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从“浙江村”到中关村_风闻

来源： 项飚 读书杂志

编者按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当时还年轻的项飚不但出版了《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而且在《读书》发表《从“浙江村”到中关村》一文，把当时新兴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拉进比较的视野中，从中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是具有怎样活力的社会组织与产业结构，可谓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这也是《读书》当年“田野札记”栏目的代表作之一。

从“浙江村”到中关村

文 | 项飚

（原载《读书》2000年4期）

做北京“浙江村”——北京城南一个自发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调查的六年间(一九九二——一九九八)，我住在中关村的北大。来回于“浙江村”与中关村之间，成了生活的基本内容。有位记者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也算个题材，他说：“浙江村和北大好像是社会的两极，你对这两端都这么投入，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浙江村”和中关村）是两极？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多余的：和“浙江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脏乱差，是“落后”、“低级”，属于亟待处理的“问题和必须清理的对象”；而中关村是“高级”，是未来，是“现代化首都形象”的代表。

我欣赏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社会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又总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不同的人可能对它有不同的解释，虽然这是我们理解社会时的通常感觉。我的理解是，这复杂和简单的正反关系（paradoxical relation）是源于我们对事物的人为的概念，或者套用更流行的词，乃是discourse（好像通常译作“话语”，我则建议译为“说法”，更直白，可能也更接近原意）使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固定的说法之蔽，从而容易把事情简单化。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则是因为当发现事情不符合我们的固有说法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不知所措之感，从而感慨：“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但如果我们能让自己暂时离开那些固定的说法，社会又常常“不过如此”。这可能正是很多重要思想都异常简单朴素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再去造新的说法，而是回到简单事实的本身。

项飚（来源：jiemian.com）

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不同意“两极”说，但并不觉得怎么样。而当我离开了“浙江村”和中关村，同时了解了美国硅谷的一些情况时，才意识到“两极”说确实是概念化的结果。我当然不是说“浙江村”和中关村没有差异，而如何把差异置于一个特定的“秩序”中，把一些特征定义为“好”，另一些为“坏”，乃是人为的过程。这跟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有关，对“首都”和“城市”（什么是“城市”），以及对“公民”、“政府”的理解有关，当然也和新闻媒体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法”的制造过程有关。当一个特定的说法出现之后，它会成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成为我们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中关村是“好”的，得以多助，使它显得更好；而因为“浙江村”本质上是不符合首都需要的，从而被进一步地“边缘化”，各种问题更为严重。“说法”有这样的“自证”的能力。然而这一自证的能力又是有限的，事情还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断自证的说法和事实之间的冲突，常常成为诸多现实问题的根源。

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最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

“浙江村”服装批发市场。20世纪90年代，因为大量的浙江籍移民落脚，北京城南的一片村落开始慢慢被统称为“浙江村”（来源：zhihu.com）

和“浙江村”与中关村对立的，是传统的“福特主义”，也是我们传统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模式。在这一传统的模式下，物质劳动和决策过程、经营管理是分离的；劳动者被布置到大型组织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工合作，但基本没有自主性；生产组织对劳动者是封闭性的，对外交易不是他们的事。而硅谷模式被称为“后福特主义”。它的特征是组织的高度分散性，没有大型的组织，组织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有些学者认为，硅谷所以会逐渐取代美国东北部的一二八公路信息产业区，并不是因为硅谷在技术上超过了一二八公路区，而是硅谷的组织模式更利于创新。事实上，“后福特主义”——如何把经营管理“平面化”，如何把决策过程带进车间，融入生产的第一线，已经成为当今管理科学探索的重点之一。为什么分散的、“群龙无首”的人群能比严密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呢？“网络”是整个体系的根本。如果我们把中关村的小公司拔出中关村，或者让“浙江村”里的某一户离开社区，人还是那帮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但这个公司这个人很可能就会完蛋。因为每个公司（人）都不是独立和封闭的实体，而是深深嵌入到整个网络之中的。

福特A型车的装配线 。福特主义（Fordism）一词最早起源于安东尼 · 葛兰西，他使用“福特主义”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来源：wikipedia.org）

在刚开始“浙江村”调查不久，几个“浙江村”的朋友劝我和他们一起做生意。我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技术，怎么做？他们根本不当回事：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这是“浙江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一个人身无分文，但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只要能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能从无到有，进入生意场。我们都知道硅谷里大学毕业生（甚至好多是没毕业的年轻人）怎么在汽车库里设计出新程序，怎么几个人在聊天中就组建成日后举世瞩目的大公司这些故事。中关村也一样，至少我所知道的，不少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校园里貌不惊人，可是能很快成立自己的产业。这里的道理是两条：一是知识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些区域超过了资金等物质要素的重要性；二是由于“浙江村”和中关村的网络性质。在传统产业中，你要成立一个企业，必须要面面俱到：从机械设备、劳动力到后勤系统，而在网络化的经济中，只要你能进入到这个网络，一方面你能通过网络组合在你企业之外不同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也能相对轻易地获得营销渠道。

