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_风闻

【作者按语】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现在重新发表是为了方便与某些观友讨论古希腊。    

前言

      据我观察，世界自有国家以来的政治制度，可以简单地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或宪政的和非宪政的两类。前者只有一脉，即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中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城邦-英美西欧的当代宪政及其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后者则源出于除古希腊以外的所有古代文明，然后广泛流行于除欧洲以外的所有中古文明。进入现代以后，则继续实质性地流行于西欧北美以外的大部分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我实在担心怀疑，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在那么小小的一隅之地创造出那么与众不同的政治文明基因，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民主-共和-法制-宪政”这样的东西存在。

      早在大学时代，我就已经十分关注西方民主政制。本篇其实就是我于1981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的题为《古希腊民主政制成因试析》的大学毕业论文的摘要，当然也有补充。我就是想要搞清楚，为什么只有古希腊人能有这样的独创。

    第一节   由于特别有利的条件，被传承下来的部族民主传统

      古代史专家研究古史，人类学家研究残存到近现代的原始部落或落后民族，都发现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结构没有超出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范围时，其政治结构都不专制，权力的集中相当有限。大体上都存在着军事民主制的架构，即全体成年男子即战士出席的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酋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在就很像今天的宪法政治下公民、代表议会和政府首长之间的关系，有着自下而上的制约机制。但是这个氏族民主或其残余在古代社会漫长的一般都在千年以上的而且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向着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在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大的古文明体系中，都已被全部或几乎全部丢失。（中国春秋时代的宋国位居中原核心，商业发达，曾有国人-市民参政的历史记载（子产不毁乡校…）。有点类似于古希腊城邦。在海外资料收集不便，于此点无法细说。）中国就连在最古留下的神话中，都极少有这方面的痕迹。而且中国的古代神话实在是数量有限，不过区区数千字而已。

      现在来看古希腊。公元前12-8世纪，希腊史称“荷马时代”得名于这一时代的主要史料，传为荷马所著的长篇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修记》。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希腊人在政治上还处于部族时代。攻打特洛伊城的显然只是一个部落联盟。但在生产生活军事工具上，已处于青铜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了少量的铁器，有了牛耕，他们居然能造出1200艘战船，满载十余万战士，跨海（虽然那个海不算宽）远征特洛伊。早于希腊人建立国家的五个古文明区，其文明前夜和文明初期都是金石并用，青铜都不多不精。两边比较，希腊人好像有18岁的经济水平而只有12岁的政治发展。然而这个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希腊却流传下了数十万字的史诗和神话。那些人物的栩栩如生丰富多彩实在是让我们拿那只有几十个至多数百个字的中国古代神话（女娲、盘古、共工、夸父之类从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古神话，不要把它们与《西游记》等后世神话相混淆。）去比较时感到莫名惭愧。稍微涉猎过一下这些古希腊神话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希腊的神和东方的神甚至西方基督教的神都大不一样。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极为突出。众神除了更聪慧、更强大、更健美和不死外，一切都是人间的复制。有一样的七情六欲，一样的家族和社会关系，且不断与人间发生着无数交往。诸神只是被放大了的人间英雄。正如那个时代的人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一样，神的世界也是如此。神界的“犯上作乱”同人间一样不足为奇。有时甚至凡人也敢向神挑战，敢和命运抗争。这和一神教中的神高高在上，不苟言笑，全知全能，等级森严，并倡导人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是大不相同的。希腊的神话史诗所表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是一般原始民族的通例。但由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希腊人物质手段的优越，他们显示出特别强盛的文化创造力。他们那丰美绝伦，饱含民主性精华的神话史诗开始在民间艺人的口中代代相传，以后在还未被新的时代精神曲解以前就形诸了文字，被所有的希腊人奉为经典，对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有极大影响。正如我的导师四川大学名教授卢剑波先生所说：这个强大的精神传统“甚至在它被动摇衰落以后，在人民心里还深深留下了既非时间也非敌意所能消灭的民主理想，而且这些关于古代的记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民主政体当中成了鼓舞人心的传统。”

      希腊人能在部族时代就掌握远较其它民族为优越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从古爱琴文明和西亚北非诸文明中吸取了大量现成的营养，从而在发展道路上走了捷径。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希腊人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杰出的创新能力。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东方古文明民族周围还有那么多受其影响的落后民族，却未能同样后来居上。就如同今天，东亚人很可能有机会追上西方，而其它一些大陆只怕是永远也不会有这同样的机会。

