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的共有宝藏——迈进更深刻的环境正义史_风闻

作者：郑安珩

“景观将经济和社会上的各种不公隐藏于其壮美之下。”

“我想，环境正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挑拨离间的东西，只留下受害者和犯罪者。”

“我坚信，一段时间跨度更大的环境正义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消极和虚无——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帮助。我们应该用更明确的社会生态学术语去准确表达自己的需求。”

推荐语

本篇讲座由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硕士闵冠推荐

几年前，著名记者柴静对中科院院士丁仲礼围绕哥本哈根会议的世界碳排放问题进行了采访，那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探讨和争论：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是否正义？

实现发展带来的碳排放量增加，是否正义？

发达国家对全球碳排放量进行限制，是否正义？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环境正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好回答，但是当你回头看看现状，当发达国家今天试图推动全球碳排放量降低从而改善地球环境时，现实情况正如艾伦在讲座中介绍的那样：越是发达、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越是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越是贫穷、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反而越多地承受着全球变暖带来的恶果。

正义二字从来不像它听起来得那么斩钉截铁。对正义的界定基于立场和诉求、利益关系和价值判断。站在规则制定者和话语权掌握者的角度，你会有一种答案；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你会有另一种答案。环境主义正如诸多其他公平问题一样，它不是人与地球或者其他客体的矛盾，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像丁仲礼在柴静的采访中所说，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需要拯救的是自己。

虽然正义牵扯到的权力纠葛往往非常复杂，说服一方去放弃自身利益也极为困难，但这不意味着环境正义问题不值得研究和追求。弱势者应该去了解，历史中有过无数个时刻，人们自发凝聚成了集体，为自己争夺到了应有的权益。统治者也应该去了解，统治并不应该是剥削和压榨，而可以是责任和发展。追求环境正义，意味着追求更长远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理解环境正义对于设计师而言有着更深刻的意义——一方面，设计师作为居住环境的设计者，可以直接影响土地和空间的使用方式。更重要的是，设计师应该学会通过环境正义的视角去剖析每个项目和土地背后的潜在权力博弈和利益冲突，从而提前意识到自己的设计提案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回归到讲座本身，不同于其他诸多环境正义研究把20世纪后期视作环境正义史的起点，主讲人艾伦·萨克斯从17世纪讲起，展示了欧美历史上环境权利讨论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除了明确反对环境歧视以外，我们可能会需要追问：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环境正义包含着什么？有哪些被忽视的共识？对历史更深刻的理解，又将如何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主持人介绍

Anita Berrizbeitia，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系教授及系主任

· 环境正义与景观的千丝万缕 ·

欢迎各位。我看到不少远道而来的嘉宾。艾伦，你一定是个大红人。

我是安妮塔·贝里兹贝提亚，哈佛景观建筑系主任。很高兴向你们介绍艾伦·萨克斯。他是康奈尔大学美国研究与历史学教授，今晚他将和我们谈谈环境正义的历史。

**“环境正义”**这个议题，自19世纪末成立以来，便一直代表着美国景观设计的核心价值。可以说，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先是一名环境正义的倡导者，然后才是一名景观建筑师。也许正因如此，他在景观设计中找到了最能实现个人主张的一方天地。与他同时代的景观建筑设计师中，很大一批人殚精竭虑，为的就是见证景观法律保护条文的生效，那种干劲堪比他们做设计项目时的样子。

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反思经济、环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近的一个著名成果是凯特·奥夫（Kate Orff）和理查德·米斯拉赫（Richard Misrach）合力完成的名为《石化美国（Petrochemical America）》（图1、图2）的摄影与地图分析作品。这个作品围绕环境污染，以及一处受到环境污染而被谑称为“癌症巷（Cancer Alley）”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展开。

*注：“癌症巷”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密西西比河沿岸一处介于巴吞鲁日和新奥尔良之间的社区，当地有着大量工厂，被称为“石化走廊”。该地区曾因工业毒物的排放引发大量癌症病例被谑称为“癌症巷”。

图1、图2-《石化美国》中关于癌症巷的地图分析

尽管景观学科怀着良好的愿景出发，时至今日，我们仍在面临各种矛盾困窘。正如地理学家唐·米切尔（Don Mitchell）写道：“景观将经济和社会上的各种不公隐藏于其壮美之下。”

意识到自己必须揭露阴暗面的同时，我对尚未解决的景观课题同样感兴趣。这种矛盾心理对我们的工作可能有所帮助——它促使我们创新，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探索，并寻求与自然界更好的关系。

· 关于艾伦·萨克斯 ·

因此，我们寻求历史学家的帮助，尤其是我们的艾伦·萨克斯。他的工作探讨过这些难题：在哈佛大学时代，艾伦撰写了有关克拉伦斯·金*（图3）和美国西部边疆大调查的论文，并获得历史和文学学士学位。

