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往事：在中国TD成为世界标准前，美国代表团跟我们约了个饭_风闻

项立刚  通信领域专家

第一天开完会，中国代表团往外走时，有一个美国人悄悄地跟上来了，他说中国代表团你们去吃饭吗？我们代表团团长想请你们吃个饭。在饭桌上，美国人说，现在是我们美国的标准CDMA2000和欧洲人的WCDMA竞争，我们要被欧洲人打败了，如果我们被打败了，你们中国也就被打败了，未来3G的标准就是欧洲人的天下了。如果我们不联合，我们就死在欧洲人的手里了。

完整视频将于周四更新

1996年开始向全世界征集移动通信标准时，我们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还是非常弱小的，能力还是不行的。虽然说我们有巨龙、大唐、中兴、华为这样一些企业，但是它们跟全世界比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当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做了一个政策，对这个行业影响深远。就是政府要求中国电信运营商招标时，必须留10%的市场空间给中国的企业，这样才让这些企业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

那么我们中国在未来的移动通信领域是听别人主导，还是我们要有发言权，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标准，还是我们跟着别人走，这里面有很多争论。当时，邮电部召开了香山会议，有很多专家在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人叫李世鹤。

李世鹤原来是成电毕业的，在南京大学读了研究生，然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做了博士。他的技术水平非常好，他本来可以到外企工作多挣一点钱。但是回国以后，他还是想通过技术努力改变我们的通信行业。李世鹤当时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个自己的标准。

李世鹤

然后，李世鹤就到处找人去谈，找外国企业去沟通，比如说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但是那些人都是这样，你中国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来找我沟通，当然我会陪你聊，请你喝咖啡，聊完了我送你走，说的都是虚话。能不能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这期间，李世鹤碰到了一个人，他叫李万林，也是我们中国人。他以前在德国读书，后来在德国的西门子通讯工作，负责标准化。李万林是我很好的朋友，现在他在国内，是千人计划的成员之一。

李万林一看李世鹤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希望在通信领域有所作为，李万林还是非常高兴的，所以他是很敞开胸怀地和李世鹤进行了技术沟通。然后发现李世鹤在技术上是有很多积累的，他有一个技术叫SCDMA，用智能天线让码分多址的能力做得更强大，而且这个产品已经试商用化了。后来李万林就说我请你到德国去，来西门子我们一起共同交流。

李万林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是TDD，叫时分双工，就是用时间分出两个通道保证双向工作；另一个是FDD，叫频分双工，用两个不同的频率建立两个通道进行双向工作。西门子就是做TDD的，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都是做FDD的。

随后，李世鹤和西门子的技术人员做了很充分的交流，发现TDD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李世鹤又提议能不能把我的SCDMA和你们的TDD结合起来，做成一个全新的技术？西门子说是可以的。然后又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做一个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西门子说不行。

西门子为什么说不行？我们都知道2G的时候，欧洲人团结起来共同做一个标准GSM，到了3G，它们又一起做了一个标准WCDMA。整个欧洲团结起来，互相进行交流，然后欧洲人在内部一起PK，包括西门子、阿尔卡特、诺基亚，那么最后PK的结果是欧洲选择了FDD，就是用WCDMA，所以TDD就不能成为标准。

西门子说我们是欧洲企业，现在欧洲已经决定了要做WCDMA，我们只好去做WCDMA，要做TDD你们自己去做，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技术支持，但是标准你们得自己去做。

于是李世鹤只能回去，他带着自己的学生陈卫、徐广涵等人，用了六个月时间，把TDD和SCDMA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写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TD-SCDMA。

中国移动上TD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很多人都抵制过，在座的如果有电信运营商，估计你们那时候都骂过TD。我们凭什么做一个标准？当时社会上的主导思想是我们应该和世界融为一体，我们应该用人家的标准，我们的技术是不行的，我们很难发展起来，所以当时做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有着非常大的阻力。

到了1998年6月30号，这是3G标准征集的最后一天，如果在此之前标准能提交到国际电信联盟，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讨论文件。李世鹤他们把标准做出来了，然后把它传给了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有一个人，听说中国人也提交了一个标准，他特别高兴，就赶快去拿这个标准来看。这个人叫赵厚麟，当时是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局的局长，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是我们中国推荐到国际电信联盟工作的。现在，他是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是我们国际电信联盟的最高官员。