    第二节  大移民时代希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古代社会，乃至整个前资本主义形态里，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能向市场提供的不务农的民族必须赖以生存的剩余农产品十分有限。商品经济就全局而言，是不可能占多大比重的。但这并不排除个别民族，少数城邦在以广大农业区域为市场的前提下能大规模发展工商业。这点同时也就决定了，在古代，商业民族，建立在工商业阶层基础上的新型民主政治只能是个别现象。在这一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共有腓尼基、希腊、罗马和迦太基四个民族先后以工商立国，其政体都是城邦民主制，也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就一般而言，希腊半岛自然条件相当地不好。半岛本身就很小，又山脉纵横，无大河大平原。粮食不能自给，矿产木材不能自给。可以出口的农产品有葡萄酒和橄榄油。这些基本条件就决定了希腊人无从形成自然经济，必须以商立国。半岛由纵横山脉分割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区域，各个适宜居住的区域就自然地发展起一套独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这是古希腊城邦分立传统长期保持的一个明显地理因素。而这种经济自主、人口地域有限的小城邦，又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交通地理方面，海的因素相当突出。半岛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城邦都有出海口。且半岛海岸线极为曲折，良港众多。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加上殖民后的小亚沿海地区，这个海简直就成了一个“希腊湖”。因之他们与当时的主要农业区域小亚和黑海沿岸的交通十分便利。这段时间（公元前8-6世纪）对希腊而言，以大规模地向外移民为特征，故而史称“大移民时代”。这个移民扩张的动因其实和两千多年以后哥伦布时代欧洲人的移民运动一模一样，就是经济实力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哥伦布时代的移民运动的影响毫无二致，希腊大移民活动大大地扩展了希腊人的疆域、人口和内、外部的商业联系。由于土地私有制迅猛发展而形成的大批失地公民由此或在新的地区找到了安身之所，或在迅速膨胀起来的工商业部门中找到了立足之地。由此自由民的经济力量得到了有效的保存甚至进一步扩充。马克思都说过，“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商业要繁荣，就必须有交易双方的人格平等，公平竞争。强买强卖绝对成就不了商业繁荣。就在这短短的两百余年间，古希腊人有了文字（从腓尼基学来），有了金属货币，迅速地从不知钱为何物（荷马史诗中找不到任何金属货币的痕迹，交换都以实物进行）发展到了拜金主义盛行，土地插满抵押界桩，大批农民破产卖身为奴。（想象中国的这三十年，私有制真是魔力无穷！）

    第三节   古希腊民主政制和文化特征的形成

      从大移民时代初起，古希腊城邦国家开始形成。这时的国家一般由土地贵族掌控。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市民阶层变得日益强大。他们日益凶猛地向掌权的旧土地贵族作斗争，民主城邦的出现，就是这一斗争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史料以雅典城邦留下的最多，它是在工商业发展中建立民主政制的最好典范。这个城邦在公元前771年就开始选举任期十年的执政官，公元前683年起改为一年一选。有这样成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在整个希腊世界中最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工商业集团心目中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全体工商业者的总商会。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就是民主政制的核心经济和阶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几位领袖人物也功勋卓著。比如提休斯王自愿削弱王权（好像美国的华盛顿放弃王位）。最精彩的是发生在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这个改革的影响最深远的是有名的“解负令”，内容是废除所有的债奴，同时永远禁止以人身作为债务的抵押。（即公民只用财产为债务负责。破产之后，人身依然自由。）希腊的其它许多城邦也先后确立了类似的立法。从此，希腊人只役使外族奴隶，用牺牲他民族人民权利的方式保障了本民族公民整体的人格平等。这个政策为其民主政治提供了十分广阔的阶级基础。而且这个制度经过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城市的传承，为现代社会的人权概念早早地奠立了一个牢固的基点。（可惜东方没有这样一位伟人，直到十分晚近，仍有债奴。）

      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民主政治十分相关的是他们的多神制信仰。原始宗教一般是多神的。这是部族分立政治的反映。而希腊人在建立国家后很久仍保存着城邦分立的政治局面。这使他们的多神信仰得到巩固。而这种宗教传统大大有利于希腊人自由精神的成长。众多的城邦各自崇拜自己的保护神，不多的几位全民族的神如宙斯、阿波罗也并不对全民族具有强制性的作用。他们的民族意识不是靠统一的政治强权，而是靠相近的语言、风俗、共同的节庆、宗教活动来维持。没有政治上的强权，也就不存在思想上的统制。从公元前六世纪米利都学派兴起后，顺延形成了人间的学术思想自由传统，希腊人的哲学和雄辩术都曾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流派。这也是他们民主政治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时期希腊人的宗教节庆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无论是在奥林匹亚或德尔斐，无论是为了雅典娜或狄奥尼索斯，举行大规模祭祀时，都要举行各种体育竞技，诗歌、音乐和演说比赛，任何希腊城邦的公民都可以参加。胜利者赢得桂冠或橄榄冠，而不是金钱。这类活动的大量开展，大有利于全民族文化、体育素养的提高，平等、自由和荣誉观念的扩展。这些和经济方面的因素汇合起来，事实上造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精明强悍的公民集团。这就是古希腊民主政制得以形成并保持强大的社会基础。