*注：Clarence King，19世纪美国的地质学家、登山家及作家。曾于1879年至1881年担任美国地质调查局首任主任。

图3-克拉伦斯·金

此后，他继续在耶鲁大学攻读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并写了一篇关于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论文。他的第一本书《洪堡寒流：19世纪的探索与美国环境主义的根源》*（图4），论述了这位著名的探险家、科学家、废奴主义者及自然和谐倡导者——洪堡的复杂性。

* 注：这本书获得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奖的荣誉奖。 （该奖项颁发给获奖者首次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的学术著作。）并被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授予“关于美国历史最出色的处女作”之美誉。

图4-《洪堡寒流：19世纪的探索与美国环境主义的根源》

Humboldt Current: Nineteenth-Century Exploration and the Root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时至今日，洪堡开创的物种垂直分布格局（that correlate elevation with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spatial pattern）等相关知识仍是景观学科的重要概念。同时，洪堡也怀揣远见，主张统一自然秩序，反对奴隶经济和殖民主义。他也曾肩负皇室授意，调查绘制矿藏地图，以支持采矿业的发展。

接下来，艾伦不仅会为我们描述洪堡与美国环境观碰撞之下涌现的各种思潮，还会揭示浪漫主义自然观与功利主义自然观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些思潮影响了美国19世纪的大部分文化。而萨克斯2013年的第二本书《阿卡迪亚式美国：环境传统的生与死》*（图5），则开始从探索遥远疆域转向关注本土生息。书中重游美国景观史上三大纪念性场所：奥本山公墓（Mount Auburn Cemetery）、沉睡谷（Sleepy Hollow）和美洲土著墓地。

* 注：该书曾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提名。

图5-《阿卡迪亚式美国：环境传统的生与死》

Arcadian America: The Death and Life of an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这两本书都描绘出景观参与环境正义的两极规模：从全球到国家，从科学到个人。除了洪堡之外，艾伦还在书中提到如下人物：

景观设计师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霍勒斯·克利夫兰（Horace Cleveland），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风景画家弗雷德里克·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阿尔贝特·比尔史伯特（Albert Bierstadt），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阿萨·格雷（Asa Grey）等等使环境正义领域发展壮大起来的一系列重要人物。

目前，艾伦正在研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绿色城市主义（green urbanism），以及今晚我们将要展开进一步讨论的议题：环境正义史。

艾伦的著作针对环境与景观两者的交集。无论是抒情派还是幽默派的作家，在他笔下都展现出了对设计更深的理解。很高兴你与我们同在。那么有请大家一起欢迎佛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专题讲座的演讲者：艾伦·萨克斯。

演讲正文

Aaron Sacks

安妮塔，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和邀请，我倍感荣幸。当然也要感谢肯·斯图尔特（Ken Stewart）、佩吉·约翰逊（Paige Johnson）和阿莱娜·费尔南德斯（Alaina Fernandes），也感谢在座各位来到“暴风雨前的宁静”下。真的很荣幸能进行这场专题讲座*。

*注：Olmsted Lecture是gsd景观系主办的系列讲座，以Olmsted命名。一般是学术性最强、主讲人名气最大的讲座。

我也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我在牛顿*长大，距离哈佛大学只有数英里。我一直喜欢回到波士顿地区去，那儿就是我的家；我也非常感谢红袜队**最终签下了JD-马丁内斯***，去年队伍的成绩太不尽人意了。

* 注：Newton—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郊区城市，距波士顿有数英里。

** 注：the Red Sox—美国的一个职业棒球队。

*** 注：JD Martinez—职业棒球手，于2018年签约成为波士顿红袜队旗下球员。

1. 环境运动是“拯救地球”，还是“拯救人类”？

我承认，我发表演讲时喜欢以梭罗作为开场白。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他在阅读中寻找的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perpetual suggestions and provocations）”。他还曾于一周内分别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写道“好书是一本能使读者撼动现有制度的书（a good book is one that makes its readers dangerous to existing institutions）”——你们应该明白。

这就把我带到了这次演讲的起点：我轿车的照片（图6）。这辆车是我母亲所赠，现在它已有了纽约车牌（你可以从那张贴纸上看到我的信仰*）。这是一辆普锐斯（Prius）汽车——我觉得这辆车非常有趣，它已经彻底成为美国环境主义一个象征。

* 注，即红袜队Boston Red Sox

我相信在座很多有私家车的人，如果开的是普锐斯汽车，都会喜欢它的里程数。我也喜欢它的操控方式：只需要单手操控方向盘，另一只手可以随意放松。

图6-艾伦·萨克斯的普锐斯汽车

接下来，我想让你了解普锐斯一款即将推出的新车型。

“New Prius Helps Environment By Killing Its Owner”）

视频原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XEddCLW3SM

字幕：当下，许多汽车制造商都在致力生产新能源汽车。而丰田汽车公司（TOYOTA）宣称，最新款的普锐斯是有史以来最环保的汽车.

