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男孩超生4个孩子的山东家庭，在北京六环外流浪_风闻

在乡野与城市的边缘，一群孩子在贫困、留守或疾病面前，逆来顺受、无声地生活着。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通州，一对北漂夫妻环绕北京六环“打游击”，生下五个孩子后，在拮据与颠沛中相依为命。

2018年放暑假前最后一天，通州区管头村一栋村办企业的职工宿舍里，课桌拼起来当成餐席，青红蓝学校八年级的师生们吃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由头是送别要回安徽老家上学的一位李姓同学。

这位李同学打零工自己有积蓄，掏钱请大家客，校长也出了经费，并亲自下厨掌勺，张罗了这一桌东北风味的大盆菜。李同学还叫了两件啤酒，几个男同学举瓶吹得泡沫横流。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埋头吃菜，他们平时的伙食简单，偶尔抬头举起塑料杯和学生碰一下。校长也喝了两口，并且举杯祝李同学回乡顺利。师生的间隔，在这间厂房改装的逼仄教室里似乎不存在了。

冯亚星也在围坐举筷的学生当中，只是没有端起酒杯，她的两个读低年级的妹妹则和众多学生一样拿泡面当午饭，平时三姐妹一共20元伙食费，泡面之外只能选择煎饼。

餐桌旁要返乡读书的学生不止一位。这顿团圆饭过后，在座的几位老教师也要回乡避暑，下学期说不定是否返校，学校本身连同它暂时栖身的这座厂房一起，也可能在北京疏解提升的潮流中消失。

对于冯亚星和她的两个妹妹珊珊、子怡，还有上幼儿园的四妹扬子和最小的弟弟来说，由于一时看不到回乡的可能，还需要在六环外辗转，随着父母流动的摊贩车和朝不保夕的学校漂浮。

不该出生的孩子

三姐妹从管头村回家的路途很远。由于校车太贵，需要先曲折走出管头村，到岗山村南站坐6站公交到后桥车站，再步行穿过整个庄子营村庄，一直到最偏远的地段。早上则是爸爸骑电动三轮车送到公交站。酷暑或者冬天，都会无形加增这条路线的长度，尤其是冬天，用2018年开始上学的四妹扬子的话说，“晚上就起来了”。

家是三间样式老旧的瓦房，带一个小院子，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够找到这样低价出租的民房，容纳一家大小七口人。

除了面积，屋子没有别的好处，完全和装修之类的事物无缘。正房是日常活动场地，一条从垃圾池捡来的长沙发看不出了颜色，缺了两只脚，用砖头垫着。一堆破旧衣服码在对面，是别人送来穿不得又舍不得扔的，体量有些过于庞大，到了冬天再打开，随意找出些什么能披在身上御寒的东西。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没买过大衣服。“这些个孩子要买，得多少钱啊”，爸爸微笑说。

两间厢房是卧室，和正房一样看不出颜色，除了破衣服和几张床，很难在第一时间说出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正房里一台破旧的电视、一个二手冰柜和失去了护罩的电风扇，是需要时间才能注意到的，和破布近乎一色。电视和最大的孩子同龄，屏幕的彩色已经消退，靠着自家的小天锅收节目。

显眼的是家里的一群孩子。当大小五个孩子出现在同一条沙发上时，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寻常。

这些孩子是父母多年环绕北京“打游击”的结果。1973年出生的冯修聚和小自己两岁的妻子刘芬结婚第二年，就从老家山东鄄城来了北京，从老大冯亚星开始，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北京。除了亚星有老家的户口，其它四个都是计生政策下“不该出生的孩子”。在北京期间，老家计生办的人去了家里七趟，看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拿走的才作罢。