    第四节  古希腊民主政制的强盛、衰败与崩溃

      公元前五世纪的前半，最重要的事是波斯帝国入侵希腊。最著名的战事有马拉松之役和温泉关之役。都是陆战。其实决定性的战事以后都在海上展开。战舰最多，海外势力、利益最大的雅典很快取得了希腊联军（永远是联军，永远不是一国。）的主导权。公元478年，成立提洛同盟（因同盟会议会址和金库都在提洛岛而得名）。后来同盟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不过不是真正的，因为加盟各邦的内政雅典并无权干预），自前454年起，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同盟会议也不再召开。波斯已被彻底击败，雅典帝国内部的矛盾，尤其是与希腊的另一大邦斯巴达的矛盾日益高升。

      公元前443年到429年，伯里克利连任15年雅典的首席将军，史称“伯里克利时代”，是希腊内部极盛时期。这段时间是希腊的奴隶制极盛时期。确切的数据在古代无人能予统计。大家都同意的估计是在雅典类型的工商业发达的城邦里，奴隶的数量远多于自由民。奴隶制的发展导致了自由民的阶级分化。大批自由民虽有公民身份却只能靠政府的救济为生。一旦他们在公民大会上占到重要的数量，城邦民主制的真正危机就开始了。

      公元前431-404年进行的波罗奔尼萨战争是这段历史的主线。交战的双方是平民掌权的雅典同盟和贵族领政的斯巴达同盟。这段历史讲起来实在繁复，而且希腊的鼎盛期已过，留下的大多是令人唏嘘的历史教训了。这场大战令人遗憾地以雅典败于斯巴达而结束。

      尔后希腊诸城邦被迫臣服于后起的君主制的马其顿王国。马其顿结束了希腊的分裂，把整个希腊带入了向东的扩张。这里出了一个世界古代史上绝对首屈一指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所向无敌地建立起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很像15世纪以后西方所向无敌的殖民扩张。）民主已经没有了，但其它的希腊文化则广为传播，史称“希腊化时代”。（类似现在的“西方化时代”）。但是从东方掠夺来的财富并没有给希腊本土带来繁荣，反倒是希腊的一部分人力物力转移到东方，希腊的经济地位反而相对削弱。（当代西方的扩张由于有工业化的支撑，前一段情况比希腊化时代好得多。但从最近一段的全球化开始，西方也开始尝到经济重心东移，己方势力相对削弱的恶果了。）

      小结:民主城邦面对君主制大国的劣势主要来源于民主制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不适宜用来管理大的疆域。一大堆的城邦只能联合成邦联性质的同盟，民主越多，意见越多，内部纷争越多，越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最后就不免露出破绽为内部统一的君主制大国所乘。在那个时代，民主制只能管理城邦，城邦过时了，民主制也就过时了。

    第五节   亚里士多德的温和民主（共和）制中产条件论

      尽人皆知，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第一贤人，他不像中国的孔子只在混沌未分的人文学方面有卓越建树，亚氏在哲学、伦理、逻辑、心理、物理、生物等学科，分门别类，都有著作传世，都有杰出建树，简直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万能博士。他也是西方政治学的鼻祖。他的政治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温和的民主制”。他的民主理论，也一言以蔽之，就是“中等阶级=温和民主中坚论”。这么说来，他也是我的基本主张的老祖宗了。因此我要在这里将他的理论稍加详述及评论。

      亚氏生活的公元前第四世纪，已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期。他的老师是代表贵族阶级的柏拉图，他的最著名的学生是马其顿的军事超天才亚历山大。