其环保的秘诀在于：干掉司机！丰田称这款汽车为“普锐斯方案”（Prius Solution）。

司机进入“普锐斯方案”后，车门会自动锁上，安全带将他固定在适当位置。然后便是“普锐斯方案” 的革命性技术 “生态透骨钉”（eco-spike）秀操作的时候了：它将刺穿司机的心脏和肺部。

有关的广告标榜，这是唯一一款保证将司机的碳足迹减少到0的汽车，普锐斯家族中最绿色环保的新成员：“普锐斯方案”。当你挂掉，你自然不会再污染世界。超过1000名美国环保主义者已经预订了“普锐斯方案”。

MATT POWERS:如果你真的关心地球，那么，“普锐斯方案”，你值得拥有。一辆不能杀死你的车还有啥用？不过，这款车也确实收到过差评。

有人抱怨，丰田没有用可再生材料来制作“生态透骨钉”，这也太不负责了。但丰田将成本都押在可定制功能上，比如“全家福”（the family Solution）和“绿色加德纳” （the Green Gardner）。前者一次最多可以团灭6人，后者将司机的尸体转化成一种有机肥料为“普锐斯方案”供能。

本周五的丰田年度绿色汽车大会上，媒体记者们有机会对“普锐斯方案”进行实体测评。我们将从大会宾客名单上抽取这名锦鲤。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史葛麦凯。

好的。我正在筹备另一个名为“气候变化的喜剧时刻”的讲座——别担心，今晚我们不讲这个，我保证今晚会讲环境正义。

我认为，环境运动就像这条视频那样，一直有点反人类。正如环保主义者笃信：人类这个物种就是“消耗”和“破坏”的代名词；为了拯救地球，用类似“普锐斯方案”的手段去杜绝破坏行为是合乎逻辑的，总比只说不做要好。——我的朋友兼同事珍妮·普莱斯（Jenny Price）正在写一本名为《停止拯救地球》的书，出版之后推荐大家阅读。

我觉得有点奇怪，许多人仍然在意地球的抽象概念。还记得学生时代学的三种基本元叙事吗？*包括人与人……呃，我为性别歧视的语言感到抱歉**，但我们都是这样学过来的——人与人的对抗（man-versus-man），人与自己的对抗（man-versus-himself），人与自然的对抗（man-versus-nature）。好吧，似乎环保主义者只学会了后两种元叙事语言。那人与人的对抗又是怎样的呢？

* 注：meta narrative—即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和统一性。经常用于文艺理论批评，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首次提出。

** 注：指“man”在英语中既代表“人”，也意为“男人”。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统治总是自然的统治与交织并行。那么就会问到，环境退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怎样的？但不论如何提问，我们真的是在谈论如何“拯救人类”，而不是“拯救地球”？当谈起“拯救人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更居于弱势。居于弱势既不是他们自身的错，也不是天命的错，而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轨迹的原罪——这两种主义都将某些群体视作牺牲品。

2. “正义”永存

换言之，如果我们想进行一场有意义的运动，我认为我们需要将“正义”的概念同环境主义联系起来。当下的环境正义运动中开展得最好的也许就是气候正义（climate-justice）运动了——至少，它让我看到了希望。

问题又来了，什么是气候正义？我并不是嘲讽，也不是瞎批评“占领运动”* 的人，指责他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类的。从一开始我就清楚，他们是想把经济不平等的议题重新带到公众视野中去。他们也做得相当成功，因而伯尼·桑德斯**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上半年选期中势头强劲。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那么他大有机会获选胜出。

* 注：Occupy movement—是2011年9月起在国际上出现的反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抗议运动。

** 注：Bernie Sanders—美国国会无党派独立议员，曾于2016年参与美国总统选举。

图7—“气候正义”运动之一：2009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约200人集会游行示威，以抗议雪佛龙公司里士满炼油厂的改造扩建活动。

回到问题上来，什么是 “气候正义” ？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它关乎到几个世纪以来，“正义”是被如何定义的。我们可以先反向认识，什么是“气候不正义（climate injustice）”：越是发达、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越是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越是贫穷、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反而越多地承受着全球变暖带来的恶果。

可以看看生活在旱地环境中的20亿人。他们的传统农耕技术已经大不如前；我们还可以看看成千上万的难民。愈发增长的高频高强风暴，以及由此造成的风灾和洪灾，使他们不得不从海岸、岛屿和三角洲地区逃离；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全球在高楼大厦、精品能源、运输系统以及大规模生产作业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极度消耗化石燃料，个中的道德问题显而易见；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最直接的方法是停止向大气中排放碳。但这对目前正遭受气候变化之苦的人们而言，没有任何作用。这是关于 “改变它，还是适应它” 的老生常谈。

