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数据造假？_风闻

文章来源丨财经

印度财政部前首席经济顾问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近期发表了一篇质疑印度GDP统计方法的论文，引起多方关注。他认为印度经济增长率在2011年-2017年间被高估了2.5个百分点，格外刺痛印度政府各个部门。统计数据造假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是难堪的事。而对于刚刚还在骄傲本国增长率终于赶超中国的印度人民来说，这一结论也令人难以接受。

实际上，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印度的统计数字甚少受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这还要感谢当年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文官体制，独立后的印度不仅沿用了这种制度，还通过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安排尽量减少政治对文官队伍的影响，为印度文官们树立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群体的形象。然而，莫迪上台后，印度国家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CSO） 几次调整与经济产出有关的数据，每次都引发了从政界到学界的争议，连带着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也受到质疑。

数据频调整惹争议

2015年初，莫迪上台还不满一周年，统计部门就发布了新的GDP系列数据，这次调整主要是将基年从2004/2005年调整为2011/2012年（注：印度的财年为每年4月至来年3月），另外也补充了新数据、完善了计算方法。

虽然调整基年是印度的统计惯例，国家统计局每隔五年到六年就要调整一次，但这次的结果出来后还是令社会各界感到意外：2012/2013年与2013/2014两个财年的增长率分别调高了0.4个和2.2个百分点，升至5.1％和6.9％。这明显与民众的感受不一样——通胀高企、卢比急贬、外汇储备吃紧，当时央行已不得不接连调高利率，而需求方面出口、投资双双下滑，这种情况下经济怎么可能实现近7％的增长？而且，按照新数据、新统计方法，莫迪执政第一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7.4％。即使市场信心因为新政府上台确有恢复，经济向好也渐露端倪，但从复苏到起飞还是有一定距离。

当时质疑之声主要来自学术界。苏布拉玛尼安时任印度财政部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在当年主持完成的《2014-2015印度经济调查》中，特别指出新数据系列与多项经济指标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但他也承认，“除非有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供分析，并且能够确切知晓统计部门究竟补充了哪些新数据、调整了哪些计算方法，否则现在的数据系列很难解释过去几年印度经济的运行轨迹。”

随着印度2019年大选的临近，印度国家统计局又在2018年11月公布了新系列数据的补充版，这是按照新统计方法整理完成的2011年之前的数据，以便与已启用的2011年之后的新基年数据形成对照。这本是学界期盼许久的事。但是按照新公布的数据，联合进步联盟（UPA）执政时期（2004年－2014年）的平均增长率现在降到了6.7％，而在旧版统计中UPA两届任期的增长率分别高达8.1％和7.4％。

对此统计部门内部也没有形成共识。早在年初，由已退休或现任的高级文官组成国家统计委员会（NSC）就编制了一份新系列数据作为意见版放到了网上，其中给出的两届UPA执政时期的增长率分别为8.4％和7.7％。政府对此的解释是，这份报告只是草案，不做定论。

政府对不同统计结果的取舍，难免会让反对党猜疑这背后的政治动机。反对党实际上不仅对结果不满，而且对数据公布的方式也有意见。按常规，统计数据经由国家统计局搜集整理、并最终发布，即使总理、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总理兼任主席）也只会比一般公众提前两小时获知消息。而此次却一反常规地由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率先发布数据。NITI的前身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总理及内阁成员及各邦首席部长都是现任委员，因而在一般公众眼里它有着很强的党派性。现在由它来发布消息，在反对党眼里这不仅是职能的越界，而且也是对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性和政治中立性的破坏，为以后政治势力插手统计工作、让数据为政治目的服务打开了方便之门。

紧接着，2019年初正当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印度国家统计局又公布了第二轮修订过的2016/2017财年经济数据（注：为不断完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每个监测周期结束后还会根据补充的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地修订之前公布的数据），将该年的经济增长率从7.1％提升至8.2％，在同期公布的第一轮修订过的2017/2018财年数据中，经济增长率从原来的6.7％提升到7.2％。

