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学札记之四:《剑》_风闻

　　《剑》，杨佩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西元1974年8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小说故事背景是：西元1953年夏，中、朝与美国在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美国侵略者提出蛮横无理的索求，遭到中、朝拒绝后狂妄地叫嚷要“让大炮去进行辩论”，预谋着新的战争行动，而我军则针锋相对，准备以强有力的反击粉碎敌人的阴谋。小说着重描写中部战线，我志愿军某师侦察队队长梁寒光率领的侦察小组通过一次敌营捕俘行动，获得了当面南朝鲜伪军正在变更部署和美军“眼镜蛇”炮兵部队前来增援的消息。为搞清敌人部署的具体情况，梁寒光奉师首长命令组成七人小分队深入敌军腹地，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和朝鲜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侦悉了敌情并及时电告上级。我军先敌发起进攻，以强大的炮火摧毁了敌军“眼镜蛇”炮兵部队，突破了南朝鲜伪军防御阵地，梁寒光侦察小分队则与朝鲜游击队一起阻击溃逃的南朝鲜伪军，配合我军主力部队消灭了敌人。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惊险，节奏紧凑，张弛得当，整个进程只在五天之内：有侦察兵穿越敌军阵地捕俘时的静如处子动若脱兔，有小分队穿行敌后时的义无反顾，有突破敌人封锁时的疾速打击，有驾车引开追兵时的英勇担当，有单骑入敌营捕获伪军联队参谋长时的孤胆豪气，有主动潜入敌炮阵地观测坐标时的无畏壮举，也有面对敌人围攻时的勇敢善战。整部小说叙述笔调明快流畅，故事情节常常出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几乎是一气呵成。小说的叙述视角很多时候近似于电影镜头，故事进程和环境场景富有画面感。实际上，这部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涵方面都很适于拍摄成绝好的影视剧。

　　小说在明快流畅的故事叙述中表现了鲜明的不同人物形象：侦察队长梁寒光的精明强干、智勇双全，老班长周良才的沉稳细致、勇于担当，新战士王振华的性情冲动、朝气蓬勃，侦察员孟二虎的魁伟敏捷，田茂昌的活泼多思，谢维忠的强悍朴实，报务员吴天信的文静机敏，伪军宪兵大队长李承义的凶残，伪军“太极狼”联队参谋长韩澄洙的阴险，都在一个个敌我矛盾冲突中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栩栩如生。小说中我志愿军侦察英雄们勇敢、机智、有奉献精神和强悍的战斗力，他们并非我们现在常看到的西方文艺作品中和四十年来我国某些拾西人牙慧的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个人英雄主义式人物，而是翻身解放后经过革命思想启发和革命战争磨炼、具有集体主义英雄气概的有理想有胸怀的革命军人。

　　这部小说的书名来自于书中贯穿故事始终的一把短剑，它“用纯钢铸就的异常锋利的剑身比侦察员们通常携带的匕首略长一点，紫铜的剑柄上镶嵌着七颗小小的金色的五角星，组成了北斗星座的样子，另一面刻着七个朝鲜字（《国际歌》里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到明天），剑柄顶端的小环上系着一块小小的红绸帕”。这把短剑由穿越敌军前沿递送情报的朝鲜游击队员金昌英牺牲前交给梁寒光，侦察小分队带着它深入敌后找到金昌英的母亲、游击队联络员善子大娘，侦察员周良才和王振华带着它驾车引开敌人追兵、潜入敌军炮兵阵地获取观测数据，周良才牺牲后王振华又带着它联系上了游击队员并最终向我军及时传送出了情报，战斗胜利后它作为金昌英、周良才等英烈的精神传承交到了新战士王振华手里，而它最初却是游击队老队长金钟万当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联军斗争时从一位中国老班长那里接受的。可以看到，短剑既是中朝战士之间的联络信物，也是中朝战士英勇战斗和奉献精神的象征，同时又是中朝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物。一把短剑联系起了过去和现在、中国和朝鲜的革命斗争，巧妙而又真实，意蕴深厚。

　　朝鲜游击队老队长金钟万当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联军，与中国游击战士一起抗击日寇，现在又在自己的祖国配合前来支援反侵略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击美国侵略军，这是中朝两国人民休戚与共反抗侵略、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生动写照。书中还写到，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派出的顾问克莱斯上校狡诈残忍，严令南朝鲜伪军捕杀、圈禁朝鲜百姓，烧毁朝鲜村庄，而这个人曾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战。这两个人物的历史背景意味深长：当年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现在的抗美援朝战争一脉相承，都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日寇、蒋匪军和美国侵略军则是本质上一样的人类之祸害。

　　书中还有朝鲜小姑娘小明姬被美军投下的“水果罐头”炸弹炸死的情节。小明姬的父亲是人民军军官，母亲被美伪匪军枪杀，她和爷爷崔老大爷被敌人关在放了火的房中，幸得志愿军赶来解救了他们，祖孙俩与驻扎村旁的志愿军侦察队战士们结下深厚情谊。小明姬活泼可爱，经常给志愿军叔叔唱歌，和小伙伴一起为志愿军战士洗衣服。一次在到河边洗衣途中，小明姬捡到“一个圆圆的、水果罐头那样的铁罐”，“上面画的是一个六、七岁的美丽的小女孩，正用叉子叉着一块什么水果，笑嘻嘻地往嘴里送，底下还写着一串英文字”，正在把玩时，“罐头盒子在小明姬手里爆炸了！在烟雾中，小明姬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原来，“几个月来，敌人经常在我方交通线上、村庄附近，夜间用飞机撒下许多钢笔、手表、罐头之类东西，谁拾到了，一拧就爆炸。对敌人这种卑鄙的阴谋，上级已发出了通知，让部队战士和朝鲜老乡注意。可是小明姬，她怎么会想到，这个美丽的‘水果罐头’，竟会是谋害她幼小生命的杀人武器”。这个情节，是对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国际法规定的违禁武器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当年美军在朝鲜使用的违禁武器除了这种“玩具炸弹”外，还有细菌炸弹。美国在这方面是毫无底线的，其目的除了企图杀伤我军战士之外，还想通过杀伤朝鲜百姓和孩子以制造恐怖气氛，动摇民众信心。美国的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劣根性自其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当年它在北美大陆就对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实施了恐怖主义的灭绝行为，在朝鲜战争以后依然如此，比如在侵越战争中用贫铀弹轰炸越南村民，在侵略南斯拉夫时攻击电网等民用设施，乃至用导弹攻击中国大使馆，侵占伊拉克后用电视播放吊死萨达姆的恐怖场面，在监狱中对伊拉克战俘进行性虐待，等等。现在可见的反映这个事实的文艺作品不太多，近四十年来更是绝无，这部小说显得弥足珍贵。

　　本书作者杨佩瑾，浙江诸暨人，西元1949年中学毕业后参军，在华东军政大学、解放军三野通讯学校学习，抗美援朝中任志愿军第六十三军电台报务员、台长、参谋。显然，这部小说是作者作为志愿军战士耳闻目睹的结晶，书中报务员吴天信身上更有他自己的亲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