国际社会开始就环境气候的人权以及国家责任问题展开对话。但这场讨论仍路漫漫其修远兮。学者和活动家们正从你能想象到的每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关环境正义和气候正义的法律研究、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伦理学、政治理论以及相关出版物在过去10年内的时间呈指数式增长。而我，只是希望通过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来做出个人的小小贡献。

图8—纽约“人民气候游行”宣传图

3. 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环境正义”

其一 历史的意义和疑问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认为历史思维有一定优势。历史分析带来的重要启示是：一切变化皆偶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有了希望。历史比气候学之类的东西更符合伦理价值，因为历史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预测未来的模型。

然而，历史也令人绝望，它使我们直面人类持续不断对同胞犯下的恐怖罪恶。但它也可以产生深刻的联系。环境历史发生的种种事例使我们意识到，社会在不同的环境，尤其是不同能源体制下都能够生存繁荣。最终，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对 “我们从哪里来” 以及 “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这些问题产生共鸣。

我父母都是御宅，不怎么带我和妹妹出去玩。但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有一次父母带我去了美术馆。这是我当时看到的画（图9）。我父亲是一位法语教授，他跟我解释，这幅画是在发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

* 注：高更名作—《“ D’où venons-nous ? Que sommes-nous ? Où allons-nous ?”》

图9—保罗·高更，1897，《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

当然，气候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历史相对较短。在最近几十年内，这两个运动都蕴藏着惊人潜力，行动具有团结性和建设性。但这两个运动又面临重重阻挠。比如内部分歧，尤其是邻避主义（nimbyism）和泛消极的指控，以及对 “我们是什么” 以及 “我们在做什么” 等问题含糊不清。

我相信你们应该听过缩写词“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家的后院”。为了把词凑和得更好听些，“Backyard”被拆分为两个词“Back Yard”。“nimbyism”——邻避主义，已经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最近，又有另一个兴起的缩写词“banana”。你们可能没听说过，它的意思是“banana”——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thing——绝不在任何地方附近建造任何东西。

环境正义确实有部分问题源自环境和社会间的问题错综复杂，但也有另一部分源于我们对环境正义思考的历史。

理论上说，环境正义是平衡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的根本目标。利益指清新空气、干净的水、绿色土壤等等，而负担则指各种污染、气候不稳定、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生态系统贫瘠等等。

环境正义运动一直根据实际情况变得具体化——大家团结起来，抗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造焚化炉；或者起诉某家化学公司，控告他们对担负不起高价住房的工薪阶层造成危害。

大约从2010年开始，获得公众关注的环境正义运动，多数遵循电影《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图10）的故事情节。故事梗概如下：电影中有个癌症高发区，其中的公用事业公司和太平洋瓦电公司（Pacific Gas & Electric）一直为附近居民提供医疗费用津贴。然而这么做只是为了隐瞒公司排放六价铬*的事实。故事的最后，居民成功维权，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饰演的主角，也凭借自身努力，从一贫如洗到坐拥百万。立法者甚至对环境中铬含量限值作出微小调整。电影撰写了一个好结局。

*注： 六价铬是一种防腐蚀化学品，应用于天然气压缩机站的冷却塔中。

其二 目前的环境正义历史发展轴——从阿夫顿事件到全球气候变化

绝大部分学术研究也遵循《永不妥协》的情节。但电影和学术研究唯一的不同点是，电影是好莱坞，角色都是白人，而学术研究几乎都围绕有色人种社区展开。

图10—《永不妥协》描述了一个没有法律背景的单身母亲，历尽艰辛，以永不妥协的勇气和毅力打赢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民事赔偿案。

大多数学者都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追溯至1982年9月的北卡罗来纳州阿夫顿社区事件，因此环境正义最初也被定义为“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为了倾倒2.9万公吨被多氯联苯（PCB）污染的土壤，北卡罗来纳州向美国环保局（EPA）申请了许可。而多氯联苯正是1978年 “爱河事件（Love Canal）” 中臭名昭著的导火索。

阿夫顿社区的非裔美国人占比84%，年收入中位数为6984美元。社区地下水位仅距地表约10至15英尺，而且镇上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从水井取水。按环保局规定，地表和地下水位之间必须有50英尺深的缓冲区，当地明显不允许倾倒受污染土壤。饶是如此，环保局还是批准了这项许可——记住，那是在里根时代。（我这篇演讲稿中打了个批注“不要大骂”，因为我不敢相信现在的人们会如此怀念里根时代。）

