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望月：理论写作的积年之困（下）_风闻

编者按：本期推送的是美国学者Ivan Ermakoff发表于Sociological Theory的文章Shadow Plays: Theory’s Perennial Challenges的后半部分。作者在本文中，阐述了社会科学理论写作中，不加限制的观点和不明确的概念这两个问题的危害，并将这种情况比喻为“皮影戏”。本篇推文包括文章的第二部分（不加限定的观点）、第三部分（对复杂性的处理）和结论部分。编者对原文有删改。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44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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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理论只有在直面与其观点相关的经验主义者时才能站得住脚，这种理论与经验的面对面会增加理论分析的明确度。这意味着：1）让某个结果产生或形成的过程更加明晰，2）确认影响这个过程产生的可能性的因素。从这个视角来看，经验基础和分析的明确性二者对稳健的理论写作缺一不可。这两个要求共同组成了不断累积新知的“观点-概念”认知模型。

不加限定的观点

让我们来想一想下列论述：（1）“被统治者，也就是通过运用一套体现了客观规律的感知系统来评估他们位置和属性的价值的人，会倾向于将别人分配给他们的东西归于自己；” (Bourdieu [1979] 1984:471)（2）“在混乱的文化时期中，明确的意识形态会直接掌管人们的行为，但是对行为的结构性机会却会决定哪一个意识形态会在长期竞争中存活下来”(Swidler 1986:273)；（3）“行动者会选择最大化效用的行为”（Coleman 1990:14）;（4）“社会资本指人们之间的连接：社会网络以及从社会网络中生出的有关于互惠交换和可信性的社会规范。在这个意义下，社会资本与人们所说的‘公民道德’紧密相关”（Putnam 2000:19）。

对上述四个论述中的任何一个案例进行抽象化，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理论化的观点，而这个理论观点讨论了与一种状态（如在社会中被控制的地位、混乱的时期、个人理性和社会资本）和一个行为性和与行为相关的结果的关系（比如对行动的期待、意识形态性的行为、最优化选择和公民性）。更重要的是，上述四个论述都没有提到任何可以限制这些关系发生的可能性的因素。而这些理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把一种行为的地位抬高成为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线索。

1. 相反的和互斥的观点

这种论述的构成对于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有一些影响。首先，由于不考虑限制性的因素，不加限制性的观点会被相反的经验观察所攻击。

然而，其次，大量的案例却可以支持这些观点。作为这些相反的经验领域的结果，不加限制的观点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他们所收集的证据。结果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观点是真是假。在这些差异性的经验评估标准的评估下，不加限制的观点在不确定的观察面前会显得意向不明且难以影响。我们会被无结果且“不可被事实经验证伪的”观点所困。

最后，因为不加限制的观点想努力达到排他性，有关同一个被解释项的观点之间会发生冲突。回避现实中的限制性因素的解释会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限制他们论述的相关性。因此，这样的观点一定会其他关注同样问题并且不加限制的观点产生冲突：这些观点每次在互相面对的时候，都会向对方采用贬低的口吻。

不论是认识上的模糊性，即理论是对是错，还是理论上的对立性，都不会促进能解决模糊性和挑战性的场景的发生。当被检验的观点提供了更广的理论框架的中心点时，我们就会有更少的理由去期待对立者去为了讨论理论的分歧而互相接触说。相反，我们应该去期待对立者们各自为政并陷入冷战。

2. 对于过程的微观分析

我们应该如何抽身于这种理论困境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Gorman和Kmec(2009)的有关“玻璃天花板效应”的例子。在面对来自持相反态度的经验批评时，Gorman和Kmec认为问题来自相关研究在两个问题上缺乏关注：（1）男性与女性的候选人的评价偏见是怎么被引发的；（2）这些偏见被激发的“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Gorman and Kmec 2009:1429,1438-39）。范围条件这一概念描绘了组织性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劣势逐渐增加的模式得以发生的可能性的。

在Gorman和Kmec(2009)的尝试中，有一些点值得被注意。首先，Gorman和Kmec花了很大的力气对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过程（the “cogs and wheels”）进行了理论化（Hedström and Ylikoski 2010:50），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想去关注并进行检验的内容。第二，他们在理论化的努力中采取的视角是微观并且是分析性的。第三，一旦这些过程被清楚地定义之后，限制这些过程发生的可能性的因素也会在理论中有迹可循。通过对限制性因素的明确化，我们克服了观点之间互相对立的问题。