      亚氏和从理念出发的柏拉图不一样，他对政治的研究都是从实证出发的。据说他在写厚逾500页的《政治学》一书之前，和他的学生一起，收集研究了一百多个城邦的史料，写成一百多篇论文。可惜其中只有亚氏亲笔的《雅典政制》一篇传到今天。他的政治世界就在希腊，在那分割成数百块的希腊城邦之中。他的学生就是那位伟大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他有生之年，亚历山大已经统一了希腊，打到了东方。可这些新历史现象对亚氏《政治学》毫无影响，一字未被提及。由于希腊城邦的迅速继续衰落，亚氏的城邦政治学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直到1500年以后，在今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才又出现了类似当年希腊的城邦分立政治。但亚氏关于政体的分类、优劣、局限、基础之类的理论，则至少对罗马共和国有重大影响，并在1500年后再生重大影响。

      亚氏认为，每一种社会团体都是为了追求一种“善”。而“城邦”这个囊括了其它一切社团的最大的社团追求的则是“最高的善”。亚氏接着认为，“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另一个阶级十分贫困，第三个则居于前二者之间。”他认为，富人既少，自然倾向与寡头政治。穷人既多，自然钟情于民主政治。双方的斗争就是当时希腊城邦扰攘不安的根源。

亚氏的政治学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就是“中庸”，和中国古贤的说法一样，“无过无不及”就是中庸。用在政治学上，中产阶级就是贫富之间的中庸，共和制度就是寡头制和平民制之间的中庸。他说斯巴达的制度是寡头制的典范，雅典的制度则是平民制的榜样。由于两大邦的分别鼓励其邻国使各趋平民和寡头两个极端，于是共和之治在希腊就少见了。虽然少见，但亚氏最推崇的依然是寡头制与平民制的综合、折中，即共和制。得行共和制的基本要素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的强大了。    

        亚氏认为富人“骄横”，穷人“狡诈”，“这两者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唯有中等阶级“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他们不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像穷人觊觎富人的东西那样；他们既不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的过活。”在政治上，他们“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

      当时的城邦制度已开始江河日下，各邦内多开始贫富分化加剧，中等阶级开始分崩离析。亚氏好像并没有弄清楚，这个衰落的外部和内部的根本原因，一门子心思在政治制度上找毛病，寻出路。结果事实上还是未能挽狂澜于即倒。在我看来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崩溃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希腊人殖民扩张已到了尽头，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周边的世界通过和平的贸易或暴力的掠夺收集到足够的财富来维持本土的繁荣即中产阶级的强大了。二是已经失去了经济繁荣的古希腊城邦又固守他们的分立传统，以致先在庞大的马其顿的威逼下被迫屈服，后在罗马的武力打击下最终分崩离析，一败涂地。请先记住：城邦民主制的副作用-分裂和战乱的固态化。这个基因，在整个西方历史上一再复现，直至当代。

      现在时代与亚氏的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但亚氏的中产-温和民主（共和）理论，我仍然坚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它也需要做很多的补充了。

   第六节   罗马共和史重演古希腊  

      为了让我的《西方宪政史纲要》没有缺段，我这里讲几句罗马。公元前三到一世纪，经过无数次血腥战争，罗马征服了所有的希腊本土直至大部分亚历山大打下来的东方江山。这个学生打败老师的结局还不算最坏，因为这个共和国继承了希腊的几乎全部文化，包括民主。而大量的有文化的希腊人到罗马去当老师而不是做奴隶。

      然后类似的故事在罗马又重演了一次。温和的共和国在先，有几百年国运。极端民主化（格拉古改革）继之。这里有一个极重大的“例外”，即罗马共和国在其鼎盛期可不是小国寡民，其幅员远远地超出了一个城邦的范围。这恐怕主要应由罗马共和国自始的强大的贵族传统来解释。贵族院成员来自卸任的执政官，终身任职。数百年来，贵族院始终大权在握，权力没有太分散，被征服的地区并没有多少民主与自治。到了共和国后期，疆域越来越大，将军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早期的兵农合一早已烟消云散。于是共和国危矣。军事强人解决了共和国，几百年的帝国兴盛，（注意：公元一至二世纪，史称“罗马和平”。帝制下，没有民主，整个地中海区域，200年，一片太平，繁荣昌盛。）后再次衰败…… 衰败的主因不是缺乏民主，还是殖民扩张到了尽头，再也收刮不到足够的财富来维持本土的骄奢淫逸了。

      这样的故事好像在现代开始了第三次重演。

      但是这个罗马式的“大一统”在西方2500年历史上只出现过这唯一的一次。它没有被继承下来。西方的中世纪以降至于今，古希腊城邦创立的，分裂和内斗加外斗的传统倒是一脉相承。（只有今天的欧盟是想再现罗马“大一统”的辉煌。可惜还远未成功，而且也可能为时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