没钱去正规医院，孩子生在小诊所，找私人接生婆，五个孩子总共花了不到一万块。有的村不让在村里生，或者赶上北京城区扩张村庄拆迁，只好生一个孩子搬一次家。

姗姗妈妈的回忆中，搬家的过程是：最早住在吴家营，生完老三子怡后被村里赶，搬到杨家营；杨家营被拆迁后，家里搬回吴家营，吴家营又被拆迁；搬到后桥，住了一个月，房东嫌孩子多让搬家，又搬到米各庄；在米各庄怀了老四，村里不让生，又搬到庄子营，是另一个房东，在那里又生了老五；两年前的腊月里，下着大雪，房东让一家人搬去偏房，原因是合住正房的租户上夜班，白天回来休息嫌孩子吵闹；父母不想租了，这才搬到了现在的屋子，一直在北京六环外辗转。

这些搬家的次数里，姗姗只记得米各庄，“喜欢那里，那里有草原”，实际上是村外的养殖农场，房子盖在农场里。眼下农场也被拆迁了。

因为生了五个孩子，妈妈在老乡中得到了“五子妈”的绰号，妈妈知道还有一个“二号五子妈”，都是前面四个是丫头，非要生一个儿子出来。爸爸说孩子太多，年龄又密集，生日得一个个想，“从没给他们过生日”，买蛋糕太贵，一个要一百多。事先糊里糊涂说要给过，到了又忘了，“孩子自己也不提”。

姗姗说，这学期学校搬到新址，门外有小蛋糕店，自己过生日时去买个，当作自己庆祝了。

说起生了五个孩子，爸爸也有点后悔，“想起来后怕”。但最后来到的这个男孩子，显然还是补偿了从前的辛苦，不然老五的名字不会叫“王子”。2017年下半年“王子”三岁半，他的四个姐姐分别是十四、十二、十岁、六岁，“王子”和老四上幼儿园，老三上五年级，两个最大的姐姐在初中。在爸爸口中，四个女儿也经常被喊作“公主”。

孩子们就读的民办学校和幼儿园也像自家一样四处被撵，2017年11月大兴火灾前夕，老四和老五的幼儿园从半壁店被撵到庄子营，又彻底被封闭，一时呆在家里无处可去。三个大孩子读书的青红蓝学校则数次搬迁，在管头村一家关闭的幼儿园里临时落脚。

生完“王子”之后，目标达成，爸爸终于回了趟山东老家，给四个小的孩子一块上了户口，托了人，办了亲子鉴定，四个孩子花了9000多块钱。但在生身之地的北京，他们仍旧只是无根的蒲公英，没有进过六环，去过天安门。

好在，有父母在，一切就都还好。中间爸爸考虑过把老大亚星送回老家，妈妈没有同意。“要走都走，要不走都不走。养不起就别生。”多年下来，一家人始终在一起。

姐弟的日常

除了破烂衣服，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富足的，好在是不缺热闹。一条长沙发和三间屋子里，可以演出无穷的剧目。

王子通常是在沙发一头堆叠的被子上，夏日他的肌肤滚热，如同一团火，专爱往人身上蹭凉，在他和姐姐们之间，总在演出打打闹闹的戏剧，“都是互相打两下，没有打得乱套的时侯”，姗姗说。王子喜欢睡觉，他嫌姐姐们放学回来，吵醒了他的梦境，起身追着姐姐们打闹，发现她们生气了，他也就收敛一下。王子也抱怨，姐姐们“就惹我生气，有时候偷偷打我”，他去打回来的时侯，“你跑得可快呢”，有时也是为了防止他抠过脚丫的手手指摸到脸上来。亚星说，弟弟长得好看，有时忍不住去摸两下。

三个大孩子和两个小的之间，随年龄大体区分为两个层级，大的层级内部，姗姗和子怡常打嘴仗，为了一副卷筒纸或者一双脚背带大瓣花朵的新拖鞋都会争起来，第一天争，第二天也就忘了。这也是家里少数可以争的新东西，因为大多数总是乡邻送的旧物。

争执过后，两人又会一起玩从大姐朋友处借来的大富翁，姗姗看同学玩了一道就会，脑筋略微笨拙的大姐亚星只是在一边观局。跳棋、五子棋和军棋，也是姐妹们的益智游戏，此外是趁爸爸在家干活，偷偷玩一下他的手机。连王子也知道，爸爸的手机上没有游戏，只能玩的时侯下载，爸爸发现就删了。

