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不得不说的基本常识(14)_风闻

——贸易战之于美国

文/潘佳瑭  2019/07/19

美国联邦政府外强中干，对外恃强凌弱，对内软弱无能，对华施压无助于解决其国内问题，反而会让美国深受其害

关键词：国内问题

　　美国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外强中干。在对外关系上，美方恃强凌弱，唯利是图，心狠手辣，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方式疯狂掠夺别国财富，以金融、科技、军事手段竭力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面对国内的一大堆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却置若罔闻，软弱无能，要么无心解决，不想去碰，要么无力解决，不敢去碰，导致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该推动的改革不敢推动。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常用的经济手段。然而，联邦政府无法掌握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在其政策工具箱里，财政工具扭曲变形，无法正常使用，货币工具则被私人机构把持，从来没有放入政策工具箱。

　　众所周知，美国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联邦政府花钱却大手大脚，入不敷出，只能靠借钱过日子，财政体制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一是社会分配严重失调，税收政策亟待调整。贫富差距扩大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曾采用统计学方法，对过去200多年欧美个税申报、遗产税申报等大量原始档案和财税报表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欧美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资本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然社会初次分配（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包括工资、利润、地租）会自然拉大贫富差距，就需要政府利用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必要调节，适当提高社会再分配在整个社会分配中的比例。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联邦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过少，仅占联邦税收总额的10%上下。为了抑制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平，联邦政府本应向企业（富人持股份额最大）多征些税，以便加大对普通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力度，事实恰恰相反，为了讨好企业和富人，联邦政府根本不敢向企业多征税，反而一次次大规模减税。这样不负责任的联邦政府，其治理水平不见得比中国农村的某些村委会高到哪里去。

　　二是财政支出规模失控，债务风险持续高企。目前联邦政府负债余额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从2019财政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看，财政赤字再次突破1万亿美元几成定局。应该看到，社会福利、军费是联邦财政支出的大头，以2018财政年度为例，社会福利支出2.3万亿美元，军费支出7198亿美元，两项加在一起占财政年度支出总额的66.3%。显然，联邦政府如想解决财政收不抵支问题，方法其实特别简单，只需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即可。保守估算，通过削减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支出等社会福利，同时将每年的军费预算砍掉50%，联邦政府每年财政支出至少可压缩5000亿美元。

　　上述提法一点儿也不新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实现美国财政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限制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支出。他同时警告称，减税对美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远远不足以抵消实际的赤字，如果没有在其他领域扩大收入，就不应该减税，否则会遇到问题。

　　当然，格林斯潘没有提出大刀阔斧砍军费，因为他很清楚可能的后果——此言一出，军火商将大动肝火，或将招来杀身之祸！

　　也有一个胆子够大的美国人提及美国军费支出过多的事。这个人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9年4月，卡特在与特朗普电话交谈时指出，超级大国的正确概念应当是能否为人民提供美好生活，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中美1979年建交后，美国花费大约3万亿美元投入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许多国家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1949年以来从未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将钱花在有利于中国人的地方，如用于修建高铁等惠民项目；如果美国拿出3万亿美元投入基础建设，“我们（美国）会有高速铁路，我们的桥梁不会倒塌，我们的道路会得到妥善维护，我们的教育体系将和韩国或香港地区一样好”。准确地说，卡特的表述比较委婉含蓄，他不是说要砍今后的军费，而是说如果美国以前不对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美国人的日子会好过得多，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格林斯潘和卡特讲的话都特别浅显直白，特朗普当然听得懂，但他不敢削减社会福利，更不敢大砍军费。

　　特朗普知道，对美国民众来说，让他们交的钱越少越好，让他们得到的福利越多越好，福利标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倘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即使削减10%，消息一经公布，可能就会有数千万领取养老金或享受医保的民众立即走上街头，在全美掀起大规模的“倒特”运动，他哪里敢去捅这个马蜂窝？况且，即使他提出类似法案，支持他的国会议员也不会太多，在参众两院通过的概率也很小，何苦呢？