鉴于莫迪在2016年11月推出了废钞政策，又在2017年7月全面铺开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GST），前者造成流通中现金严重不足，后者则短期内增加了生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整体经济因此受到冲击。国家统计局现在提高这一时期的增长率，明显与全社会普遍认知相违。最令人不解的是，在进行2016/2017财年第二轮数据修订时，它只比上轮多获得了一些有关非上市公司的信息，那么它大幅提高农业产出的理由又何在呢？

总之，印度国家统计局上述几次对数据的调整，不仅令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也令反对党们越来越不满，认为这都是政府操纵的结果。但他们的反驳多缺乏学理分析，大可归于感性，直到苏布拉玛尼安在哈佛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GDP错估的可能性、偏离程度、机制与启示”的工作论文，成为一直以来丢入统计深潭中最大的一颗石子，也激起了最高的浪。

“内部人”的质疑

苏布拉玛尼安2017年才离任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长期供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学养深厚。在人们心目中，因为掌握着更多有关印度经济决策、经济运行的信息，曾经是“内部人”的质疑更令人信服。对于苏布拉玛尼安来说，因为政府已经将数据系列补充完整，满足了他在《经济调查》中提到过的“判断数据可信与否，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序列”的条件。

首先，他选取了17个在2001年－2017年间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相关性的指标：用电量、石油消耗量、商用汽车销售量、拖拉机销售量、工业生产指数、信贷额等等，与GDP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发现它们与GDP的关系在2011年前后变化很大，之前17个指标中有16个呈正相关，而之后就变为17个中有11个呈负相关。二是发现2011年之后无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17个指标中的大部分与GDP的相关程度都有明显减弱。上述现象一般很难出现，除非经济结构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印度显然没有，它只是调整了统计方法。

然后，他又挑选了四个官方很难涂抹、又很容易进行国际间比较的“硬指标”——信贷额、用电量、进出口额，同样与GDP进行回归分析，再就这种关联性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他发现在2011年之前，在印度这四个指标与GDP的关联性和其他国家比较并无不同，但在2011年之后，它们与其他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这依然只可能解释为新统计方法在作怪。

最后，他又综合了其他国家四个指标与GDP变化的关联性以及在印度这种关联性可能存在的正常波动范围，推算出2011年－2017年间印度GDP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3.5％－5.5％之间。

苏布拉玛尼安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意识到了统计数据之争背后隐藏的政治斗争，为了表明他立场中立，他更多强调此项研究是为了找出现在印度统计学家和技术官僚使用的统计技术和方法的不足，至于可能引起统计结果高低变化并不是他真正关心的。但以他曾经的官职和在学术界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莫迪政府也不得不认真对待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对印度经济统计数字的质疑之声。

两个星期之后，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PMEAC）代表官方对苏布拉玛尼安的报告逐条进行了批驳：一是苏布拉玛尼安使用的17个指标中很多数据采自印度监测数据中心——一家私人的咨询机构，缺乏权威性；二是苏布拉玛尼安使用的是跨国回归分析的方法，将印度与其他70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只要出现不同，便认为存在数据扭曲，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度自身的独特性。也有学者运用苏布拉玛尼安的方法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数据，发现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的GDP增长与这些国家自身公布的数据存在着不小的偏差，或低或高，而德国公布的GDP增长数据比计算出来的竟然也高出来1.8个百分点！那么这能说明这些国家的统计方法都有问题吗？

事实上，一个国家要得出准确的经济总量数据绝非易事，一是统计不可能覆盖国土上每个自然人和法人；二是每个被统计对象都存在谎报收入和支出的动机。因此，统计人员只能根据有限的样本加上复杂的计算公式努力做到无限接近事实真相。对于刚在大选中赢得连任、获得了比上届更为明显的议会多数的莫迪政府而言，这不过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小风波，大多数选民选择了莫迪，还有比这更有力的反驳吗？再说，除了皓首穷经的学者、无所不反的“反对党”之外，还有谁会关心过去的统计数据？正忙于制定新预算、描绘新宏图的莫迪政府，更在意的是未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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