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号称营收600多亿，去年骤降至不足50亿_风闻

 徽商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品牌。在当代中国，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居徽商地，冠徽商名，5年前还号称年营业收入600多亿元、将冲击“千亿徽商”，如今却陷入亏损，年收入剧降至不足50亿元。这就是安徽徽商集团。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企的首要职责，徽商集团为何短时间内如此“巨额减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市场波动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长许家贵、原纪委书记张皓为首的管理层“内控式腐败”。他们无视风险、虚增业绩、疯狂寻租，其中仅许家贵一人就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9.8亿元，使一块国资“金字招牌”几近被掏空。内部贪腐成风，对外却极尽粉饰，使“腐败肿瘤”难以暴露，越长越大直至失控。

  徽商集团窝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全面整改行动随之启动。目前，徽商集团在新的管理团队带领下艰难自救，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提出了今年扭亏为盈的目标。但在令人痛心的国资流失背后，暴露出一些国企“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等典型问题，仍值得深思。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

  近期，徽商集团旗下的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韩贻坤因犯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员失职、为亲友非法牟利“四宗罪”，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至此，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被法办。

  徽商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家贵和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张皓，均因犯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今年初分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10年零6个月。

  此前，还有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徽商金属公司董事长刘勇、徽商集团下辖的徽商城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柯耀、徽商创元装饰工程公司原董事长张兵及总经理宋建军……徽商集团有近二十名中高级管理人员落马，涉及多个子公司负责人以及29名民营企业老板。

  国企高管与民企老板“组团出事”，这种大规模贪腐窝案并不多见。纵观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企管理人员与民营企业老板深度勾结、里应外合、损公自肥。

  徽商集团在合肥肥东开发区有一块1000多亩的土地，董事长许家贵主导与民营企业老板范某合作，以徽商集团出地、范某公司出资方式，共建批发市场。范某承诺分期付给许家贵500万元“好处费”，并送给具体负责项目的徽商城董事长柯耀60万元，使这个项目有了两份内外不同的“阴阳协议”。徽商集团对上级报备的项目收益分成为5比5，对内则实际按照2比8分成，范某实得大头，并借机坐支、截留、挪用项目收入数亿元，留给徽商集团的却是巨大的投资风险。

  徽商集团持有34%股权的徽商创元公司，开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招投标、提前支付工程款、向个人高息借款等问题。但由于该公司负责人向许家贵、张皓行贿，集团公司不仅不查处，反而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金和担保。创元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失败，徽商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多个账号被查封，股权、土地被冻结，涉及金额巨大。

  许家贵收受安徽某投资公司董事余某350万元，为其取得徽商集团池州住宅项目的合作开发权提供帮助。收受江苏徐州某铸业公司负责人金某100余万元财物，为其提供帮助，使其从徽商金属公司套走3.4亿元。

  “合作方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国企债台高筑。”一位办案人员痛心地总结。

  领导带头当“硕鼠”，带坏了徽商集团的风气，管理层从上到下几乎“能贪尽贪”。就连一名驾驶员也通过给民企融资4000万元过程中“拉皮条”，一笔就“提成”66.7万元。

 谎报业绩胡乱作为，“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

  徽商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由安徽省物资局等改制、重组而来，是国家重点、省域龙头商业企业，旗下拥有中高档的商之都百货、面向大众的红府超市、面向“三农”的农家福农资等多个知名商业品牌。发展到2010年时，集团已有16家购物中心、800多家超市、20家电器连锁店、1670家农资连锁店，堪称一艘国有“商业巨轮”。

  2010年，徽商集团以营业收入343.8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188位。董事长许家贵提出打造“千亿徽商”，力争到2015年经营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为“千亿级别的现代流通航母”。

  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没有从市场实际出发，而是采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集团总部简单地将销售额年均增长20%以上作为业绩考核目标。各子公司为完成任务，有的偏离主业盲目拓展业务，有的编造数字谎报业绩，八仙过海，乱象丛生。

  作为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徽商金属公司曾是安徽省实力最雄厚、专业性最强的股份制流通企业，为了“五年规模翻五倍”，竟然放弃传统的钢材购销业务，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虚假融资性贸易中。2012年至2014年间，虚假融资性贸易业务规模达136亿元，形成近27亿元欠款难以收回，公司资不抵债。

  徽商农家福本以经营农资为主，却贸然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了多个项目，终因业务不熟、管理不善全部亏本，并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商之都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导致多个新开门店连年亏损。

  越亏越借，越借越亏，徽商集团陷入恶性循环，内部长期运行两本账，虚构业绩骗取贷款成为惯用手法。2014年末集团净资产只有9.22亿元，报送银行的数字却达32.48亿元。

  徽商集团的经营状态持续恶化，经审计到2016年7月底，集团净资产为负12亿元，仅两家子公司账面微利，多数资不抵债。短短几年间，“千亿徽商”口号成泡影，一家大型国企几近被掏空。

  “内控式腐败”侵蚀“国企大树”

  徽商集团“内疾”如此严重，为何外部长期未发现？据记者调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内控式腐败”。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内部人控制”，是指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难以对其有效监督从而利益受损的现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企管理者腐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徽商集团窝案中，“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内控式腐败”。由于管理层贪腐成风，最终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气、共同贪腐的局面，人人参与、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标从“腐败平衡”到“腐败共赢”。

  二是内外监督失灵。董事长许家贵担心监督别人引爆自身的“炸弹”，见了问题绕着走。纪委书记张皓自身不正、腰杆不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审计、督查发现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信访核查大多“暂不处理，仅作组织掌握”。集团纪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将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长韩贻坤问题的举报信直接转回该公司，最终落入被举报人之手。

  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当时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徽商集团偏离主业、有章不循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监事会职能作用发挥不够，事前管控和事中监督乏力，对集团违规超净资产红线担保、超持股比例担保等问题，未能及时叫停严肃追责。

  内部贪腐成风，外部风平浪静。就这样，徽商集团出现问题近十年，却几乎没有举报，“暗腐败”将这棵“国企大树”侵蚀得千疮百孔。

 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挥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且亏损2.9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到了2016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亏损扩大至3.9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

  办案人员介绍，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内部用人问题突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2012年集团53名后备干部中只有2名一线职工，73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18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许家贵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张皓违规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六的人选“上位”。劣币驱除良币，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1000余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心里非常自豪非常高兴。”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30年的老员工说，从来没想过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年底，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腐败问题，并进行了严肃查处。以许家贵、张皓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公职，没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处理。其中许家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其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据了解，在许家贵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业务不讲政治，长期不抓党建，党组织不健全，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曾缺员20多人，6个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多年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国资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2018年，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亏损大幅减少，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增长2%。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等5家实现盈利，徽商金属等4家公司减亏。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仍很艰难。”徽商集团新任董事长潘友华表示。

  据了解，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号召，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据了解，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问题，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国企成了一些党政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有的不具备专业能力，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有的抱着“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失。

  除了许家贵，还有近期被控受贿1500多万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坦言自己57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任职，总想着还有3年退休，最后捞一把。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事业“铺路”，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谋利，受贿403万余元、挪用公款5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状态，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原矿长许家满利用上级集团公司监督乏力、同级监督缺失，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意有令不行，先后侵吞公款8241万元，私分国有资产955万元，受贿485万元。拿着这些不义之财，许家满在合肥市多个楼盘累计购买了近50个商铺，企图将贪腐而来的国有资产洗白为个人资产。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专家认为，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标，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根”和“魂”，必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强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非垄断型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才。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岗位，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要么想在退休前“捞一把”，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关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产生。在“生存法则”的作用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团”，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不充分，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