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蒙古人学会捞鱼……就再也停不下来了_风闻

1283年，一群蒙古士兵从陕西南下，进入了云南。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刚刚被封为元朝驻云南最高长官（临安元江车里等处宣慰司都元帅）的阿喇帖木耳将军镇守此地。

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再也没能看到故土的大草原，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了世上唯一一支擅长水上活动的蒙古人。

草原遥控彩云南

对于远在草原的蒙古大汗来说，如何控制边远的西南地区始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在灭南宋的过程中云南蒙军起到了很好的策应牵制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就完全太平。灭大理已经过去了30年，但崇山峻岭、民族分散、语言不通等问题让蒙古人一直没有很好地消化云南。

无论是从关中、川西、大都出发

去云南都可谓是山重水复还没路

不过在全面控制了东亚大陆主体以后，曾一手指挥了灭大理之战的忽必烈终于有机会在云南下点功夫了。原驻守陕西的这支军队，就是元帝国进入西南最重要的支配力量。

维护好治安，给大汗按时送来税收就成…

到达云南后，士兵们根据任务被分为了宿卫、哨卫、护卫、后卫等，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后卫，简单来说就是后勤部队，负责为云南驻军生产粮草军械。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还差个法师

需要一支专门的后勤生产部队，是蒙古军在云南水土不服造成的。蒙古军队最重要的装备是马匹，而云南当地本没有成熟的牧马业，这支后卫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驻军养马。

在老家骑着马就可以驰骋于天际

（图片来自wikipedia@Damiano Luchetti）

来云南，就没有广阔的草原了，马也不好养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Jialiang Gao, www.peace-on-earth.org）

另外，蒙古人嗜食肉食和奶制品，这也与云南当地原有的稻米经济不匹配，所以在牧马的同时，后卫部队还要负责饲养牛羊，为饮食提供足够的蛋白质。

这个转变属实有点儿难

（图片来自wikipedia@SoHome Jacaranda Lilau）

不过多放点儿肉应该也能接受

（图片来自wikipedia@Alpha）

其中一支部队，被派去镇守曲陀关。这是玉溪东南，镇守通海盆地与玉溪之间的关键隘口，也是控制云南南部的关键节点之一，是都元帅府驻地，重要性不必多说。

通海盆地与玉溪之间的曲陀关

离昆明其实很近，并且是一连串湖泊的其中一环

（图像来自Google map）

而其后勤部队，被安排在曲陀关东部的杞麓山上放牧。杞麓山现名凤凰山，山脚下有一座当地大湖，名为杞麓湖。当时杞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大得多，雨季能蔓延到杞麓山脚下，附近水草丰美，且未经当地居民开发，是理想的放牧地。

可以说是水草丰美之地

（图片来自wikipedia@User:Vmenkov）

但是和所有王朝对边境的处理方案一样，仅仅几年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元朝中央政府就放弃了向云南驻军输送粮草的打算。为解决军粮问题，元廷将帅府附近的土地划为军屯区，后卫部队解散军籍，改为军屯区农民，总计二百八十八户，屯田五千多亩，从此温饱自负。

完全农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对蒙古人还是比较陌生的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虽说划为了军屯区，但复员的蒙古后勤军并没有的到足够的朝廷扶持，也没有农耕的经验与原始积累，初期生计很成问题。

好在周边就是杞麓湖，湖水意味着比朝廷分配田地更大的围田空间，在农业收成跟不上时，浩瀚的湖水中还有丰富的淡水鱼资源，可谓农业渔业两开花的优质土地。

这个盆地还是挺大的

装下这支部队吃喝拉撒就地解决并不难

（图像来自Google map）

为了求生，这些来自北方的马上民族，只好变成了亦农亦渔的山民，实现自给自足。

蒙古人的融入

既然失去了军籍转为农渔民，这些蒙古士兵就失去了过去高贵的身份，必须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原住民通力合作以求生。在围湖造田、寻找渔区的过程中，这些蒙古人与周边各民族民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文化融合过程也就比驻军时代更明显地加速了。

杞麓湖周边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而语言无疑是最明显的载体。

云南通海蒙古人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叫做“卡卓语”的无文字语言。语言学家的分析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这像是彝语的一支，其中借用了不少白语和汉语词汇；也有人认为白语的影响力更大，借了彝语和汉语的词汇。

但结论如何，都说明这种语言和北方蒙古族使用的蒙语完全不相通，反倒是和云南当地语言更为相似。这和蒙古军农与当地人的通婚行为大有关系。

彝语在云南的大致分布

通海正位于其中

文化和民族融合的最高形式，就是跨民族通婚。复员的蒙古军人开始和当地原住较多的白族和彝族妇女结婚，繁衍后代。而在农业社会，母亲一般扮演着家庭内部事务管理者的角色，尤其是在孩子的日常教育上，母亲的影响力远远高于父亲。母亲说本地语言，孩子也就跟着说，反而倒逼了蒙古父亲也必须在家里使用本地民族语言。

