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斌：从“模糊战略”到“共同底线”——中美贸易纠纷的危机及其出路_风闻

导语：就本次贸易纠纷而言， 走出“模糊战略”、重建“共同底线”是化解中美贸易冲突的可能出路。“共同底线”策略本质上是先求同、再存疑，要点是不预设功利性目标。具体操作上就是双方先把彼此的利益关切全部摆在桌面上，把能合作的先合作起来，从而把“体制冲撞”和“意识形态冲撞”难题管控在一定范围内。

**按照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2017年年底到2020年年底应该算的上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点，事实上有可能正是如此。**从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开始,中美双方贸易代表在14个月里开展了11轮磋商仍然未能平息纷争,以往双方也曾多次在人权、贸易、汇率方面交锋，但大都点到为止互有退让，这次却明显不同,不排除台面上所谓的制裁攻势有夸张演绎成分，但特朗普上任一年间“加息、减税、缩表”等一系列不寻常大动作,和中方2015年以来不惜一切代价强力“去杠杆”的政策取向,也说明双方正在从实体上为长期斗争甚至“掀桌子”做准备。

一

中国加入世贸导致中美“模糊战略”的终结

中美两国曾双双依靠“模糊战略”平稳度过以地缘政治博弈为主题的冷战时代，共享了冷战后近20年的和平发展红利。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模糊战略”的终结。

回溯中美交往历史，会发现两国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基于某种“信念”的“模糊战略”，这种充满东方智慧的权宜之计曾让中美携手走过了凶险的地缘政治博弈时代，共同迎来了冷战后近20年的和平发展红利，北京对这种关系的共识是“斗而不破”，纽约方面则是“和平竞赛”。美方“和平竞赛”理论是尼克松总统根据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演化而来，并在其著作《不战而胜》详细阐述成因，冷战胜利后为这一理论被美国历任总统奉为圭臬，形成了事实上的“尼克松共识”。这一共识在中美体制内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推动下，逐步从经济衍展到军事、环保、知识产权等领域。

不过“和平竞赛”和“斗而不破”虽是两国共识，在各自内部却存在不同解读，以美方为例：一边以尼克松总统的“和平竞赛”策略为主。这种策略软化了部分意识形态和道德目标，在确保美方自身利益前提下，把维护地区均衡和通过扩大经济交流推动社会变革作为中美交往的两个核心目标。另一个阵营的理论同样以乔治凯南“遏制”理论为蓝本，却更加注重军事威慑和贸易规则，核心诉求是美国在关键领域必须保证绝对领先优势（比如确保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安全策略）。代表人物如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中国加入世贸的努力就多次遭到对方这种政治势力的抵制(比如现任总统特朗普就曾多次强调美国在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已经输掉了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精英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私下里抱怨，而是走上前台大声质疑现行多边世贸体系，这些反思也罕见地得到了左右强烈共鸣，该思潮的最大源头是在世贸规则和互联网的助推下，美国国内引以为傲的跨国巨头们和资源洼地的新兴国家迅速耦合崛起，这种并非基于制度优势的新型全球资源配置模式引发了美国“绝对领先优势”的流失，社会主流精英和中产阶级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尽管现在看来加入世贸是实现本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保证,更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同，但当初因为世贸规则问题，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声音远比外界想象大，争论焦点是担忧部分世贸规则将对中国社会制度带来根本性改变，因政治运作模式问题这种内部分歧并不为外人所知，但其博弈烈度完全不亚于艰难的入世多边谈判。遗憾的是加入世贸后两年间，各方不加节制地对原国有企业实行暴风骤雨式的管理层收购动作，和部分外资对原民族品牌一系列斩首式收购等激进改革动作最终激化了矛盾，标志性事件就是”郎顾之争”。

二

“模糊战略”逐渐被动的三个核心原因

**主要原因：**中美双方均低估了两国加入世贸后的“体制博弈”难题，也没有为这种难题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疏导方案，导致双方怨气滋生、矛盾累积，最终形成今天的局面。

**次要原因：**加入世贸后中国经济规模飞速发展连年翻番成为世界第二，并引起了现有世界经济版图和秩序的更迭。客观地说中美双方都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一身份的转变。

世界银行统计的2015年全球各国GDP占比。

本次中美贸易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美方一直对中国的一份远景产业规划《中国制造2025》大加鞭挞。表面上是因为文化差异原因导致双方争论焦点南辕北撤，追根溯源会发现这种争论背后的成因：**在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的情势下，双方都没有适应新身份的变换，导致之前被各自政府刻意忽略的、两种完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特有的“利益冲撞”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矛盾因为认知差异和彼此内部经济结构原因，很难在现有双边框架下得到有效解决。

**核心挑战：**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数字经济时代模糊了传统政治治理中的主权概念、疆域概念，中美双方的“数字化冲突”已经替代了主权和疆域冲突成为主战场。

传统意义上的我们的危机感主要源于对荣誉、权力、金钱、健康等世俗方面的追求，但这次却明显不同。“互联网”取代上述危机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灰犀牛。或者说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其实来自于互联网。和传统政治不同，互联网时代的控制权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互联协议、连接器、数据内容、底层技术的控制上，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时代中美政经关系如何重构？