对复杂性的处理

上面的这些评论在多少程度上与Healy(2017)的对于“细节”的诘问相符合或是背道而驰呢？没错，就像Healy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拯救“细节”以及援引一个“维度”的假设下，想要把解释性的观点减弱到条理不清的情况的那些修辞性的？姿态只是在浪费时间。我们都曾面对过这种反对，大多数情况是在研讨会上，有时是在书评中，又或者是在期刊审稿人的意见中。同样正确的是，这些所谓“鉴赏家”的姿态毫无意义并且（本文以为）更重要的是主要用于贬低那些与他们口味不相符的论点。

话虽如此，我们应该认真检验细节的堆砌是否是“好理论”主要面临的挑战。让本文首先来提出一个假设：Healy(2017)判断为细节或者过度细节的许多文章实际上并没有掉入细节陷阱（颗粒度小的、概念延展和鉴赏者的凝视下的细节）。换句话说，对于细节这一概念的引用在语义上相对不那么明确，并且在对实际研究的影响上没有Healy假设的那么大。其中一个案例是Meyer和Minkoff(2004)的研究，他们的这篇文章在Healy的数据库中，本文也有在上文中提到“机会结构”的时候引用了。他们对于更加“细节化的理解”的引用伴随着他们对于不同种类的“机会”进行的系统化的拆解，这样的行为远非“主动地限制好的理论所依靠的抽象化的过程”（Healy 2017: 121）。

直到证据被发现是相反的时候，笔者才会说对于细节的要求在可以采取立场而不用对其解释的场景中是最明显的，而这些细节会减少对于抽象化的动力进而“限制让理论化成为一种有效用的行为的那些创造性的过程”（Healy 2017:119）。这些场景包括研讨会和学术会议的交流环节、匿名评审和书评，在这些场景中评论者们可以采取轻蔑的态度而不用被反对者所“管教”。同样不是出于巧合的是，当Healy(2017:119)论述这一有关实际存在的细节的观点时，他借用了他的言语交换的案例：“这个理论如何解决能动性、结构、文化、时间性、权力或者（一些其他的抽象名词）的问题呢？”

本文认为，社会理论的问题根源实际并不在于细节而是不确定的概念以及不加限定的观点，他们都避开了处于反驳性证据。无可辩驳的是，一些新的观点都由他们构成：从还没成型的概念和观点出发然后沉浸在不加修饰的理论中。不过他们与预备的步骤一样有用。最终，我们想让那些反驳性的证据起到他们完整的效果尽可能地确定下来基因过程然后明确限制这些过程发生的可能性的因素。问题在于，不明确的概念以及不加限定的观点除了非常有吸引力之外，这二者还经常携手并进。不用受限定性的因素束缚的观点给予了那些未经严格的事实经验检验过的概念可信度。反过来说，不明确的概念也可以让这些不加限定的观点的日子更好过，尤其是当这些概念被适当地对待的时候，他们可以让这些观点假装拥有因果性的力量。

像Healy的文章一样，本文可以被解读为一篇对于理论规范性的宣言。但是，本文对于理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解，这一理解基于一个很直观的关于观点应该如何被思考的构想：“对于理论的主要要求…是理论应该具有解释的效力。”(Goldthorpe 1996:481)。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是否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进行抽象…而在于抽象化的过程完成得是否适当”(Blossfeld and Prein 1998:9)。这意味着，当假设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对假设进行简化(Popper 1972:177; Sen, Last, and Quirk 1986:110)并且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明确限制性的条件。

结论

理论化是无法避免并且不可或缺的：无法避免是因为理解就暗含着在注意到模式和规律的意义上的“看”(Θεορειν)的能力，无可或缺则是因为我们通过把理解转述成有类别和陈述性的语言来对客观化这些理解。随着我们做这些的过程，不论我们建立对照和等价或是把他们归入分析性的建构中，我们都在进行抽象化以及简化。我们通过选择不同的维度与观察来进行抽象化，然后通过让他们在分析上普遍来进行简化。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结果。首先，实际问题并不是在我们进行理论化的时候要不要简化，也不是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抽象化。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稳健的理解甚至是促进知识的进步，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我们的抽象化是正确的。其次，没有实践理论的“唯一”道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论化的方式。这些理论化的行为，比如选择一个类别或是依靠一个附属性的假设，经常是不被人们注意的。然而，这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行为会奠定研究的基调，一旦他们是有问题的，整个研究也随时不能幸免于难。

一个明显的立场也因此成为任何解释性框架的基本因素（概念和观点）。概念可以起到确认对象和筛选对象的作用，我们因而不能在理论中缺少概念。而观点可以为论据提供支撑，他们为解释性的战斗提供粮草。然而，概念和观点都可以在我们期待他们起到的作用上偷工减料。在他们所指代的事实经验上不加以明确的概念会降低研究的严谨性，而不加限制、走向普遍性的观点只会为旋转木马式的学术交流埋藏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