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能靠招降解决海盗，却为何对付不了农民起义？_风闻

《水浒传》在明朝就非常流行，明末的好汉们喜欢用里面的人物名字当外号，而明朝的大佬们则希望自己能像招安宋江一样招安各路好汉。有意思的是明末的反贼里往往是福建的海上强人很讲信用，郑芝龙拿了大明官衔后就积极剿灭了同行，陕西等地的陆上反贼却很不守信用，接连坑死了两个督抚级别的大佬。

难道是海上强人更守江湖规矩，更有契约精神？从郑芝龙坑岳父、坑大佬的发家史上，我们可看不出他有多实诚，论尔虞我诈的能力他不比张献忠差。真正的原因在于陆上强人们和海上同行们经济基础不同，郑芝龙们的经济基础是源源不断的海上保护费和自营贸易（蔗糖、丝绸等对日贸易都有巨额利润），郑芝龙的盈利模式类似于电商淘宝（每年收取海商们的巨额“加盟费”，是霸道的郑爸爸）；而张献忠他们的经济基础是流浪全国抢钱抢粮，是地道的流寇、暴力投机商，是屌丝散户抱团的产物。

明末的陕西“反贼”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比不上有海上贸易巨额收益的郑芝龙一伙，他们早年就是要聚集起来混口饭吃，因此杨鹤第一次伸出橄榄枝时，大部分“反贼”都选择了接受。他们的价码也不高，每人领了几两银子和耕牛种子后就投降了，只花去了崇祯内库十万两银子。但他们依旧不敢散伙，因为崇祯皇帝并没有免去陕西的赋税，而陕西当年依旧是旱灾，“反贼”们就算是拼命种田依旧要被逼得家破人亡，他们的队伍并没有因此解散。所以杨鹤在1631年春天发完抚恤金，到秋天王左挂、神一魁、王大梁、周大旺等人就再次造反。

高迎祥等人战死后，张献忠在占据了谷城后，投降了熊文灿。老张此前已经多次透支了自己的信用，熊文灿不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被孙可望送上的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给砸晕了。张献忠在谷城被招降，并不能得到明朝的信任，明朝用限制钱粮、征调缴费等方式削弱张献忠的力量（大家都读过《水浒》）。张献忠的对策是绝不裁军，用屯田的方式自给自足，用公平买卖的方式搜集物资。以谷城周边的土地和资源要维护张献忠的大军本来就不容易，熊文灿却把张献忠和郑芝龙混为一谈，向其索要“黄金蹏褭千，珠琲盈斗，他瓖货累万万”，结果是张献忠果然又造反了。

明末的海上强人可以把自己维护组织的成本转稼给商人和老外，因此对内扩张上没有动力，接受招安反而可以得到固定的收益，因此才比较老实，郑芝龙对熊文灿的索贿也当做是必不可少的公关费。而张献忠等人却只能通过在内地对外扩张（实心招安的闯塌天部下就散伙了大半），才能发展壮大，被局限在一地就等于坐吃山空，从组织因素上考虑他反复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