家里也没有WI-FI，只能出去蹭巷口小超市的流量。妈妈自从一年多前手机丢失，就没有再办过。姐妹们坐着聊天还说到学校有同学玩手机，打“王者荣耀”走火入魔，上课下课连同吃饭都在玩，有人充了一千多块的费，这在自家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老大，亚星有分配干活和零食的权力，觉得自己“最厉害”，但镇不住老三子怡。因子怡性子暴，喜欢大哭，譬如洗头把瓶子撂了一地，亚星打她，她就大叫。姗姗没有子怡那么犟嘴，零食不够分时也会和大姐一起舍弃份额，但会耍滑，话少。亚星觉得四妹扬子性情最好，扬子长相温柔甜美，剪着一副带密密头帘的盖瓦头，头帘是亚星给弄的，亚星自己的头发以往是妈妈拾掇，六年级那年剪得太短，把亚星弄哭了，好容易才长起来，以后就不让妈妈上手了。

几个姐姐知道，小弟“王子”最受宠，好东西总要先留给他吃。但好在家里可以偏心分配的东西并不多。爸爸脾气又好，虽然爱喝点酒，但从来不打人，妈妈相对厉害一点，也就是唠叨一下，只有以前轻微动过两次手。弟弟自己并不喜欢“王子”的称呼，他郑重地告诉外人，他叫“冯王子”，和姐姐们的名字一样带着姓。

睡觉的时侯，五姐弟大致分成三拨，父母和老四、老五住一间，摆两个床；三个大的一间，亚星和姗姗一个大床，子怡睡靠窗的小床。搬过来第三年，姗姗不肯总是和大姐一床，有时去和爸爸、小弟挤一床，有时和四妹睡，子怡则和亚星挤。大床头有一台风扇，但已经坏掉一年，另外安了一把吊扇，夏天会把靠窗的小床也挪到吊扇下吹风。客厅里的电扇白天公用，晚上会搬到爸妈卧房里。

屋子里用不起电烧的暖气，以前烧个煤炉，到了晚上怕中毒提出去，现在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不让烧煤了，假期在家白天多晒点太阳，跺跺脚，入夜早早上床裹着被子，村里电费高，有个电热毯也不敢多开。亚星和扬子的耳朵和手背都长冻疮，但“人多，不觉得冷”。2018年入冬有几个极寒天气，爸妈的卧房终于添置了一床电热毯。妈妈和老四扬子的脸上，都冻出了轻微的水疱。

虽然没有变形金刚和洋娃娃，五姐弟们并不缺玩具，多数出于自我创造。夏天三姐妹的卧房桌子上摆着一只大土豆，生了很深的芽子，作为摆设。头年秋天我去的时侯，平房窗台上摆了一溜凤仙花盆栽，是妈妈买回来的，大的三姐妹每人都领养了一盆，负责培育，亚星名下有两盆在室内，姗姗和子怡的搬出来，姗姗说“放屋里不开花，在外面磨炼一下”，子怡的花长得比姗姗更好一点，开了花可以染指甲。

来年夏天再去，指甲花不见了，说是冬天冻死了，但窗台上又添了爸爸从朋友家拿来的鸡冠花，朋友是为办展会摆设花卉的。

三姐妹卧房的床头添了两串千纸鹤，是亚星过年时叠的。父母卧房墙壁的玻璃上贴着“新年愉快”的四个花字，是姗姗过年时画的。这年冬天再去，三姐妹卧房的墙上又添了很多剪纸图案，有裙子、篮子和皇冠、花朵，出自女孩们的手工。

家里还时常多出一只小猫，是别家的猫溜进来，女孩们喜欢喂它，爸爸吩咐赶出去，女孩子们却把它藏到里屋。

姐弟们很少出去玩，姗姗的解释是同龄的孩子不多。父母出摊时插上大门，姐弟们自己游戏。爸爸不担心外人闯入，“巷子口有摄像头，安全得很。”

