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20年后重温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_风闻

【作者按语】看见观网观察员栏目在推荐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赫拉利的《今日简史》一书。赫拉利的三本书《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本人都非常仔细地看过多次。第一本不错(解析历史有新观点），第二本最好（渲染人工智能振聋发聩），第三本已经好像是强弩之末，有点灌水了。最后的结论让大家去冥想meditation，未免搞笑。

既然讨论的主题是文明冲突，笔者推荐一本伟大太多的书，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13年，2016年在《选举与治理网》重新发表时有过修改。这次就不修改了。下面是正文：

20年前，1996年，有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学名著发表于世，它就是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 ·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历史预言。20年来的历史发展惊人地证明，亨氏在这本书中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兑现，剩下的部分也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兑现。他作为一个预言家，猜错了的部分实在不多。

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出现得更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仅仅两年的1993年，亨氏就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片轰动并哗然。三年以后，亨氏意犹未尽，又发表了这本厚达四百余页的专著，来尽情地发挥了他的相关见解，并再次引起学界热议。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世人不得不承认，亨氏的确洞烛先机，但依然于实事无补。就是说，亨氏的那些警告，并未让西方提高足够的警惕，以预防这种恐怖事态的发生；也未能阻止事后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徒然消耗了西方已经衰落了的大量实力。

这里先用最简洁的语句把亨氏该书的中心思想叙述一遍。

苏联崩溃以后，地球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就告一段落。主导下一阶段国际争端的核心分类将是文明。争端通常会在不同文明板块相接之处即断层线发生（比如科索沃、巴以、乌克兰）。但最危险而必须避免的是各个文明的核心部分的直接对抗。由控制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和GDP份额……各方面观之，西方文明的整体实力都在明显收缩。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并没有使它们在文化上更西方化，反而加强了它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力量。加上它们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方面的崛起，非西方世界明确处于攻势。现在西方世界的要务不是还要妄想把世界西方化，而是确保自己文明的独特性不要在将来被非西方的文明淹没。

值此纪念该书发表20周年之际，本人发表此文，一方面是想向大家再一次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同时，当然是要发表对此书预言的许多感慨。

第一节  亨氏关于文明的一般论述

这本书让笔者最受触动的就是它的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亨氏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书读来居然有汤因比那样最博学的正牌历史学家的韵味，真让人叹服。

我们先来看一些他在这本书中关于文明的一般论述。

【本文中，有好些这两本书的引文。为了区分，所有整段的引言，都用斜体表示。（可惜不能用楷书。)如果在斜体中还有引号，那就是原作者在引用的别人言论。而其中的黑体（包括在引文中），一般则是笔者所加。】

什么是文明？就我看过的书而言，还是亨廷顿说得最有神韵：

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

*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下一个问题是，地球上一共存在过多少个文明？

英国堪称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一共划分出26个文明。但这些文明又有不同的等次。

【斜体是汤氏原意，但不是原文照抄】

第一部分的文明是独立的文明，就是说，该文明在世的时代，在空间上并不附属于别的文明。但这并不是说，在时间上，它的前面就一定没有渊源，或称父辈甚至祖父辈的文明。

在旧大陆，独自发源，没有父辈的文明一共只有五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

大家都知道，前四个文明都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中华文明至今鲜活。

然后是有渊源的文明：

叙利亚文明，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和赫梯文明等四个父辈文明

希腊文明，从属于爱琴文明。

然后有非洲文明，先后从属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最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共同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

再然后，是一些更小的卫星（附属、子、次级）文明。

比如朝鲜文明、日本文明和越南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

东南亚文明，先是印度文明的卫星文明（佛教），后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变成伊斯兰文明的卫星文明。

亨廷顿引用奎格利的观点，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

这七个阶段的第一段本人看得不明白，去掉。余下6个阶段换一套中国化的名称：1.萌芽、2.成长、3.战国、4.统一、5.衰败、6.灭亡。

当下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西方学者也认可的发展阶段论上看过去，实在是十分地迟熟。因为这个文明结束战国阶段至今不过数十年，而那个统一的普遍帝国时代还未完成，而且很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相应地，华夏文明的战国时代已经在两千年以前结束，而普遍帝国也是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中国的说法：大一统】的阶段。本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第二节  现代化、西方化和西方文明的八大特质

