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天生比黑人智商高”“黑人天生比白人健壮”都是不成立的_风闻

王芊霓 常嘉亦 编译

1904年，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德·比奈的法国心理学家，设计出了一整套用于测量智商的测试题，但他本人却并不相信人类的智力能够仅仅由一个数字来概括。比奈忧心忡忡地表示，“智力的水平不是一个像平面一样能被轻易测量的东西”，而如果我们为智商赋予太多的意义，“很可能会招来错误的玄想”。

比奈的担忧很快成为了现实。美国的种族隔离论者和优生学家们大喜过望，热切地引入了这一新工具，并宣称智商源于先定，对不同族群进行智商测试的结果也成了种种歧视性政策的依据。彼时，智商测试的歪曲性与侮辱性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例如，一战期间，美军征兵所使用的智商测试题是这样的：

“卡菲尔人（Kaffir, 对非洲黑人的一种蔑称）有几条腿？2，4，6，还是8？”

智慧是我们统治这颗星球最有力的武器，如果不是产道的尺寸以及新陈代谢的需要容不下一颗更大的头，人类或许还会变得更聪明一些。但同时，也没有哪一类动物比人类更能沉浸于彼此攻讦的乐趣（我们甚至乐此不疲地构想出了一群羊商量着如何暗算大灰狼的场景）。

证明一些人天然地比另一些人更不聪明，证明那些数百年来一直被剥削、被压迫、始终处于系统性的歧视政策包围之中的人，今天的弱势地位不是由于剥削、压迫和歧视导致的，而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在智力上低人一等，缺少适应社会的能力，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实际上，这一“种族与智力之辩”贯穿了20世纪美国的历史，并且，直到今天也在不断回响。

不久前，诺贝尔奖得得主、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的一档纪录片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科学测试”已经表明了白人和非洲裔之间的平均智力的差异，并且他相信这种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

新闻平台Vox罗列了沃森此前漫长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肥胖歧视、反同性恋以及反犹主义的言论史，在1997年，他曾对《电讯报》表示，如果认为胎儿携带有“同性恋基因”，那么母亲应该被允许堕胎；200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场演讲上，沃森宣称，身材苗条的人比胖人“工作更加努力”；2012年，沃森在欧洲科学论坛上发言时表示，“有女人参会让男人们觉得更好玩了，但恐怕会有损他们的效率。”

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人所持的狭隘偏见不应该掩盖其在科学探索上的光芒，不是吗？如果沃森所说的种族间的平均智力差异是真的呢？毕竟他是被誉为DNA之父的生物学领域的权威，况且不同族群的智商测验结果有着实实在在的差别，他或许只是在描述真相——一种让人难以面对的真相，却遭到了“政治正确”的重重阻挡与公众的责难。

让我们回顾沃森的观点：种族之间存在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什么是种族？

目前，越来越形成共识的是，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学概念，对不同人种的区隔，来源于我们对世界秩序的想象。没有任何特定序列的等位基因与白种人、黑种人或任何一个假定的种族类别有关。

在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所著的《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一书中，科塔克强调，虽说黑人、白人、亚裔、西班牙裔都广泛被认为是种族划分的标签，但实际上，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继嗣制度，在美国，只要某人的祖先里有黑人，不论关系多远，都认定此人为黑人（无论他或她的外表多么符合白人的特征）；在巴西则相反，只要某人的祖先里有白人（无论他或她的外表多么符合黑人的特征），就认定此人为白人。而西班牙裔，则是一种基于语言的种族划分，与生物学概念毫无联系。

应当承认的是，不同族群间确实存在差异，人类在漫长的演进史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体征，如肤色、特定疾病的高发病率、乳糖耐受度等等，自然选择创造出存在智力差别的种族也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资深讲师加文·埃文斯早在去年三月就在卫报上撰文表示，人类大多数的身体变化都仅仅涉及单一基因的突变，因此很容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传播给大量人口，而智力——即便我们不讨论这一概念所牵涉的范畴之复杂，仅仅以保守派所相信的智商测量结果来说——所牵涉到的基因则多达上千个，如果期待智力发生种族意义上的集体性显著变化，至少需要花上十万年的时间。被公认为史前人类研究专家的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在2000年的一场访谈中表示，早在人类先民走出非洲前往欧亚之前，他们就已经达到了进化链条上智力的顶峰。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在过去十万年中，有任何认知能力上的进化。

另一种常见的“科学种族主义”（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联系是所谓“种族科学”的主要原则，在许多情况下称为“科学种族主义”）的论调是，黑人、白人等划分不过是细分的亚种，“就像贵宾犬和猎兔犬都属于狗一样，”《新共和》杂志的前任编辑安德鲁·苏里文写道，“但贵宾犬通常都要比猎兔犬更聪明，而猎兔犬的嗅觉则更加优秀。”

这种说法贴合公众中流行的谬误，如我们通常相信黑人在体格上比其他种族更加健壮，为什么不能说黑人在智力上相比其他种族更不占优势呢？

但首先，拿人类与狗作类比显然是不恰当的，你可以轻易地区分贵宾犬和猎兔犬，但你要想一眼区分意大利人和叙利亚人或者菲律宾人和缅甸人可就困难得多了。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哺乳动物。极右翼鼓吹的“人类生物多样性”（human biodiversity）是一种在科学上业已被彻底证伪的观点。