大人的帮手

暑热的下午，妈妈早已去菜市场摆摊卖水果，爸爸在家里准备傍晚出摊的卤煮，院子里摆着两口大锅，要煮四个猪心，四个猪耳朵，二斤多肠子，还有肘子和其它熟菜，苍蝇循味而来，红油辣椒混和大料的气味呛人。

经过一个小时的熬煮，锅里的肉渐渐变得红亮，到了快出锅的时侯。先前坐在长沙发上逗乐看电视的孩子，次第起身打帮手。亚星拿起堂屋地上的榨汁机，去院子里龙头加水，打大蒜汁。地上的大蒜是她先前剥好的。

堂屋地上的杂物中间，放着一盆泡花生，一盆泡鹌鹑蛋，另有一盆加一袋小螺蛳，两袋毛豆，这些都是卖卤煮的配菜。爸爸先在一只老式单只煤气灶上烧开了辣椒油，把小螺蛳倒进去煮，姗姗倚在卧房门边看着，防止辣椒油溢出来。屋里的气味更浓烈了，苍蝇萦绕来去。

亚星将榨好的蒜汁倒进刚才爸爸洗出的塑料瓶子里，预备出摊用。爸爸揩拭一只放在三轮车上的桂花大瓦罐，用来盛煮好的卤肉。

一个女人打电话来买煮花生，因为价格的事掰扯了半天，又一直追问是不是新鲜的，只肯出两斤十块钱。爸爸说没卖过这价，但因为同是做小生意的熟人，过后还是让亚星给她送去。院子里搁着几辆废弃的小黄车，亚星骑上其中一辆前去。

姗姗在煤气灶旁边的案板上切了一把香菜，装起来等爸爸带走，抽空玩了一下爸爸的手机。摘香菜是她名下的任务。亚星送花生回来，和妹妹聊了几句，一块把香菜和蒜汁搬上车。三妹子怡也把秤盘搬上三轮车的座位，又把车上的醋拿下去，醋只剩了半瓶，爸爸让姗姗去巷子口的超市买。子怡又拿来爸爸的围腰，洗好了菜夹子。爸爸把一张塑料布蒙上瓦缸，在车头挑起晚上用的一盏电灯泡，准备工作才算是做完了。

妈妈说，亚星最老实，活儿大都摊在她身上了。亚星说四妹扬子最勤快，让她干啥都行，和三妹二妹则须讨价还价。晚饭爸妈不在家，都是亚星做，炒一个菜，“自己感觉还行”。

很小的时侯，女孩们就开始干活了。妈妈回忆刚来北京时，拆迁时砍砖挣钱，带着亚星和姗姗，弄个小推车搁在一边，渴了买个冰棒。亚星小时候走路有点头重脚轻，总爱摔跤，现在额头上还有磕出的疤痕。再大一点，姗姗记得自己站在砖堆上，有时也学大人拿铁夹子夹砖干活。

后来添了老三子怡，父母在南郊收了几年破烂，又拾棉花，也带着孩子。在杨家营，亚星和姗姗上了一个私人开的学前班，闭园时先到老师家里，妈妈收破烂回家后再送到家，整个学前班就这一个老师。老大老二上学了，老三子怡还不会下地走路，扔在家里，弄个学步车拴在床头上，一天哇哇大哭，现在的暴烈脾气或许是从那时来的。

子怡在米各庄上了一个残疾人开的学前班小班，一个月200块钱，也是早晚在老师家吃喝，妈妈另外给老师钱她不收，买了一箱方便面。后来盖新房费用涨到300，又转到尹各庄上。添了老四扬子之后，妈妈干上了卖水果一行，一边喂奶一边卖，头年赔了两千。以后又怀着老五卖水果，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歇摊，产后一个多周又开始出摊，孩子都是跟着摊子长大的。

爸妈做水果和卤煮生意，一个考虑是自家孩子可以落得吃些。以前妈妈卖过菜，剩下的不方便保存，孩子也吃不了，才换成水果。爸爸卖的卤菜和花生毛豆，剩下的也做孩子们的食物。对于地上剩的一袋昨天的毛豆，姗姗和姐弟们没人去动，因为吃得太多了。以前姗姗喜欢吃卤鸡腿和鸡胸脯肉，现在也失去了胃口。至于家里的卤煮气味，孩子们早已没有了感觉。