　　至于削减50%的军费，想都不要想。马克思150多年前就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倘若哪位总统想断了军火商的财路，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神志不清，另一种可能是他不想活了。如果特朗普头脑一热试图这样做，且不说联邦预算法案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无法得到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或许还没等到提交参众两院表决，他就已经被军火商做掉，死得不明不白，出师未捷身先死，图啥呢？

　　美国总统、国会议员与军工巨头是利益共同体，联邦政府年复一年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花钱如流水，不是完全基于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至少是军工巨头的强烈需要。于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台后非但没有削减军费，反而大幅度增加军费，把联邦政府与军工巨头的关系搞成了鱼水关系。这还不够，特朗普还竭力向沙特、韩国等盟友推销美国军火，2018年成功推销军火800多亿美元，一举夺得历任美国总统推销军火的年度冠军。

　　美国联邦储备制度同样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当今世界多数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或者对政府负责，但美联储是一个例外，其设立是白宫与华尔街金融资本讨价还价的结果。

　　1913年12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欧文-格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又称联邦储备法案），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签署后生效。依据该法案，美国设立履行美国中央银行职责的美联储——全部股份归私人所有的银行。该银行除了将94%的利润交给美国财政部之外，剩余利润全部用于会员银行分配（以2009年为例，美联储总利润为450亿美元，各会员共获得27亿美元股息）。

　　勿庸置疑，美联储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维护的是会员利益，而不是美国整体利益，更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当会员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美联储优先考虑的是会员银行利益，至于别国的正当利益，那从来不是美联储考虑的事，即使两者利益稍不一致，美联储也会毫不犹豫牺牲别国的正当利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威尔逊总统后来承认：“我是最不幸的人。我无意之中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是文明世界里最优柔寡断、最受人制约和控制的政府。我们不再是表达人民意志的政府，不再是多数人选出的政府，而是被一小撮人控制的政府。”

美联储总部大楼

　　联邦政府当然也不会关心别国的正当利益，但有必要确保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按各会员的出资额对美联储实施收购即可，至于过去100多年发放的股息，就算各会员白捡的，不再追偿，这样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美国历史上确实有几位总统试图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但下场很惨，要么黯然下台，要么被人暗杀。这是事关个人身家性命的事，哪个总统敢去以命相搏？

　　枪支泛滥历来是影响美国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美国持枪人数全球最多，谋杀率也是全球最高。美国人口接近3.3亿人，个人持有的枪支约2.7亿支，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人1支枪。美国枪支暴力相当严重，每年大约有10万人遭枪击，约3万人致死，日均死亡约100人，其中约2/3系自杀，1/3系他杀，少数人是玩枪误杀。

　　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枪击死亡人数达到39773人，创下过去四十年之最，平均每10万人就有12人死于枪击，远多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日本每10万人仅0.2人，英国0.3人，德国0.9人，加拿大2.1人）。这一年，拉斯维加斯市一个场外音乐节发生震惊全球的枪击事件，64岁的白人枪手史蒂芬·帕多克从对面酒店的32层向下开枪扫射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导致59人死亡，527人受伤。

　　按理说，禁枪应该是国会和联邦政府的正确选择。然而，许多美国人喜欢拥有枪支，并希望维护他们在美国宪法下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多次申明，枪支管制法并非解决之道，若想防止更多可怕的暴力行为，领袖们必须停止妖魔化全国步枪协会，并找到解决方案以拯救生命。一些主张民间有权拥枪的团体更是动员广大会员，以各种方式游说国会议员，反对政府对枪支管制。

控枪议题在美国是“雷区”

　　面对枪支泛滥带来的社会危害，国会议员不敢作出禁枪的决断。支持禁枪的民主党曾主导众议院长达40年，1994年壮起胆子通过一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议案，由此失去部分选民的支持，在之后的中期选举中，不得不把众议院多数议席拱手让给了共和党。从此，民主党议员再也不敢提出禁枪的议案，即使有选民支持禁枪，政党领袖也希望大家不要冲动行事。有的民主党议员在竞选时为了拉票，反而提出维护民众的拥枪权利。即使有人提出严控枪支管理的议案，也争取不到足够的支持。正如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巴多十多年前所言，民主党议员若支持管制枪支议案，从政治角度来说是愚蠢的行为，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美国自我标榜是“民主的灯塔”，其实是一个金钱万能（Money talks）的国度。政府债台高筑、社会贫富悬殊、枪支泛滥成灾、种族矛盾突出、政党严重对立、产业空心化、公信力下降……这些都是美国的政经体制决定的。从本质上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是金钱、民粹与霸权的结合体。联邦政府暴露的对内无能、对外霸权两大特性，是由其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权力运行机制决定的。