所以通婚出现之后，蒙古社区的语言形态很自然地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而到了明代，由于驱逐蒙古统治者是明王朝的建国意识形态，对蒙古文化的压制和消灭更为彻底，反复要求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在明军拿下云南之后，这一要求也同样传入了通海地区，当地蒙古族人要保持源自北方的习俗就更困难了。

大明靠反元起家

长城以内都要清理的明明白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海地区幸存的这些蒙古人（尽管经历了元朝百年，血缘和文化上已经不是最原初的模样），只能进一步吸收临近民族的文化成果，大量改变生活习惯，隐藏自己蒙古后裔的身份：

他们向明代进入的汉族移民学习了先进的建筑技巧，并拜汉族匠师鲁班为祖师爷，成为了当地出名的能工巧匠。从遗留的通海蒙古族古宅来看，与汉族四合院就非常相似。一直到现代，玉溪通海县都是云南著名的建筑之乡，而这些蒙古族人则是有名的能工巧匠。

在服饰上，他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放弃了北方的蒙古袍（一个原因是厚重长袖的蒙古袍并不适应云南湿热的天气条件），转而穿着与白族、彝族类似的轻薄的三件套“三滴水”。当然其中也有区别，通海蒙古族的三滴水真正分为坎肩、长衣和汗褡，而南方原住民族的三件套是贴片的，并且蒙古族人还要在三滴水上配上具有军事装饰作用的金属环和绣有白马的荷包。

但在外人乍一看来，两者是没有太多区别的。

不知乳扇是否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图片来自wikipedia@Zhangmoon618）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蒙古人

但若说杞麓山脚下的蒙古社区完全丧失了蒙古族的文化形态，也并不正确。事实上，在进行了大量文化转变之后，这些军人后裔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很多蒙古特色。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慕名而来，有些奇异地在西南寻找蒙古特色。

坚持蒙古认同的方式之一，就是坚持使用混合而来的卡卓语。虽然这种语言和蒙古语已经相去甚远，但毕竟和当地的彝语和白语有所不同，是加强通海蒙古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手段。在过去的传统教育中，通海蒙古族无论是在家庭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鼓励孩子讲卡卓语，学习卡卓语传承的南方蒙古神话。

会卡卓语也未必能看懂…

这种民族认同的坚持，当然也曾经让通海蒙古人付出过代价。

通海蒙古人一度在当地其他民族社群里被称为“老渔夫”，还编排了“老渔夫，带慈姑”这样的顺口溜嘲讽他们。事实上由于杞麓湖的存在，周边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渔业，但唯独蒙古人被叫做“老渔夫”。这是一种刻意用职业标签化自己不熟悉族群的方法。而这正是因为这些蒙古人始终不愿完全被同化，而无奈被其他人群扭曲。

而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也很少注意到云南的大山深处，还有这么一群流落在外的蒙古人。尽管当地蒙古人自己非常坚持蒙古身份，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资源支持，民族认同一度陷入苦战。

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非常重视民族识别和扶持工作，这支奇特的蒙古族群才终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经过多年争取，1988年，通海蒙古人聚居区获得了“兴蒙蒙古族乡”的名称，规定乡长必须是蒙古人，书记由汉族担任，从政策层面承认了通海蒙古人的蒙古身份。

兴蒙蒙古族乡

（图像来自Google map，DigitalGlobe）

这更让通海蒙古族找到了与北方蒙古族建立联系的可能。一批批说着卡卓语的蒙古人从云南启程，去内蒙古、蒙古国寻根，了解其他同胞的现状，带回属于蒙古族的不传之秘。

如今，他们建造了供奉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的三圣宫，还恢复了草原蒙古族传承至今的那达慕大会。尽管在具体的仪式项目上有了本地化的倾向，但两种那达慕大会的意义是相同的，就是要让当地人参与到蒙古族的传统活动中，记住自己的民族身份。

那达慕大会中的“三圣”形象

这也许只有在我国宽松的民族政策下才能实现，这些流落南方数百年的军卒后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家园。

通海蒙古族聚居的兴蒙蒙古乡，位于玉溪市东南仅30公里，坐车沿着玉通高速公路只需要几十分钟就能抵达。公路穿乡而过，经过五个自然村，通向杞麓湖和通海县城。如果你是一个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人，想在彩云之南看到蒙古包、马头琴、那达慕大会，那一定要找个时间去那里看看。

参考文献：

董文朝, 董文梅, 张蓓蓓. 云南通海蒙古族民族心理认同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9(3): 11-16.

陈鹏倩, 刘敏洁. 云南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以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为例[D]. , 2012.

张淑凤. 通海兴蒙乡蒙古族民间教育形式[J]. 中国民族博览, 2018 (6): 75-76.

聂迅, 王世丽. 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调适与原因探讨[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2(1): 18-23.

符广兴, 纳日碧力戈. 云南通海蒙古族的民族认同研究[D]. ,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