阿夫顿事件中，有500名示威者被捕。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周边农村的白人男性农民、因爱河事件而变得激进的白人女性环保主义者、来自阿夫顿社区忧心忡忡的黑人母亲，以及镇上一些杰出的非裔美国人。

照片中站在前面的人是本杰明·查维斯（Benjamin Chavis Jr.）（图11）牧师，他后来成为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的执行董事。NAACP既是一个大有前途的环境类联盟，也是社会公平和公民权益类联盟。北卡罗莱纳州的土壤状况已经是共识。但不利的是，主流环境组织没有提供任何援助——这也早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在都关心别的事情。

图11—1982年，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区的居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多氟联苯废物填埋厂。这次抗议在当地产生强烈反响，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抗议。这也是美国人首次聚焦有色人种和贫困人口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照片中央的人即为本杰明·查维斯。

最后，北卡罗莱纳州还是成功建造了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美国主流环境组织仍无暇顾及环境正义。但阿夫顿的这场起义足以成为振奋人心的里程碑，它意味着大量的活动家们将会团结一致，挑战现有的社会和生态统治结构。

环境正义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活动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形成，学术成果奔流涌现；基层民众及组织要求有毒物质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化，并要求自身拥有更多环境决策权。

同时，学者们也证明，全球最弱势的群体往往是有色人种中的穷人。他们呼吸着最浑浊的空气，饮用着最肮脏的水，基本上被视如草芥——这又是一个道德指向清晰的问题，其指向的清晰度远超于20世纪晚期中出现的，诸如斑点猫头鹰和筑水坝等重大环境问题。

1993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在世界观察研究所* 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比尔·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和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就任总统的同一周。对环境正义热情勃勃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

* 注：World Watch Institute，一个独立的研究组织，它以事实为基础对重大全球性问题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被世界领袖们所公认。该研究所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气候与能源、食品与农业和绿色经济。

1991年，第一届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召开，会议制定了17项环境正义核心原则。如你所料，其中不仅包括可持续性和反种族主义（Anti-racism），还包括公共卫生、人权、反军国主义、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以及政治参与。

至1994年，克林顿总统颁布了一项专门针对环境正义的政令，目的是防止在无抗争能力的弱势社区中建造危险废物处理设施。这是一项明确的政策。当时，我们在内的许多人都受到这项政令的鼓舞，并一度认为它可以刺激制造商另觅蹊径，尝试从源头开始生产低毒材料。然而遗憾的是，与此同时，克林顿也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公司寻找捷径，便于他们将肮脏的业务转移向别国。

至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气候变化开始成为环境领域的中心话题。在全球危机和末世厄运的宏大话题面前，环境正义相形见绌。因此，环境正义也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

在世界观察研究所任职的时候，我曾于投身环境正义的潮流之中，出版了这篇论文*（图12）。几个星期前，我又把它拿出来读了一遍。当我回忆起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印刷这些小册子，并把它们派发给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教授和学生时，我依然十分感动。只是如今通过互联网阅读，感觉大不相同。但我坚守我在那篇论文中所做的努力，即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界定环境问题，通过各种规模审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之间的交集。

* 注：指《ECO-Justice：Linking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例如，从个人开始，那些因环境活动而被剥夺基本人权的个人；到社区，当地一些受空气污染而哮喘高发的社区；再到国家，一些为跨境污染问题和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所困扰的国家；最后是像联合国（UN）的国际组织，既寻求环境基本权，也寻求为捍卫环境而集会发声的正当权益。

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还不是一名历史学工作者；自从成为历史学工作者以来，我一直在回想这篇论文，反思自己。我不想只围绕近数十年来的成果做文章，而希望追溯更久远的环境正义史来支持我当初的观点。我坚信，一段更为悠长的环境正义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消极和虚无，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帮助。我们应该用更明确的社会生态学术语去准确表达自己的需求。

图12—《生态正义：人权与环境的联系》

其三 更悠长的环境正义历史发展轴——从爱河事件到“掘地派”

最近有些人热衷科幻小说，寄望通过大开脑洞来设想更好的社会生态模式。而我则热衷回顾过去。我认为过去的可能性是无尽的，即使回到1978年的 “爱河事件” 也大有收获。洛伊丝·吉布斯（Lois Gibbs）（图13）是爱河事件中最著名的活动家。

图13—洛伊丝·吉布斯，曾被称为“超级基金之母”

爱河事件使我们跨越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界限。各种丑闻爆出后，类似先天性畸形的健康问题，仍然常被当做家务事和个人隐私看待，而且经常被贴上“女性化”标签。所以，当女性抗议游行，坚称政府和化学公司高层的男性——当时这些席位全是男性——需要承担责任时，抗议请愿会更有力。让男性承担责任也是当下热点， 对吧。