　　在四年一度的大选期间，美国总统候选人不仅要能说会道，凭借非同一般的口才争取选民的信任（至于上台后能不能干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烧钱的地方特多，组建阵容庞大的竞选团队，在各种媒体刊登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在各州举办一场接一场的大型选举造势活动……都需要大把大把地砸钱，只有把国内的金融大鳄和工业巨头哄好了，才能得到充足的政治献金，才不愁缺银子花，否则就别想在政治这条道上混。

　　总统的权力不仅受到参众两院100名参议员、435名众议员的制衡，而且受到国内众多经济寡头的牵制，政治寡头（政客）与经济寡头之间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总统如想推动牵涉寡头利益的重大议案，既要考虑国会支持的可能性，又要看经济寡头的眼色，否则没有好果子吃，轻者自讨没趣、声望下跌，重者身败名裂，甚至小命呜呼，真正的幕后凶手永远成谜。

　　聪明的总统当然很清楚自己的政治角色。作为政府首脑和陆海空武装力量总司令，既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公共安全等严重问题，能做的只剩下对选民弄姿作态，开出各种支票，耍出各种手段，讨好金融资本、军工巨头和普通民众，对外搞搞制裁，耍耍威风，掠夺别国财富，让经济寡头多喝些血，给民众尝一点甜头，得过且过，延缓国内矛盾，时不时发动一场不对称战争，枪口一致对外，既能杀鸡儆猴，巩固美元的货币霸权，又能凝聚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还能多卖些军火，博得军火商的欢心，让自己的位子更稳固。

　　在美国，总统堪称最危险的职业。从1789年乔治·华盛顿成为首任总统，到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上台，美国先后有45人担任总统，其中死于枪杀的多达4位，他们依次是：亚伯拉罕·林肯（第16任总统，1865年遇刺）、詹姆斯·阿布拉姆·加菲尔德（第20任总统，1881年遇刺）、威廉·麦金利（第25任总统，1901年遇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第35任总统，1963年遇刺）。也就是说，每11个总统就有1个死于枪杀，遭遇枪杀致死的比例接近10%。

　　更奇特的是，有的总统至今死因不明。最典型的是肯尼迪的案子，本来特朗普上台后说好了要解密相关档案，后来认为有的内容比较敏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只允许公开部分档案。对世人来说，就算公布全部档案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真正的内幕早已被清理干净，档案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知道也罢。

　　特朗普很聪明，他可不想成为第5个不幸的总统。其他人担任美国总统，同样会小心翼翼，能不碰的东西绝对不会去碰。

　　从美式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看，联邦政府在推进国内重大改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现实很残酷，美国是一个政府、国会与无数个财阀共治的帝国，身处这样的政治丛林，无论谁当总统都不敢轻举妄动，面对改革只能畏头缩尾，前怕狼后怕虎，不可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从根本上看，联邦政府外强中干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总统领导的行政团队对内之所以怂，是因为没有与大资本家、国会和民粹势力斗法的足够实力与筹码；对外之所以狠，是因为手里有强势的美元、高端的科技和强大的美军，有足够强的实力与足够多的筹码对大多数国家进行讹诈和勒索，而且屡屡得手。

　　不难看出，美方颠倒黑白，指责中国“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上不封顶的敲诈勒索，无异于美国生了重病，却要求中国服用大剂量药物，其实质是既想遏制中国崛起，又想拿中国的钱解决部分国内问题或者转移国内矛盾。

　　问题是，美方这样折腾，最终能给美国带来什么？中国不是墨西哥、日本，也不是伊朗或委内瑞拉，极限施压对中国不可能奏效，时间久了反而会让美国深受其害。

　　知其不可而为之，联邦政府如此无能，如此愚蠢，真的让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