赵厚麟

结果赵厚麟一看这个标准，不行。因为标准署名的是信威公司，是大唐下面的一个公司，就是李世鹤带着陈卫、徐广涵做SCDMA产品的公司，用这个公司名称提交是不符合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这个标准眼看就要作废了。

赵厚麟一看这个情况，立马打电话过来说，你们如果想要让这个标准成为一个正式的文本，必须拿过去请部长签字，再重新给我们传过来。然后李世鹤他们就赶快去找部长，签了字重新上传了。

好在我们和瑞士有7个小时的时差，咱们这边已经7月1号了，它那边还是6月30号，为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最后国际电信联盟接纳了这个标准，将其作为标准文本之一纳入了讨论范围。

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当时我们中国人要做一个标准，要想在国际舞台上面有话语权，要把这些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中间，我们也看到有一群中国人，他们到国外读了书参加了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都站出来了，支持中国的标准，支持中国的技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一起努力，我们才终于能够在极为困难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有了一点点突破。

我们的TD-SCDMA标准提交为国际标准了，全世界在围绕着到底用哪一个标准展开了PK。这个PK的过程靠的是什么？技术水平可能还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靠的是拳头，是国家的实力。

到了1999年5月，在伦敦有一个会议，要为未来移动通信标准是搞一个标准还是搞多个标准做一个定论。第一天开完会，中国代表团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悄悄地跟上来了，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华人，但是他在美国的代表团工作，他说中国代表团你们去吃饭吗？我们美国的代表团团长想请你们中国代表团团长吃个饭。我们就很震惊，美国人居然要请我们吃饭。然后我们说好，去吃饭，于是双方就找了个地方吃饭。

在饭桌上，美国代表团团长说，现在这个标准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什么？是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在竞争，美国人提到的标准叫CDMA2000，欧洲人提的标准叫WCDMA。他说现在我们不行了，我们要被欧洲人打败了，如果我们被打败了，你们中国也就被打败了，未来3G的标准就是欧洲人的天下了。如果我们不联合，我们就死在欧洲人的手里了，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

说到底，这些标准的竞争，是技术的pk，但是还是政治的较量，是国力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利益的结合。

​等到第二天开会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大会主席，他把铃一敲说现在开会谁要发言，然后他就看着我们中国代表团团长曹淑敏女士，那时候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士。然后曹淑敏一举手，大会主席就说曹女士你来发言。

曹淑敏

曹淑敏上台发言说，现在看我们的3G标准，每一个标准提出来的技术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又都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有一些困难，都有一些瑕疵。如果我们现在只用一个标准，从3G的远景来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就没办法很好地达到，所以我们建议3G标准还是要保留2到3个，到4G时代我们再遵循Long Term Evolution（LTE）把它融合成一个标准。

曹淑敏一讲完，美国代表团团长就鼓掌了，参会的很多人是看美国脸色的，一看美国人都鼓掌了，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定论，3G标准要搞三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最后全世界就形成了三个势力，一个美国的CDMA2000，一个欧洲的WCDMA，一个中国的TD-SCDMA。

中国人搞一个标准，你们想想全世界哪个国家最不高兴？日本和韩国。曹淑敏之前跟我说过，说日本人给她发了一个邮件，说的是我听说一个谣言中国也搞了一个标准？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也能搞出一个标准。

然后韩国是这样的，我们有一次要在韩国的首尔开一个国际会议，全世界的各个代表团的人都去了，但我们中国代表团的签证都过不了。会议开始了，美国代表团一看中国人没来，就说不行，中国人没来那怎么行，不能代表所有的声音，中国人必须参加。中国人没来怎么办呢？拉一条国际专线把电话接到会场，让中国人也能发言。

从这些也能看到3G标准的通过美国人给我们了巨大的支持，在我们弱小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还是给了我们支持。今天美国人为什么要打压我们？因为我们真是强大了。如果我们还依然非常弱小，只有有一点点影响力，我估计美国人不至于这样打压我们。

2000年5月，我们中国的TD-SCDMA标准终于通过了，成为了国际标准。我们通信业第一次在国际上面拥有了话语权，同时也为中国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提供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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