我们再扩大版图，可以发现性别问题也存在于1973年的印度北部的抱树运动（the Chipko Movement）（图14）中。那里的妇女通过环抱大树来制止政府资助森林砍伐运动——森林砍伐往往导致洪水、淤塞和当地燃料短缺。妇女通常从事挑水和收集燃材的劳动。抱树运动为我们把劳工问题纳入环境正义提供了启示。以下两位——凯撒·查维斯（Cesare Chavez）和多洛雷斯·韦尔塔（Dolores Huerta）（图15），也是这么做的。

往前回顾1965年的加州，当时查维斯和韦尔塔领导美国农场工人* 抵制葡萄种植者。那些园主坚持使用大部分是明令禁止的杀虫剂，它们多会威胁到周边生态系统及采摘者自身的健康。

* 注：United Farm Worker—查维斯和多洛雷斯共同创立的工会，前身为国家农场工人协会，后改称为美国农场工人。

所以我认为诸如劳资谈判等等的劳工权利，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对环境正义至关重要。在60年代中期，有个社会理论家把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归纳并谈。那就是默里·布金（Murray Bookchin）（图16）。如果你没有读过默里·布金的书，我极力推荐。他是一个住在佛蒙特州的知识分子。比起无党派的桑德斯，布金要激进得多。

图14—1974年，抱树运动，妇女们通过环抱大树来表达抗议政府资助森林砍伐运动的意愿

图15—凯撒·查维斯和多洛雷斯·韦尔塔，美国农场工人组织的创始人。

图16—默里·布金

1965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生态与革命思想》的文章，其中写道：“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失衡是由他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失衡造成的。”对于布金来说，这始于父权制的古老家庭结构。性别一直是布金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核心，我认为这“社会生态学”也是“环境正义”的同义词。我喜欢用“环境正义”，是因为“正义”这个词所带来的共鸣。

布金是社会和环境交织的话题中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的最终愿景是一个高度参与的社会，一个建立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公众参与、性别和种族平等以及资源共享等原则上的去中心化的人类社会。

这种思维方式将布金与1965年代同期的许多知识分子联系起来，他们被视作环境正义长期历史的一部分。比如社会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芒福德的导师帕特瑞克·盖地斯爵士（Patrik Geddes）、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勒斯（Lis e Reclus）、提倡单一地价税的美国理论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或是安妮塔刚提到的，我个人最喜欢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他的作品把我们带回19世纪初。

一开始构思这场演讲时，我想先从洪堡讲起，讲述他如何成为一名环境正义的思想家，再进一步回顾他如何受到早期关于土地财产和分配正义理论的影响。为此我开始阅读卢梭（Rousseau）、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约翰·洛克（John Locke）、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等人的作品。你可以从十分有趣的语境下领会这些以环境正义为背景的作品。

我打算围绕这些话题写一部短篇，现在纠结的是如何铺陈这些章节（图17）。欢迎你们在问答环节对此展开讨论。但我现在还不想把这个话题过于细化，因为在过去的几周里，我沉迷于一个追溯至17世纪的环境正义典范史实。

图17—萨克斯新短篇的大纲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不太知名的英国思想家，名叫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几个世纪间，他几乎被历史所遗忘。但在20世纪后期，他的著作又被重新发掘。我们可以将他的著作追谥为英国内战时期（1649-1650年）发表的一系列环境正义宣言。用当下的方式去描述，应该是“维护贫苦大众享有公共用地使用权的义愤之争”。

温斯坦利称得上是小册子写手。这是其中的一本（图18）。仅从封面文字你们便可以看出他的想法。1649年4月初，温斯坦利和其余二十多人在泰晤士河畔沃尔顿的圣乔治山上开始挖掘和种植。这片地方被认为是一块公共的荒地，既无人所属也无人种植。渐渐地，穷人们开始在那里伐木或放牧。温斯坦利及其领导的“掘地派”（Diggers）希望巩固甚至扩大“平民派”（Commoners）的权利。这一点符合英国内战的民主化倾向。“平民派”这个词也很有意思，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它是指普通人，不包括贵族或神职人员，而是平民阶级的一个普通人。

图18—《一份来自英国被压迫穷苦人民的宣言》，A DECLARATION FROM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OF ENGLAND，1649

但我认为应该将 “平民派”理解为“拥有公共土地使用权的人”。掘地派是一个实验性团体，他们焚烧荒野，翻犁泥土，种下玉米、豆子、防风草和胡萝卜，宣称他们的意图是“将我们额上划过的汗水和面包一并吞咽下去”。掘地派还邀请全国各地的穷人加入他们的行列，鼓励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征得土地使用权，而且要拒绝为庄园主们出卖劳动力。