亨氏这本书给笔者的第一个教益就是明白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

我用标准的学术语言来描述一下现代化和西方化：

现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层面的一切进步，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那个“用”。它包括一切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视电话，但却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电视里讲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呢？当然是在精神层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彻底完成这个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种（比如被自小收养的其他种族的儿童）就除了肤色体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东西。这些人经常恨不得自己的肤色体型也经过通婚再通婚，以最快的速度融化在西方种族中。不是还有大名人去历经痛苦漂白自己的皮肤吗？

那么除了器物方面的不同以外，西方文明都有一些什么精神方面的特质呢？对这些特质，笔者当然已经有许多的感悟，但从未把它们与亨氏告诉我们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清晰地分开。自己也从未注意到，其实这些特征，早在西方进入现代以前，就都已具备。下面是本文最长的一段引文，详述这八大特征：

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清晰地让笔者领会到西方文明/文化拥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八大特征是本人读这本书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笔者相当深刻地领会到，没有这融入全体人民血液的八大传承，是非西方文明要想成功移植西方制度时面临的比经济发展不足更深刻的困难。因为经济发展是可能用几十年至多上百年的努力补起来的，但这八大文化传承之由来已有上千年甚至超过两千年（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历史，其它文明要如何去补课？又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补这些课？相反地，华夏文明也有自己超过两千年的政治传承，现实的发展也正在说明，这个政治传承，可以和前面已经说明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相恰相容。就是说，现代性也可以建立在东方性之上。

第三节  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三种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1.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2.接受两者；3.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第一种方式的错误不言而喻，这里忽略讨论。下面来看主张全盘西化即第二种方式的土耳其基马尔主义的标准论述：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在他们的国父基马尔指明的这条路上已经不屈不挠地努力了近百年。不能说他们没有成绩。因为土耳其已经有了一个历经波折的宪政体制，其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穆斯林世界除产油国以外的最高水平。但是他们脱亚入欧的历史任务始终无法完成。欧洲人始终认为他们是异类，不是“我们”。土耳其人加入欧盟的夙愿在英国退欧以后显然已是永无达成之日。另一面，历经了多少次的军事政变，土耳其的世俗化也无法完成。大家也知道，土耳其的伊斯兰特征正在加强，军队已经无力阻止这个重新穆斯林化的潮流。刚刚发生的土耳其未遂政变已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土耳其军人通过政变维持基马尔路线的轨迹。现任的埃尔多安总理正在得占土耳其压倒多数的穆斯林人心的方式逆转基马尔主义，大步回归伊斯兰传统。土耳其在他的领导下，显然会与欧洲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在两种文明之间无所适从的国家。它最终似乎还是只有回到原来的文明，也就是说，土耳其的全盘西化无法成功。

亨氏的书中有上面这样一个图来描述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反应。

A是原点。从A到B是基马尔主义，同时现代化和西方化。从A到C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A到D是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那就是无数非西方国家失败的画虎类犬式的西方化。第四条从A到E的路的意思是，两化同时出发，但在现代化有一定成效以后，回头搞文化上的本土化。这是新加坡和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主张和行走的道路。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这个表述也是笔者以前的分析中没有注意到的。即可以现代化却并不西方化。现代化可以加强非西方世界抵御西方化的力量。

第四节  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西方文明的心腹之患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记住亨氏写上面这些话时是1996年。而今年是2016年。后来这20年，才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当年的20倍！而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整体份额，比亨氏当初估计的下降得更快。他预见到了2001年9.11，可是没有预见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下面接着讲东亚的经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拙。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O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我不能不佩服李光耀和亨廷顿在那个年代就能如此地见微知著，洞烛先机，凭借还十分有限的发展现实就准确地掂量出中国的发展对21世纪的世界意义。

