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父亲的病》，真是庸医误人吗？_风闻

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据舆论说，神妙就在这地方。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qiān)……。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愆”来，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十月七日。

一般对此文的评论，《父亲的病》回忆儿时为父亲周伯宜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记述鲁迅儿童时期在故乡的生活片段，展现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风貌，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篇章。

鲁迅一生对中医的态度都不好，和他的父亲被“庸医”医治无效不无关系。但是文章中出现的医生真是“庸医”吗？

鲁迅的父亲叫周伯宜，因涉嫌科场贿略案，被拘捕审查，革去秀才，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其后常常借酒消愁，以致郁结成疾。现在我们都知道，酒清对肝脏的危害随着量的增加和饮用时间的延长，按照“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三部曲逐渐发展。鲁迅的父亲因抑郁而长期饮酒，或许还伴有乙肝也未可知，总之出现了腹胀、腹水甚至呕血等症状，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是肝硬化失代偿期，即中医的“臌胀”。 

文中提到的两位，一个是被鲁迅隐去了姓名的姚芝仙，另一个是姓名被做了隐晦处理（倒过来读音同）的何廉臣。

据说姚芝仙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之“姚半仙”，出诊架子甚大。姚芝仙未有著作和医案传世，对于他的医术难以考证。他给周伯宜治病用的药引，鲁迅说“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用药以芦根、甘蔗为引，可知是有肺热。甘蔗经霜，如霜桑叶一样，清热之力增强，也非是故弄玄虚。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一生勤于诊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编著《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兴办中医教育，创建中医学会、学报，在绍兴乃至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医名。张若霞在1959年第二期《中医杂志》摘录了何廉臣数则医案，并评价他的处方用药“罗罗清疏，极炉火纯青之候”。在医案中，也可以看到他用药轻灵，用过的药引子诸如紫金片、嫩桑枝、葱白、鲜淡竹叶、生姜汁、甘蔗汁等，也并无玄虚之处。至于给周伯宜治病，不用姚芝仙用过的芦根、甘蔗，而是用蟋蟀、平地木，也是因为病情发展的需要。

从现在的眼光看，何廉臣老先生治不好鲁迅父亲的病无可厚非，甚至他采取的“败鼓皮丸”、“原配蟋蟀”的药引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名医也有时代局限性，就是孙思邈、张仲景在今天复活，也治不了肺结核、血吸虫和癌症。那时候的医学甚至还没有实证的概念，人们只能用猜测和幻想寻求治疗的思路；那时候的医学理论还处在云缠雾绕之中，人们只能用哲学思辨代替疾病发生发展的具体机制；那时候的医术更不是我们有些人想象的“丝丝入扣”、“效如桴鼓”。

有网友说“阴阳五行等首先是哲学概念，为什么要抛弃？中医从哲学高度看待人体，难道不是其比西医高明之处吗”？在缺乏对人体生理结构较详尽了解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学而言，提出系统、确切的科学基础理论既不可能，也不客观。而赖以哲学基础理论指导医者进行临床实践，虽然有隔靴挠痒之嫌，但已属难得。然而，时至今日，若再不依据现代医学与中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诊断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果，结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等学科，建立基于解剖学、生理学和其它基础科学基础的、清晰的脏腑（器官）关系、气的概念和经络等现代中医学的科学基础理论，则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