同年5月，议会宣布英格兰王国不复存在，国家正式成为共和国。这就是英国第二次内战。“英联邦”（commonwealth）意味着君主制已被废除，查理一世也送上了断头台，一个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的新时代已然开始。但“英联邦”这个词也与先前的含义产生共鸣。在16世纪，庄园主们发起圈地运动，将越来越多的公共土地据为己有，引发了穷人们的反抗运动。

穷人们自称**“英联邦人”**（commonwealth man），强调富人帮助穷人的责任，打击逐利化趋势的苗头。庄园主们已经失去了部分军事力量，转而寻找更多的经济力量。

我们可以将16世纪的英联邦人想象成是在策谋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Utopia）》中表达的部分思想如出一辙：在乌托邦小岛上，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工作，没有无所事事的地主——因为不允许财产私有。其实在贵族开始圈地运动之前，英国不存在私有财产。

温斯坦利很快意识到 “英联邦”这个词的古老含义，他认为要彰显共和国的地位，新英国必须统治富人，并确保所有平民都能自由进入下议院。他指出，穷人为推翻君主制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缴纳兵役税。国会议员确实也承诺给予穷人新的自由。

温斯坦利写道：

“让我们在山上挖掘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正义之上工作，为地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宝库奠定基础。

凡生于世上，不论贫富，都可以被大地母亲哺育。但大地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生而为人，大家一起工作、一同吃食，并不存在谁主宰谁，在诞生的那一刻彼此已是平等。

如此，造物主会为自己创造的作品感到自豪，每个人都不因财富、地位而尊重他人，而是同等地爱着造物主的一切作品，除了贪婪的蛇以外，什么也不憎恶。”

他又写道：

“让我们在山上挖掘吧，并使用用益权（usufruct）* ……用益权表明，所有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权；用益权也表明，私有财产是一种诅咒，因为那些地主是通过镇压、谋杀或盗窃来买卖土地。”

* 注：usufruct—这个词在英语中出现的时间和“英联邦”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

他还写道：

“让我们在山上挖掘吧，因为在万物伊始之时，伟大的创造者已经保护兽类、鸟类、鱼类和人类，让地球成为一个共同的宝库。

领主们统治兽类、鸟类、鱼类，是因为其他人将支配的权利交给了他们。

但万物伊始之时，并没有说到某一类人应该统治另一类人。……庄园主们，放弃圈地，让我们和平地挖掘吧。

我们告诉过你们，我们不反对任何依赖法官和法律的统治，但也不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府。

因为我们的土地是共有的，地球上的牲畜、谷粮和水果也是共有的，是让我们及子孙永续生存的事物。

不必通过相互买卖，因而也不存在买卖带来的欺骗——我们不能相互逮捕。”

——记得“人与人的对抗”吗？“人与人的对抗”才是真正的问题。

好吧，我可以没完没了地引用温斯坦利的话，直到天荒地老。不过你明白个中意思就好了。当然，你会预料到这些“掘地派”没能坚持多久。其实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团体。但不论是哪个团体，都遭到当地庄园主的严厉打击。因为使用公有土地的种植者对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直接威胁，庄园主视他们为叛乱分子，发动军队展开猛攻，并放火烧了他们的庄稼和棚屋，几个月之内就把他们驱逐殆尽。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美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殖民者逐步蚕食原住民管理的公有土地。遗憾的是，17世纪美洲的原住民并没有留下多少历史文件。

图19—掘地派，1649

但是，基于对美国原住民的土地管理体系以及文化信仰体系的了解，我们可以注意到，不论如何，大部分原住民群体与温斯坦利的愿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原住民群体，并不生活在荒野中。在集体所有制下，所有人遵守谨慎、公平、可持续使用的道德原则。

当然，温斯坦利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温斯坦利素来支持普遍的平均主义，但他提出这个主义的基础是面对同质化的白人基督教群体。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会将平均主义应用于有色人种——那些被他同胞奴役的黑人和被他同胞驱逐的美洲原住民。

我认为默里·布金肯定会赞成温斯坦利的无政府主义。然而，这种地方自治主义在大多数现代人看来既浪漫又天真。不得不承认，回顾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前的时期对我很有帮助。在二者体系成熟之后，很多人认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所有人都只根据自身利益出发，以进行统治、积累或贪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特别指出，公地悲剧* 已不再绝对悲剧。但许多环保主义者仍然认为无法保护任何一寸公地，因为每个人天生都倾向消费和破坏。

* 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之所以是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于我而言，温斯坦利代表了某个时刻。在那时，人们可以号召个人凝聚成集体，号召个人利益凝聚成集体利益；仍然可以高谈阔论在地球上维持生计的普遍权利。温斯坦利经常在这种语境下使用“维持生计”这个词。对我来说，思考“温斯坦利为什么信奉人类统治自然”更为重要。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遣词，一些环保主义者仍然指责犹太-基督教强调征服地球的传统。