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要做出这个决策的时机看来还没有到达美国当权者的面前。美国人即无力全面压制中国，又不甘心放弃现有的太平洋霸权。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有限的反击来拖延做最后决断的时日。不过与中国全面开战，我看是没人敢做。对此亨氏也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

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

关于中国经济/东方文明的重新和平崛起对世界/西方的未来的可能意义，是一个太大的题目。笔者不可能在这里详细阐述自己的与亨廷顿/李光耀相似又略有不同的意见。只想说一点：亨氏忧心忡忡的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大规模全面战争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两个理由就足够充分。第一是有核武器在保卫世界和平，大家都不愿意同归于尽吧？第二是西方整体的军事力量都已经不足以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看看美国/西方打阿富汗、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判定这一点。它们不可能有决心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第三个多出来的理由就是经济全球化了。如今的世界如何可能割裂，尤其是如何可能把中国割出去？

第五节  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梦魇

亨氏这本书中，关于伊斯兰文明的论述，比关于东亚的还多。

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这段话是本书中亨氏对类似2001年9.11事件可能发生的最明确推测。他能猜到这个地步，已经近乎神功。

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敌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敌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文明与文明和平相遇，还是有一个谁包容谁，谁融化谁，或者说到底，谁主导的问题。一般而言，总是更先进的文明居于主导地位，包容它者，最终融化它者。哪怕侵入的文明有更强大的武力都不用怕。这就是华夏文明有容乃大，同化无数小文明的历史轨迹。西方文明也有数百年所向无敌的史绩。但是面对伊斯兰文明，他们的优势失效了。从大多数角度看，西方文明都应当比伊斯兰文明更强势。但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是：在欧洲的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

他们族内结婚，子女个个信教，绝大多数人都能严守教规，包括每日五次朝拜和过斋月。（整整一个月，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禁食。）再加上他们尽享欧洲的生育鼓励政策，（欧洲人不肯生怎么办？）可劲生孩子。依现状外推，从30年后开始，穆斯林就会从比利时开始，陆续在欧洲各国占据人口多数。

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

那么灿烂的欧洲文明，如果失去了欧洲血统、基督教徒人口的支撑，会演变成什么模样，笔者不敢太多想象，欧洲人现在是蒙着眼睛不去想象。说句实话，本人也不是欧洲人，也活不到那一天。但怎么就没有人未雨绸缪？不过就是笔者设身处地，为他们未雨绸缪，也想不出任何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已经完全不是移民政策的问题。因为就是从此以后移民为零，就凭现有的人口和生育率，就可以在数十年内铁定完成那个夺占这片丰美土地的千年未竟的事业。欧洲人碍于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对此真是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

而亨廷顿已经是一位最敢说的西方人士。在2005年他还写了另一本书名叫《我们是谁？》来专门探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要说的话，和说不出口的话，大家都可以想象。那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也可以称之为他的临终遗言了。

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笔者担心的伊斯兰问题还有第二个，亨廷顿完全没有提到，就是这个文明完全没有东亚文明那种经济上的生产能力。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始终上不去，石油采完以后，最后得到哪里去找出路？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伊斯兰文明为什么没有东亚文明那种在经济上的活力？按说伊斯兰世界离欧洲文明比东亚文明近太多，它们之间的互相交往互相学习的历史也比东西方之间源远流长太多。伊斯兰文明，尤其是其中作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的的制造业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笔者以为是这个文明的前途中最大的困境。这是它必须向外移民而不能自行繁荣的根本原因。亨氏在本书中没有深挖这个原因，本文也点到为止，以后另找机会发挥。

