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派》所讲的“原生家庭问题”，是正确的吗？_风闻

最近的一期《圆桌派》请到了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畅谈了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

“原生家庭”这个话题，应该说新也不新了。武志红也不是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从十几年前他开始进行心理学治疗工作起，就不断触及有关“原生家庭”的问题。

而“原生家庭”真正成为一个话题，则要到2015年《欢乐颂》热播后，剧中樊胜美的家庭经历触发了观众对于“原生家庭”的大讨论。一时间，“吐槽父母”、“丧偶式教育”等成了自媒体热点，积压几十年的情绪似乎一夜之间迸发了。

今年，又有《都挺好》的热播，再次带动“原生家庭”问题。而去年武志红就上了《奇葩大会》讲述了他关于原生家庭问题的认知和研究结果。

就我而言，武志红老师在《圆桌派》上讲的东西，基本都不陌生。从多年前我就开始关注他的博客，他在《圆桌派》上讲的东西，基本都是他事业开始那几年的心得体会，而后来更深入的发现和领悟都没有提及。这也许是节目的原因，无法跟一群外行讨论更深入的东西。

但正因为如此，他所讲的内容会给人以简单化或者套路化的迹象。举个例子，他讲的中国式家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会拿西方的家庭作为对照，似乎东西方存在一种决然对立的、镜像式的正反效果。

在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的今天，这种论调很容易触动一种民族自豪感的情结。不过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东西方文化是否存在这么一种对立的镜像关系，这一点本身是存疑的。

就拿武志红的观点来说，他说中国文化里有“寻母”情结，西方文化则有“弑父”情结。而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弑父娶母”情结是男性从婴儿期就有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这里面并没有东西方什么事。武志红既然说自己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

并且，虽然武志红通过大量的临床治疗和社会调查，发现中国普遍存在着母亲对儿女的过度控制，同样这也不是东方的专利。

2017年，大卫芬奇导演的美剧《MindHunter》（心灵猎人），讲述了几位FBI探员根据探案和遏制犯罪的需要，实行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故事。

这部剧里调查的对象基本都是些变态/连环杀手。在调查中探员们发现，几乎每个变态杀手，都有一个有问题的母亲：

这些罪犯的母亲，几乎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性格冷漠，刻薄，对孩子缺少关爱，或者羞辱、打骂孩子，或者要么缺乏责任感，要么控制欲过强，甚至吸毒等。

剧中台词这样说道：

根源总是母亲 挺乏味的

It’s kind of prosaic that it’s always the mother

武志红曾经推荐过一本文化心理学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为孙隆基。这本书基本上将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国民性”问题做了一个集大成的总结。武志红自己也曾从这本书受益良多。

不知他有没有注意到孙隆基还有一本书《美国的弑母文化》，勾勒了美国大众文化中潜藏的“弑母”情结。

为什么西方文化中的“弑父”情结最后会变成“弑母”呢？这本书尝试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去解释。

《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新曾经执导过一部影片《群尸玩过界》，讲的是一个青年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他和一个姑娘交往，不料母亲却表示反对。他只好偷偷和姑娘约会，结果在公园里被母亲发现，母亲试图阻止时不慎被一个有病毒的猴子咬了变成僵尸，并将所有碰到的人都咬成了僵尸。青年只好将所有僵尸关在家里。几天后他在家举行舞会，不料僵尸大举逃出，将舞会变成了一个血腥暴力又恶心的乱斗场。

结尾，青年最终发现，原来母亲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谎言，母亲说父亲为救年幼的他而溺水而死，实际是父亲和情人偷情，被母亲发现后将其双双溺毙在浴缸里。

正因如此，母亲对儿子有极强的控制欲，无法容忍他与其他异性交往。

这部影片是一部典型的B级片，充满了各种恶心、暴力的元素，经常被人列入影史十大恶心片。而最让人惊悚的还是结尾的那一幕。

影片结尾，变成了一个巨型僵尸的母亲叫着：只有妈妈最爱你，回到妈妈的怀抱吧！向儿子扑来，这一幕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所以，武志红老师所说的母亲的控制欲导致儿女的心理问题，并不是东方的特例，只不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正因为如此，当下一代试图从这种心理困境中解脱出来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我要换一种方式。于是将西方的教育方法当做“解药”，去治东方的“病”。

而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对症下药。武志红老师为了简化问题，做了很多二元对立的解读，比如“传统文化中父亲是缺位的”、“溺爱是最大的谎言”等。而网络上却同时在抱怨中国的“父权式传统”。

我相信他自己也明白这些表述都太简单化了。武志红自己的文章和书籍中无论是对问题的认识还是解决方案都早已超出了他节目中的水平。如果说出于科普的目的，这种简单化表达可以理解，但真想解决问题的话，这些就不够了。

节目中，武志红老师开出的“药方”是：先从简单的吃喝拉撒睡开始，逐渐摆脱父母的影响，再在人生大事上另做规划。

而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常常是，吃喝拉撒睡正是很多父母控制的开始，一旦你在这些小事上“别苗头”，父母那根敏感的神经立刻就绷紧了，于是你的“深谋远虑”还没施展就败下阵来了。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学家和教育人士都应该诚实一点，承认：我们暂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都挺好》已经给出了一种可能性：摆脱控制的方式就是成为那个自己憎恶的对象。而所谓西方文化给出的“隔离”、“独立”的解决方案，也是有非常的缺陷的。因为社会往往是家庭的放大版，当你脱离父母的怀抱拥抱社会时，会发现社会的恶和非理性并不比家庭少，所以往往“刚离虎穴又入狼窝”。

这样实在是太让人丧气了，难道除了“闭上眼好好享受”，就是“成为我们讨厌的人”，别无他法？

让我们回过去分析一下。父母干涉自己子女生活的理由，从源头上讲，无非这几种：一，物质匮乏，二，养育之恩，三，家庭遗传性的问题（生理，心理，文化的）。

物质匮乏，很简单，就是“你不这样就会如何如何”、“我是为了你好”。

养育之恩，从付出上看，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主要体现在物质成本、时间成本和感情成本。第三项则因人而异。

我们得承认，现实中仍然有很多家庭是幸福和睦的，而那些痛苦的家庭，除了遗传性的问题，大多都来源于物质匮乏和心理失衡。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物质匮乏的因素应该会逐渐减少，养育儿女的物质成本理应越来越低才对。

而现实是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不要说报什么学习班之类，单是一个学区房就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并且，社会正是利用了家长“要让孩子过得比我好”的心理，将学区房的价格一再抬高的。

而感情成本和时间成本，更是金钱无法穿越和取代的。

事实上，家庭和社会才是一对真正互为镜像的范畴，社会是放大版的家庭，家庭是缩小版的社会。

过去几十年，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一直在剧烈的动荡，与之相应的家庭也在激烈的变动中。

因为变化如此之大，所以社会和家庭都来不及做出及时的反应，人们的三观、生活方式也在激烈地震荡。

而如今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进入了一个盘整、调适、重构的阶段，这个时候应该去反思、消化过去几十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新的问题框架下去寻求解决方案。

当经济结构的变化传导到每个普通家庭身上，并且逐渐趋于稳定时，所谓“原生家庭”问题才有了解决的条件。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解决却要在现实中去进行，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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