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甚至没到春天_风闻

文|吴俊宇

一

前《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可能是中国最好的音乐记者。

从1989年开始发表音乐评论，他在多家音乐媒体任职，后来还出版了西方流行音乐的百科全书《欧美流行音乐指南》。

不收车马费，不接受改稿，不谄媚采访对象，写一个明星和一个明星闹崩，但却能让明星对他保持敬重。不管是哪个圈子、行业、领域，这种记者都很少见。

这位“愤怒乐评人”后来却几乎彻底离开了公共舆论场，选择不再写乐评。有人说，他不再写乐评的原因是，“觉得现在已经没有音乐了”。

王小峰后来开了一家名叫“不许联想”的淘宝店，沉迷做T恤衫，把音乐符号、文学符号融入衣服之中，用另一种含蓄内敛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

2018年，“不许联想”上线了一件The Beatles乐队相关的T恤，上面印着Yellow Submarine（黄色潜水艇）。

懂的人才知道，这件T恤的意义，不懂的人只会觉得，这是一件童装。

王小峰几乎很少对现在的音乐节目做过多点评。不管是《我是唱作人》还是《乐队的夏天》，他几乎都不去接茬。

在鲍勃·迪伦生日那天，王小峰写了一个名为《唱作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崔健、窦唯、张楚这几位八九十年代的摇滚先驱陷入创作困境的故事：

崔健好多歌曲子早就写完了，但是写不出歌词，每句歌词都要字斟句酌…….老崔是用一种倔劲儿写出那些歌词的；

窦唯总说歌词写得不好，后来他干脆不写词了，做纯音乐他更擅长一些。什么窦唯成仙了，这叫了解自己；

张楚一出道就给人一种诗人歌手的形象，他的很多歌词现在读来仍然很牛。但他不擅长作曲，当年录制《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把制作人贾敏恕头发都急白了。张楚根据合同要出第二、第三张专辑时，开始怀疑人生：一张专辑为什么非要十首歌，一首不行吗？

王小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鲍勃·迪伦作为创作型歌手能保持自己的创作青春？

他的回答是，他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混江湖之前，常常在图书馆里看报纸，研究过去人们的行文习惯，用词方式。

王小峰最后总结，“现实是残酷的，你有几滴墨水，晃荡两下大家就知道了。”

二

《乐队的夏天》中一些乐评人颇为无厘头的评论总让人陷入严重自我审美怀疑。

盘尼西林乐队的主唱小乐在唱完《群星闪耀时》之后，大张伟又开始了插科打诨。

小乐一副拽拽的表情说，“那是你没听明白”，“人性里有好多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善与恶，有的时候会有太阳，有的时候会有月亮，我更想表达在夜晚里的东西，那些所有的荒谬的、破碎的，都结集在夜晚变成星星……”

说完这段后，大张伟对小乐说：你做摇滚乐为什么要这么装呢？你这样以后人生路会很坎坷的。

看到这段时，忍不住关掉了电视。

朋友对小乐评价是，“年纪轻轻，油腻得不行，是个傻子，能力完全跟不上想法”。

我也认可，但我对大张伟的这套表现着实没有太多好感。

“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这么简单的道理在这里，就变成了“装”。

娱乐综艺终究只能娱乐。马东那个著名的“95%和5%”的理论在这里再一次生效了。

2年前，马东在接受许知远的采访时说，“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5%的人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那95%的人就是在活着，就是在生活。”

为了保证95%的观众的节目效果，只能让大张伟用这种插科打诨的方式为原本严肃的问题增添笑料，却无法把5%的事情说明白。

可以确信的是，大张伟绝对知道小乐在说什么。大张伟曾经是个梦断摇滚的人，他有着“过来人”的经验。

1998年大张伟刚出道时，他的“花儿乐队”平均年龄才16岁， 被视为是“最有前途的摇滚乐队”、“中国新音乐的希望”、“世纪末华人乐坛的奇迹”。那时才14岁的大张伟被崔健、许巍带着，被摇滚圈当成是“第三代摇滚领军人物”。

然而大张伟看着一群做摇滚的人天天混迹酒吧赚吆喝，越来越清楚，摇滚没出路。最后他在春晚上唱起了《嘻唰唰》、《倍儿爽》这样的口水歌。春晚导演组听了《倍儿爽》都高兴疯了，一宿没睡着觉。