三

走出“模糊战略”、重建“共同底线”，

化解冲突

中美双方首先要正视一个现实：目前的局面是一个摊牌时刻，惧怕摊牌是错误的。

但这种摊牌并非你死我亡的斗争,而是正视矛盾,善于摊牌，把彼此利益关切全部摊在桌面上最大限度地寻找共同利益交集，以避免双输的悲剧。

**如本次贸易冲突，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期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不再满足于来料加工的微薄利润，整体布局开始有计划地向利润丰厚的产业链上游挺进，甚至借助于特有制度资源进行全球化产业链整合动作，对此美方则认为这种竞争模式给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触动了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知识产权问题。至于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说到底其实是上述两个问题的延申。

**最好的应对策略是中美两国应该摈除意识形态陷阱，放弃传统的“模糊战略”思维定势，携手重建“共同底线”。**所谓共同底线,简而言之就是在不预设功利性目标的前提下，把双方交往中的所有利益关切摆上台面，找出彼此能够接受部分先合作起来，比如气候应对、反恐、卫生防疫、贸易规则等等。如果模糊战略是口口相传的袖里乾坤，共同底线则是落实到纸面的可执行文件，有总则、有细则、有奖惩。

共同底线”策略本质上是先求同、再存疑，要点是不预设功利性目标。从而有效管控中美之间的“体制冲撞”和“意识形态冲撞”难题，尤其是能够有效缓解“你死我亡”式的全面对决。

四

中美双方需共同编织“共识”之篮

就本次贸易纠纷而言，“共同底线”类似一个“篮子”，而贸易可视为“篮子里的鸡蛋”，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最佳方案就是先编“共识”的篮子，再装“利益”的鸡蛋。

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现实，要达成一个美方所期颐的那种一揽子协议缺乏可行路径。寄望于过度挤压中国国内原本就十分微薄的利益空间来维持原有贸易模式会严重损害其自身利益，搞不好会出现一连串无法控制的灾难性连锁反应。美国对此也十分清楚。

但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以本次贸易纠纷而言，“共同底线”类似一个“篮子”，而贸易可视为“篮子里的鸡蛋”，务实的解决方案是在双方高层在确定“共同底线”后，具体的贸易细节可以交由专业人士，通过协商设立一个由双方法律部门、独立第三方、产业协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能够代表多方利益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通过一事一议的强制性调解方案纾解双边贸易冲突中的疑点难点。并以此作为WTO贸易冲突解决机制的补充方案，最终通过“判例制裁决”形式逐步形成一套务实高效的双边贸易机制。

五

美国人民只是授权特朗普总统搞定中美贸易

而不是搞砸它

国内个别学者认为特朗普想搞垮中国的阴谋论并不成立。

在中美贸易战摆上台面后，美方国务院曾郑重其事地反对媒体把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贴上“贸易战”标签，而是建议用“贸易纠纷”或“贸易摩擦”代替，这个细微动作和中国世贸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也是中美双方最终和平解决此次贸易纠纷的最大底气所在。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利益层面，一个局势稳定的中国更有利于美国有效平衡亚太势力，一个庞大而统一中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商业利益最大化至关重要。所以才有了美国著名智囊白邦瑞“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道路通往北京”的说法。

政治即人心，人心的背后是利益。特朗普本人也明白，中美之间这种共识经过几十年演进，已经在互联网的催化下变成一种环环相扣、各取所需的利益共同体，也许强硬的政治家们在某一时段内可以左右局势，却无法真正逆转资本的跨境流动，更无法撼动最终结果。

六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制度创新

无论是1990年以前的制度性改革，还是1990年之后的技术性改革都着力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另外一个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导致效率低下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借助于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使上述两个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最终形成了以出口、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互为犄角的“生产-消费-投资”闭环增长模式，在入世红利、人口红利、互联网红利三重加力下吸引了全世界的技术、资金、资源，这种高速增长模型甚至还暗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大国平台化发展方向。但这一模式的最大弱点是始终需要大量稳定的出口来确保有效流动性充盈。一旦出口出现危机就需要重新回到货币扩张的老路上，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仍然采取和实际内需完全背离的扩张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十九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防范重大风险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看出,美方在中国当前急需去杠杆的时间点选择贸易逆差问题来发难针对性非常强。如果内需短板不解决，即使平稳度过此次贸易风波也是暂时性的，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清醒。

幸运的是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模式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无论体量优势、人口优势、地域优势还是基础设施优势中国都遥遥领先，这种大纵深优势类似一种“新型海岸线”，将为以后发展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正视自身问题并借助中美贸易战倒逼制度创新，和保持战略自信，通过量化自身优势主动拿出一套普惠性的中国式贸易解决方案是最佳策略。

《大国策周评》栏目每周推出，试图为读者聚焦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美、中欧、中俄、中日等大国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及海外利益保护，全球治理的变迁和改革等热点问题。我们希望把这个栏目办成读者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勾勒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展现海内外学者大相径庭的视角，为读者把握国际事务的脉搏提供更多信息。

本文经授权转发自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旗下“大国策智库”微信公众号，供参考借鉴，不代表战略学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