认同的地区均被埃及强行归入同一行政区划以互相牵制，虽然短期来看此举有利于稳定埃及的殖民统治，但长远来看，此举不利于苏丹最终与埃及本土融合，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苏丹之后多年政局动荡至最终分裂为南北苏丹埋下隐患。

此外，埃及殖民苏丹以推动工业化的目标也未实现。由于幅员辽阔，苏丹自然环境极为复杂，不是荒凉的沙漠，就是凶险的丛林，宜居地带较少，其境内的矿产资源以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统治时期的科技，尚不具备开发条件，而且埃及尚未完全工业化，其国力也无法与工业化进度极高的欧陆列强相比，连自保都是问题，更无力开发苏丹了。因此，埃及并未因征服苏丹而获得加速工业化所需的资源，这座“金山”虽大，但在19世纪时用处不大，连后来的英国人也一度因再次发生叛乱想放弃在当时属于“鸡肋”的苏丹，埃及殖民苏丹获取资本原始积累的想法也落空了。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从苏丹捕获奴隶训练为军队的计划也因苏丹奴隶不适应埃及的环境，加之路途遥远且条件艰苦，疫病横行而最终泡汤，1822年至1823年间捕获的三万名苏丹奴隶，最终竟只有三千名幸存下来，捕获的苏丹奴隶最后被发配至农场与工厂中工作。训练奴隶军队的失败使得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在埃及推行义务兵役制度，征募埃及人参军。苏丹虽距离埃及不远，还直接接壤，但由于没有诸如铁路与轮船之类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埃及通过殖民苏丹获取廉价劳动力的计划也泡汤了。

浅绿色部分是埃及在1820年至1822年间占领的土地，其中已包括了苏丹的大部分

“上层建筑”也因“下层建筑”不稳固而发展状况不佳。尽管启蒙思想已传入了埃及，但大部分埃及百姓对其不甚感冒，埃及在行政制度与理念方面的革新此时尚未起步，行政效率与治理水平远低于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欧陆列强，埃及国民的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也未形成，其仍然视力图革新的穆罕默德·阿里为封建军阀头子，一度还发动过叛乱反抗其改革运动。这样一个思维与模式还一只脚踏在中世纪，且工业化也还方兴未艾的国家，却要进行近现代的殖民活动，可谓有些痴人说梦。因此，埃及对苏丹的殖民从本质上来说与列强殖民亚非拉不同，其与古代帝王开疆拓土的行为更相似，而这种征服活动是不具有现代性的。

最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是埃及殖民苏丹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埃及其坐拥三洲两海通衢之地的绝佳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不同于孤悬海外的日本与美国，埃及“离天堂太远，离列强太近”，海对面就是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列强，欧陆强权自然不愿看到日渐衰败的中东突然兴起一个强国，打破地区均势，影响其在中东的既得利益，因而英法等列强曾多次联合起来，共同压制埃及进行近代化与扩张，并最终将其变为列强的殖民地。

埃及依靠先进的武器与战术征服了苏丹，建立了一个面积近400万平方千米的大国，却还是没能完成富国强兵的目标，进度缓慢的近代化进程，落后的治理思维与模式，加之愈发不利的国际形势，使得埃及连同其殖民的苏丹都未能抵抗欧洲列强的逐步蚕食，最终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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