妈妈是个很瘦小的女人，晚秋裹着一件从头到脚踝的二手羽绒服，身上有过早的风霜痕迹，因为趁城管下了班，晚上要出市场外摆摊，卖得好些。妈妈的任务还包括半个月集中洗一次衣服，一周给每个孩子挨个洗一次澡，冬天带孩子们去澡堂，小孩每人6块。2017年冬天，村里的澡堂子拆了，孩子们洗澡要去邻村，次数很少了。

夏天来临的时侯，爸爸用三轮车载着几个孩子去看了一次牙齿。亚星的牙齿保持得特别好，只有一颗坏牙。姗姗自己说小时候喜欢咬铅笔尺子，后果如何她没明说。子怡有蛀牙，姗姗的蛀牙脱落了。这是孩子们少有的体检项目。

暑天下午三点半，爸爸的三轮车载着卤煮离开了院子，和邻居赤膊男人一块去市场。王子吵着要拉屎，亚星找了卫生纸带他出去。路旁杨树林子下有个简易厕所，几块废弃彩钢板搭起一个低矮的棚子，男女勉强隔开。低头走进棚子，蹲位旁边堆成一座令人心悸的卫生纸小山，没有地方下脚，似乎和沙发上的孩子们难以联系起来。

学业与生计

那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暑假当中有个学生路过管头发现，厂房已经被扒平。“我们的学校！”几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发着哭泣的表情。

这已经是青红蓝两年内第四次迁徙。在亚星上学之前，它在六环内的南半壁店村有一座很大的校园，一千多学生。两姐妹入学时它也还有700多师生。校园并未拆毁，甚至学校大门上的花体铁字校名仍在，只是派了别的用场，师生们再也回不去了。

2017年，学校在疏解整治潮流中搬到管头村，借一家幼儿园的地盘栖身，学生们告别了阳光充足的宽绰校园，搬进逼仄阴暗的几进房间。一条缺乏光线的走廊，是学生主要的活动场地，以往的体育课连同升旗仪式不得不取消。校名也成了忌讳，生锈的铁门关闭，只在孩子们需要出来上公厕时打开。

大兴火灾前后，大量学生转回老家上学，或跟随父母离开北京。随着学生人数的大幅下跌，学校的老师大部分离开，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代课的老人，年纪最大的过了70岁，日常吃住都在学校，挤在摆了架子床的两间宿舍里。其中包括两个终生教学却未能转正的民办教师，出门挣得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人老精力衰退，授课水平下滑，课堂上也管不住学生，和在半壁店时完全是两回事了。

姗姗以前喜欢英语，现在上课却头疼，因为老师“口语就那样了”，带着河南口音，“随便一句话，能说一节课”。相形之下，数学老师没有口音，“认真听就能听懂”。

“男生抽烟喝酒，学想上就上”。亚星说。当着老师的面，学生也会抽烟。一个八年级女生经常翘课，理由是“天太热了不想来”，家里人也不管，眼下她已经开始学美甲了。

谈恋爱的特别多，亚星班上三个女生，两个有男朋友。那个爱翘课的女生从六年级开始，一学期谈一个。亚星说自己压根儿没想过这事儿，“他们谈的又没结果，过一段就分了，浪费时间”。亚星和姗姗的学习在班上都在前面，只是现在班级的人数太少，名次也做不得数了。

在管头村的厂房里，空间更加狭窄，仅有的活动空间是一条过道，二楼还住着几十位干零活的民工，每天经一架铁梯上下。附近有几间空旷的仓库，胆大的孩子有时跑去玩，仓库里废弃的垫子成了他们翻跟头练跳远的地方，焊工的电枪在校门不远处喷出火星。