其次，“黑人在体格上比其他种族更加健壮”来自于一种认知偏差。华盛顿邮报援引迈阿密大学与多伦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面对着身材完全相当的黑人与白人，人们（除黑人以外）也更倾向于认定黑人更强壮、肌肉更发达。并且，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岁以上的白人和黑人平均体重均为199磅，白人的平均身高比黑人略高，但差异不超过一厘米。因此，“黑人在体格上比其他种族更加健壮”的说法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退一步来说，就算黑人真的更高大、健壮，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决定体格的基因数量和决定智力的基因数量也是不可比较的。即使不同群体真的在体格上有基因差异，也不代表他们会在智力上有基因差异。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是，族群间智商平均数的差异，也可能完全是由后天原因导致的。上世纪90年代，新西兰心理学家吉姆·弗林就注意到，人们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越来越高，并且测试的难度也在逐代递增。在今日的智商测试标准下，一百年前人们的平均智商约为70。这显然与基因的变化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接触抽象思维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而抽象思维能力是智商测试的内容之一。由此，不难推测，如果某个群体接触抽象思维的机会更多的话，那也自然会呈现更高的平均智商得分。

弗林还观察到，肯尼亚儿童的平均智商得分在1984到1998的十四年间提高了26.3分。由于前述的原因，十四年的时间，显然不可能发生影响整个肯尼亚人口的基因突变，因此这只能归因于营养、医疗水平以及父母识字率的提高。

犹太人、华裔美国人中也有相近的状况。20世纪初，犹太人智商测试的平均分不及北欧人；被广泛认为犹太人中智力最高的阿肯纳兹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得分甚至低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负责分析这些数据的普林斯顿大学卡尔·布里格姆教授写道：“我们的数据…与盛行的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相悖。”不过，到20世纪40年代，犹太人的智商检测结果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又如，1948年，华裔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得分为97分，但在1990年，则达到了108.6分。

这种种例证，都是对沃森主张最好的辩驳。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解码的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曾表示：“那种断言肤色能够预兆一个人的智力的说法，没有丝毫的科学依据。”然而，严肃的科学研究与推论能够证伪那些包装成科学的种族主义观念，却无法消除人们的偏见。怀着恶意贬低他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邪教徒，则披挂着反政治正确的光环，俨然成了探寻科学真理的求索者。他们标榜自己所推销的是“被禁止的知识”（forbidden knowledege），攻击媒体与学术机构因顾及政治敏感性而不愿意接近所谓“真相”。

真相往往只是人们愿意去相信的东西。《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主张种族间智商先定差异的争议性书籍）一书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是世界上智力最优越的民族，这是“真相”；中国农村相当多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也是真相。但如果按照《钟形曲线》一书作者的观点，那些农村孩子的境况是由于先天就携带着愚笨的基因，而不是因为医疗、营养和教育水平所导致的。

如加文·埃文斯所说，如果你相信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天然地不聪明，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授人以渔的自由主义救济方式，如平权运动、志愿者支教、国家补助学费等等，都注定是徒劳的。类似于沃森这样的人，其观点的危险之处不在于种族歧视的本质，而在于这种情绪化的、富有煽动性的谬误很容易影响公众的观念，乃至经由某些渠道，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决策的基础，就像过去那个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的时代一样。这种危险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曾参与推动特朗普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的共和党议员保罗·莱恩，就认为《钟形曲线》的作者之一，查尔斯·穆里，“是一位真正的贫困研究专家。”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沃森，其言论也一直都被极右翼援引用以支持反移民、反平权、维护白人统治地位的政治主张。

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也是优生学的拥趸之一，相信有色人种天生智力低下。他还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提案，鼓励智商低于100的人绝育。肖克利认为：“自然赋予了物种基因密码，因此，统计学就可以预测物种资源的进化和退化，并被人类发现和运用。”

然而，智商测试并不是能指引人类进步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工具，哪怕今日通行的不论自称多么完备的检测机制，其本质依然是一百多年前所发明的一套测试题。以这种片面的数据假定普遍的状况，乃至将之视为指导社会政策的“科学依据”，无疑荒谬至极。

Vox与Netflix制作的纪录片《解释一切》已经详尽说明了种族之间财富差异的原因，在19世纪的美国内战终结奴隶制之前，黑人奴隶为他们的主人采集棉花，修建铁路，已经持续了246年，但剥削与隔离并未就此停止，种族歧视的后果成了更多种族歧视的托词，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已经重重加剧。智商测试得分的差异，正是这种不平等的产物之一。而一直有像沃森这样的人，希望将社会学上的不幸后果合理化为生物学上的天然缺陷。但“科学的种族歧视”与科学毫无关联，它不过是妄自尊大的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最早的农业、城市与文字诞生于四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今日人类的全部智慧，都继受于数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远祖。欧洲人统治世界的数百年，只是演进史上的短短一瞬。人们莫名而生的仇恨以及维持自己特权地位的动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试图将与我们本质相同的人贬斥为更低等的生物。然而，白色的人，黑色的人，黄色的人，都是由碳元素构成的渺小微尘，大脑不因肤色而不相等。或许智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天资，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创造力、能动性乃至道德，都太过复杂太过深刻，是区区一个数字所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