第六节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

在这本书里，他激烈地批评在美国国内流行，把持了大部分政治正确（political connectness—简称PC）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他可能就犯了PC错误。在欧洲，问题更严重。因为在国家的统计中，在任何学术书籍中，都不能提及种族一词（ethnic,ethnique）。你试试用英文输入这个词，还能看到无数的资料。用法文输入这个词，只能看到关于马或狗的种族问题的讨论。关于人，一个答复也不会有。但是，鸵鸟把头扎到沙堆里，猎人就不会追过来了吗？好在还有一些年头可等。让儿孙们再去发愁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这些话都说得振聋发聩。可是就和他当初关于文明冲突的警告一样，无人听得进去。西方仍在继续地以比亨氏20年前预计更快的速度多元化。失去主导民族或主导民族换了别个之后会怎样，大家去翻历史书。所以笔者说，当下西方遇到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还是小焉者。30年后的种族危机才是滔天大难。我们现在正卖劲讨论的民主、人权，与之相比，都会不值一提。

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的确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作为主体民族，如果他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中国的汉族），的确不妨宽大为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适当放任。但中国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主流文化的地位必须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必须能够逐步地融合支流文化，至少要能够永久地确保主流地位，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如果一视同仁，笔者必须原则赞同亨廷顿的意见，支持西方人维护他们的文化的主流地位的努力。

作为旅居法国的华裔，本人也清楚地领会到他们对移民带来的外族文明不压制也不扶植，基本上任其自然的态度。

但欧洲的伊斯兰文化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宽纵下，和其人口一起日益发展，眼看要威胁到他们的基督教文明的主流地位。他们也开始纠结。

比如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IS阵营中，已经有数千名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血统的人在那里参加圣战，与欧洲文明殊死作对。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此种新局面不寒而栗。

笔者已经预估，二三十年内，当穆斯林人口真的占到欧洲某国总人口的30%以上时，会出现紧张事态。最后结局如何，现在不想逆料。

第七节  西方的价值独一无二

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亨氏有西方一些大学者常有的一种冷静和睿智，不狂妄自大，能够居安思危。他能在西方当下的许多盛世荣景中，看到大量盛极而衰的警讯。他告诉我们：

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多，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他陈述得很清楚，当一个文明不能维持收支平衡，无力为未来投资，而只能积累债务，坐吃老本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观察。笔者的总判断是，有几个回缓是完全可能的，但老去的大趋势是无可挽回的。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地退却得更有秩序了。这其实和亨氏的战略判断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第八节  西方文明的退守

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准备战略撤退呢？亨氏是方案如下：

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销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一、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二、把中欧的西方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三、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四、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五、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六、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七、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八、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笔者其实早已发现，西方的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学者，其实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影响力也有限。比如亨廷顿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谆谆告诫，几乎都没有被西方/美国的当权者听进去。比如亨氏提醒的（尤其）不要（用武力）去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比如不要把俄国逼得太紧。比如不要干涉其它文明的内政（比如叙利亚内战、比如现在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纠纷），西方国家的政府有听吗？

关于第五条，笔者有点特别的感慨。似乎西方已经承认，日本早晚会落入中国的囊中。但中国的当局有这个意识吗？如果前景真的必是如此，那现在是不是不妨对它再宽厚一些呢？

不过，这八条至少第一条到第四条，再加第七条，已经是西方政府的共识，只是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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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起来，笔者要对亨氏这本书说：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值此该书发表20周年之际，笔者建议大家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本人当然也准备继续发言，阐述自己的相关的与亨氏见解显然属于同一个学派，但当然还是有进一步发挥的见解。以下这一段话，是笔者达致的其实与亨氏见解极为接近的一个核心判断。更多的进一步的判断，以后会继续发表。

任何一个文明，必须由建立、信奉它的人民来承载。文明真的是永远跟它的人民在一起。人民就是文明。人民繁衍了，其文明也会繁衍。人民搬家，文明会跟著一起搬家。人民换了，文明就会换。人民换一半，文明的精气神也会换一半。人民没了，其文明也就没了。一个有长久传承的人民，要彻底改换精气神，全盘融入或接纳另一个文明，那是极度的困难。地理、地域，乃至周边人文环境，都次要得多。在一个给定的地域，如果原文明的承载者因为任何原因被外来的另一个文明的承载者大批取代，幻想原文明的精气神可以（依靠比如一部宪法、或一套价值观）永久存续，那很可能、很担心是图样图森破，上台拿衣服（too young,too simple, some times na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