暑期厂房被拆后，下半年学校搬到了火沙路上一个小区里，学生总共剩下30多人，各个年级合并成初中小学两个班。因为上学动静太大遭到投诉，被迫分成两拨，初中班转移到校长自己买的房子里，小学班的上学时间改成周六日上课，周一二休息，以调和对居民的打扰。

因为老四子怡入学，爸爸去新校址看了一次，课堂上几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一组学生上课，另一组就做作业，互相干扰。在老师家里上学的亚星和姗姗起初连课桌都没有，只能席地而坐在膝盖上写作业。爸爸觉得，这个学校维持不了多久了。

孩子回老家上学的问题摆在眼前，但在北京呆了十几年，一下子又不知道怎么回去。

当初因为家境贫困，结婚后夫妻一块出来，老家全无根基，只有两间十几年未曾修葺的烂瓦房，已经遮蔽不住风雨，住不下一家人。十几年中只想着生儿子，钱都花在孩子身上，没有买房修房。孩子的爷爷去世，奶奶患有癫痫，靠一个姐姐在家乡照顾。此外只有三亩地，乡镇没有工厂可以上班。回去的话没有收入，不回去，眼看北京呆不住了。

尤其是大兴火灾发生后，一时间人心惶惶，出租屋总有人来清查，连天然气有段时间都不让用，爸爸的三轮车被抄，似乎马上就要被赶回老家。2018年摆摊查得松一些，爸爸也在市场里顶了别人的摊位，但很多外地人走了，生意清淡，2017年生意不好拉了一万多块钱账，好容易才还上。房租又步步上涨，从说好不搬不涨钱的一年5000，一步一个台阶涨到2019年的9000。送孩子回老家，看起来是必然的事了。

几个孩子都没怎么在鄄城呆过，2014年回去上户口，在老家一周，几个孩子身上都长痘，回北京才好了。提起回老家上学，亚星摇头说“不想”。姗姗说姐姐担心回去学习赶不上，水土不服，姗姗自己“不想那么多”，回去可以上更好的学校，眼下青红蓝实在没有个样子了。

由于孩子们一直在上民办学校，享受不了义务教育政策，每个孩子的学费都不菲。以2018年新入学的扬子为例，一学期需要缴纳2800元学费，这还是学校减免了一千元的数字。冬天取暖费一人四百，校车和学校伙食更是不敢有份。两个上了初中的女孩，2017年缴费已经达到了每人一学期3600元，老三也要3500，每次开学无法一次交齐，都是分期付。如果回到老家读寄宿，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是国家出的。

但老家的学校不是想回去就能上的，学籍是门槛。青红蓝没有办学资质，无法办理学籍，有的孩子回老家上学需要毕业证，青红蓝的老师只好找朋友，用photoshop软件自己制作。聚餐结束后打扫房间，学校给姓的李同学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被撇在地上，李同学说“没用”，老师们也无人在意。倒是喝空的啤酒瓶，被一个老教师收集起来，拿到废品站去换几块钱。

2018下半年，爸爸打听了老家的学校，都需要学籍才能接收。爸爸计划的是在青红蓝读完这一学年，明年下半年全部孩子回老家上学，但学籍的事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其它从青红蓝转学回乡的学生，都需要在当地托关系，爸爸妈妈离乡多年，又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如果姐弟们回乡上学，爸爸妈妈只能由一个人陪同，另一个留在北京挣钱，这是好不容易商量出的方式。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家庭，要拆成两拨。

妈妈可能会是留在北京的那个人。在家里，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卖水果辛苦，4点多去十公里外的市场进货，七点多出摊，晚上八九点才回来。爸爸的出摊时间晚一些，早晨进货回来，把几个孩子送到公交站，可以回来补个觉。以前摊子被抄那段，爸爸闲着，每天喜欢喝两顿小酒，妈妈颇有抱怨。

冬天骑三轮车去农贸市场出摊的途中，经过一座公路桥，桥底有一位北京老人开着自己的三轮车，车上载着一套dvd音响，停在桥底自己拿着话筒唱k。妈妈看着说，“命不好，没生在北京，各种照顾”。

对于几个孩子，妈妈的打算是尽量让她们好好上学，“不要像自己这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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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