大张伟的剧变让曾经的伯乐骂他背叛摇滚乐。大张伟的回答是，他是个有“生活负担的人”，爸妈都下岗了，需要钱。

后来，有媒体把对大张伟的采访直接凝结成了这样一句话——只有做“嘻唰唰”这样的歌才能赚钱养家，再唱摇滚我就仨结果：改行、自杀、神经病。

大张伟什么都懂，他甚至看透了很多人听摇滚乐只是为了瞎凑热闹。

他没办法从中得到真正的认可。2016年，《人物》 杂志顾玥在采访大张伟时，大张伟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

好多人就是他妈肤浅到让你发指。我当时（花儿乐队刚出道）弄朋克的时候，底下一排小女孩堵着耳朵这么看我，看我跟挂鞭似的，她们老觉得我是鞭炮那个范儿的……她们喜欢坏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根本不喜欢那种音乐。我就是因为看他们前面第一排全是堵耳朵的，我觉得这种音乐不能干。

只不过“段子手”的人设和“背叛摇滚”的经历，告诉他必须“懂装不懂”。

我不否认盘尼西林乐队的小乐有野心，也不否认他的野心可能配不上当下的才华。

你从这首《群星闪耀时》之中就能明显发现，他化用了奥地利小说家茨维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书名。《人类群星闪耀时》之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些历史的尖峰时刻都需要太长的酝酿时间，每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汇聚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不可胜数的事件也会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之上。

稍微深究一点都明白，小乐希望自家乐队的影响力“超越时间”。

《群星闪耀时》这首歌献给“海龟先生”的李红旗，更是有种希望他们这代摇滚人就能够出人头地的“虚妄感”。

毕竟中国摇滚地下小众太久了。

三

盘尼西林乐队很优秀，但的确还是差了那么一口气。《乐队的夏天》里很多乐队的音乐也的确没那么好，却非要乐评人“硬拗”，你才能读懂其中的好。

后来憋不住去问懂行的人摇滚乐历史谱系，他轻而易举告诉我当年这行的丰碑是谁，哪张专辑才是经典，哪些人因为哪些事情陨落之后，哪些人后来因为什么事情抑郁了、疯掉了——这也引出了我对“魔岩三杰”的好奇。

重新翻开“魔岩三杰”的专辑，突然意识到，好的东西终究是好的东西，哪怕你不懂你也知道，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的东西。

从去年开始，就对“魔岩三杰”坠落的故事有些好奇。

“魔岩三杰”指的是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的三位签约艺人——窦唯、张楚、何勇。

1993年，魔岩负责人张培仁签下窦唯、张楚与何勇三位创作型歌手。1994年春天窦唯、张楚、何勇同时推出三张专辑，分别是《黑梦》、《垃圾场》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他们曾经是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代表性人物，“魔岩三杰”影响了一代人。

去年许知远专访张楚的节目让我对这个唱《姐姐》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人颇有好感。

张楚年轻时长得像瘦版佟大为，歌声意气风发，但1997年之后便从云端坠落悬崖——再也没有太多优秀的作品。

20多年过去后，他苍老的不成样子，额头上有十几道抬头纹。

在接受许的采访时，张楚精神恍惚，大谈自己相信“911是美国为了控制世界”。这种精神状态让你觉得“很扯”。

今天《乐队的夏天》之中不管是“新裤子”、“海龟先生”以及“盘尼西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或多或少都会提到1994年的红磡，或者是“魔岩三杰”中的某位人物。

然而在1994年红磡的顶点之后，“魔岩三杰”逐渐淡出舞台。

用何勇那句经常被媒体引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

四

死、疯、成仙，成因复杂。

天灾人祸、江郎才尽、商业压榨、历史潮流……无法足以概括。

任何事物都是冲上顶峰容易，持盈保泰太难。增长抛物线的前半段往往是最诱人的，后半段却让人不忍卒读。往往登顶就意味着接下来要面临滑坡。

虽然当时的摇滚爱好者以为红磡是中国摇滚的起点，但恐怕只有“魔岩三杰”才能意识到，那是抛物线的顶端。

2009年，《南方周末》在《何勇：李素丽，你漂亮吗？》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红磡演完之后何勇有了不好的感觉，觉得自己要停一停，歇一歇。改革开放了，中国乐手却从未接触过商业合同，每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这两句话60个字，其实透露了两个信息。

这代中国摇滚歌手是在80年代社会开放氛围下诞生的，但是90年代的时代剧变迅速让滋养他们的文化土壤冲刷殆尽。

张培仁过早把不成熟的“魔岩三杰”推上香港红磡的舞台，其实是在过早透支三个人的商业价值。实际上当时三个人对红磡演唱会并没有那么认可。

后来的事情更是无厘头。

1996年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流行音乐20年”晚会，何勇唱《姑娘漂亮》时脑子抽经，跳上钢琴喊了句“李素丽你漂亮吗”。