在温斯坦利的著作中，“统治”并不意味着剥削，而意味着责任。是的，我们依靠地球上的资源生存。但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些资源，并与每个人平等共享，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统治的权利。温斯坦利的“公地”概念事实上与人类的共同愿景息息相关。

我想，环境正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挑拨离间的东西，只留下受害者和犯罪者。即便是最理想主义的活动家们也会因此义无比愤慨。这种愤慨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在过去400年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蓬勃发展一直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既要改正旧的错误，也要尽可能全面向前推进，重要的是要找到方法。就像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的结尾。

其四 环境正义的景观实践——公共用地案例二则

那么，温斯坦尔和他的遗产，2018年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又意味着什么呢？

公共性的抽象化很重要。特别是现在身处设计学院里，我想停下来，好好感受这片可能作为环境正义运动的空间。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共用地来做实事，以发挥团体作用，为公共资源同忧共喜。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用地之于环境正义，就如“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 运动之于经济不平等一样重要。

* 延伸阅读：《忧虑的异托邦 | 你不曾看到的社会空间真相》

对于设计学院的听众而言，这些想法也许太过时了。但是，带着关于公共用地的新出发点去重新设计我们的城市，不也大有裨益吗？

我举两个我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通过叙述我们对公共事物方面的经历，我们能逐渐将公共利益置于更高的文化价值层面上去。当然，人们会提到奥姆斯特德。

比起奥，我更喜欢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名叫霍瑞斯·克利夫兰（Horace Cleveland）的景观设计师——安妮塔刚才有提到他。内战结束后，他西迁到芝加哥，然后相继搬迁至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成为了当地城市公园系统的主要规划师（图20）。

图20—1890年代的卡尔霍恩湖，由克利夫兰设计，属于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公园系统的一部分

如果曾经住在那里，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真正的公园网络。即便到了冬天，绿地依然得到很好的利用，湖泊变成了滑冰运动员和曲棍球运动员的溜冰场。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克利夫兰一直不懈地强调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

当时，我正坐在圣保罗档案馆里研究这个案例，突然想起了家乡牛顿一处叫水晶湖的地方。那是一处可爱的地方。我带着我的孩子到过那里，感觉很棒。但只有小部分区域向公众开放，绝大部分区域都是私人住宅，那部分由城市管理，在夏季开放几个礼拜，每天开放几小时。不然，你就要得足够幸运，成为这些房子的主人。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设计中，克利夫兰认为房子要远离道路，绕湖而建。城市不得不“挤出陆路和河流之间的每一寸土地供民众使用”。很明显，整个湖和岸线都被划分为公共场所，任何到达这片社区的市民都自如享用。

另一个例子是我最喜欢的20世纪城市规划师，刘易斯·芒福德。他写了一篇关于皇后区森尼赛德花园（Sunnyside Gardens）的文章，他于1925年迁居的地方。芒福德把森尼赛德描述为空间私有化的对立面。在他看来，私有化引起新的孤立、异化、冷漠。

如果你对森尼赛德花园感兴趣，也喜欢看小说，我推荐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的一部优秀的作品《异见花园（Dissident Gardens）》。这本书以为森尼赛德花园为原型，五年前刚出版。而森尼赛德花园正是由芒福德的朋友，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和亨利·赖特（Henry Wright）设计（图21）的。

图21—1924年，亨利·赖特在森尼赛德花园设计的第一个“单元”方案

设计思路是：市中心有很多朝向中心绿地的住宅，孩子们可以在中心绿地玩耍，大人们可以在花园里漫步、种植蔬菜花卉。整个平面图设计是为了反抗中产阶级家庭疏离化的郊区模式，以持续促进公共生活的交流性。

正如芒福德所说，“当居住场所在建筑学中被理解为具有可见联系的社会单位，有足够的地方会议室来举办集体活动，就像在森尼赛德花园那样，通过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和建立公共责任意识，具备稳定的政治生活。这样的住宅区将有巨大的发展机会。对，就是有效的集体行动和公共责任意识。”但愿如此。

结语

“为了改变一切，我们需要每一个人。”

我们甚至可以把气候作为一种“终极的公共领域”来加以负责。我们能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良好的气候。当然，每一份权利都伴随着责任和义务。为确保公地的保护，人人有责任参与管理。

无论是改变还是适应，都需要系统性的改变，反过来说，也需要牺牲。在2014年的纽约人民气候大游行的一个关键口号是**“为了改变一切，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你从稳定的气候中获益越多，你背负的就越多。我恳切盼望各位能向那些遭受气候影响的人们提供直接的援助。否则，我们都只能提供 “普锐斯方案” 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