李素丽是北京21路公交车售票员，也是当时全国上下学习的全国劳动模范。

何勇此举是为了出气，主办方封杀崔健，他纯粹在用这种方式发泄不满，后来他说：

我对主流的这种演出很排斥，他们不让老崔演，好像是因为商业的问题，我当时觉得又气又怨。我觉得劳模应该是崔健这样的个体户，人家才是真正白手起家的。

何勇闯下大祸，也被封杀。

当年香港红磡演唱会本身就有“偷渡”的成分，某种程度上是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何勇的叛逆触及到了一些不该触及的底线。

张楚也没好到哪儿去。1997年，张楚发行了《造飞机的工厂》，这张专辑在商业上极度失败。这种失败其实归根究底还是张楚不想迎合主流音乐，非要“拧巴”。“拧巴”不出结果后，张楚从北京回到西安，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抑郁症。

张楚后来复出时在单向街的一场论坛里说，“90年代的文化是从哲学、文学去讲很多问题。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说生活吧，生活都变成这样了，大家被生活直接调度到这样一个时代。”

何勇恐怕早就看到了这点。

“魔岩三杰”之中，何勇最典型的装扮是海魂衫系上红鞋带，最“暴躁”的台风骨子里透彻叛逆。

在《姑娘漂亮》这首歌之中，何勇面对喜欢的姑娘只能说“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我不能偷也不能抢，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

可最后“姑娘姑娘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

何勇在最后问了一个终极命题，“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这种话语和“To be or not to be”一样，其实是对即将汹涌而至时代潮流的无赖嘲讽。

其实，你说何勇是无赖，倒不如说他是无奈。

五

这终究是个娱乐和消费的年代，商业和技术势如破竹。

在消费和技术、控制与被控制的浪潮之下，我们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摇滚终究是个叛逆的东西，不叛逆就不是摇滚。

The Beatles当年火遍英伦三岛和美洲大陆的时候，主唱列侬面对美国越战，喊出的口号就是“要做爱不要作战”。

1968年列侬提出的这个口号后来还影响了捷克年轻人。

界面记者朱天元在采访东欧文学研究者景凯旋之后有一篇名为《中国作家在表现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候，没有东欧作家的深刻与力度》的报道。这篇报道之中记载了一个细节：

今天的布拉格小城还有一个列侬墙，上面全是涂鸦。当时，捷克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翻唱的披头士《Hey Jude》单曲版创下了捷克流行音乐的畅销记录，并成为了“布拉格之春”的重要象征。

深受列侬影响的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在1976年创作了一首歌《百分百》，歌词写道：

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和理想/他们害怕葬礼，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可叛逆的东西也会被规训和惩罚。

现状给人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我们如同被夹在政治和商业之间的“三明治”，在狭窄的空间之中难以转身。

狭窄的“三明治”容不得叛逆，“单向度的人”是不会叛逆也不敢叛逆的，摇滚只能不咸不淡隔靴搔痒，在一个安全范围内有限叛逆，最终成为商业的俘虏。

那代摇滚人的根基早就没了。“魔岩三杰”的戛然而止，这归根究底还是一个历史年代陨落的结果。

王小峰不写乐评了，张楚江郎才尽了。

张楚2016年复出时，他俩在一场论坛中坐在一起。王小峰说，“如果说张楚有一天突然红了，那一定是对当下这个时代的讽刺。”

每一个人摇滚人甚至每一个人音乐人都向往“魔岩三杰”的历史地位，每一个人摇滚人甚至每一个人音乐人都敬重“魔岩三杰”的自由叛逆。

每一个人又都清楚，历史地位、自由叛逆不能当饭吃，更重要的事情是生存，是活着，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可年轻人越来越聪明了，知道不能去碰老人的壁。

没人敢叛逆又期待别人叛逆，这种拧巴又鸡贼的心态这就像是一个列队，每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只有“魔岩三杰”还站在那儿，于是“魔岩三杰”被钉在了历史的天花板上，他们成了符号和象征。

摇滚无法出圈是肯定的。知乎上有一个名为周楠乐评人评价说：

你指望一帮中年人为一块若即若离的虚拟大饼挣的你死我活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这些乐队平均年龄真的35岁往上了，对火不火也就那么回事了。火两年然后呢？不还是跑音乐节跑LiveHouse。

《乐队的夏天》在这个夏天留下来的意义是，它至少会让一群人更愿意了解摇滚，虽然可能摇滚圈会多一群凑热闹的人，摇滚乐队们的商业环境以后会好一些。

乐队有夏天，可摇滚没有，甚至春天都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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