这种开放的、易于“进入”的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促进创新。当代经济中，竞争力不在于生产一两个高质量的产品，而在于不断自我更新、创新的能力。对中关村的创新能力我没有特别的调查，但毫无疑问，硅谷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完全是靠创新，“浙江村”也是靠不断推出新产品，尝试新的经营方式而发展。

远眺硅谷（来源：wikipedia.org）

在关于工业区的研究中。“创新场所”（milieuof innovation）是一个重要话题。这些研究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创新能力会有空间上聚合的趋势。一个基本的结论，同时也是被历史经验所证实的是：当技术创新和生产、营销靠得越近，它们会形成一个系统，创新的动力也将越强。我在“浙江村”的发现则进一步强调了网络在创新中的作用。首先，“浙江村”里的创新，比方它们的“代销”方式，不是某一个个别企业家的创造，而是在不同关系的碰撞中发明的。在“浙江村”里有亲戚关系，有老乡关系，还有客户关系，人们既不可能脱离原来的传统关系，要利用这些传统关系为经营服务，但又要防止传统关系破坏经营活动，在同时处理好多样关系的努力中，他们发明了他们的代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关系丛”的重要。“关系”从来不能被理解为两个点（行动者）之间单线的联系，不同的关系是必然要重叠在一起，彼此之间要互动。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完全是受夫妇关系和母女关系所制约的。当我们面对一个熟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是一组复杂的（关系），我们要琢磨的是，他所附带着的关系和我所已有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在这个处理关系的过程中，（社会）才凸现出来。当大家聚在一起，不同关系的互动越活跃，创新的动力也越强。在硅谷，各种小酒吧、小餐馆都在经济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些地方，年轻的知识精英们海阔天空摆开龙门阵，不同的信息、不同的创意互相碰撞，有学者认为这样的非正式交叉是硅谷创新活动的基础之一。同时，网络的广泛存在使创新的成果非常容易扩散。我在“浙江村”看到，一个新的服装样式，特别是夏装，从出现到销声匿迹往往不过两三个月。一条裙子可能开始卖五十块，一个月之后可能就只值十多块。这逼得大家做两件事：一、建立开放的，有高度弹性的组织结构，随时准备调整产品；二、在创新上加大投资。超额利润只能来自创新，而一个创新吃不上多长时间，人们必须以新产品为生产的中心。这使我想起以前我们对乡镇企业的讨论。过去我们认为，乡镇企业的好处是“船小好调头”，而它们的发展方向还应该是“建大船，抗风浪”。现在看来不尽然。国外的大公司都在纷纷把自己网络化，把自己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巨人变成一系列网络的组合。如果没有创新的内在动力，企业再大又有什么意义？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来源：douban.com）

“创新场所”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浙江村”和中关村的另一个共同点：空间上的聚合对它们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的同志总问我：“这些浙江人为什么总要扎堆？”其实这个扎堆远不是封闭的“自己一帮人过”。我在“浙江村”最重要的发现——所谓最重要是指最和常规想法不一样的发现——是，“浙江村”真正的生活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有形社区，其实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我在研究报告中尤其强调了“浙江村”的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如果形成跨越地域的、行政的以及概念上的边界而被组合到一起。这个不仅在“浙江村”如此，在其他的几个流动人口聚居区（比如拣垃圾的“河南村”——它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经济系统！）也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那么这个有形的社区和无形的经营网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既然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什么又要聚合？这正是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总是在开放和聚合的互动中发展的。一个加工户如果不先在“浙江村”落脚，不先进入这个社区内部的网络，它很难发展出超地区的经营网络，因为它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得不到必要的信任。超地区的远距离交易总有一个“协调”的问题，比方说如何使产品更符合不同的地方的市场需要（“浙江村”的主要市场在华北、东北和西南），出了问题怎么办，责任和风险怎样分担等等，这些协调是在“浙江村”这个有形社区的内部完成的。没有“浙江村”这个集聚点，这个全国的大网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强大。同时，人们聚合到“浙江村”，并不是这个地方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区域已经有了少有的远程辐射能力。这跟硅谷、中关村是一个道理。

北京大红门浙江村旧貌（来源：knowpia.cn）

聚合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引出另一组概念：“地方”和“空间”。“浙江村”和中关村都聚合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说“地点”），“地点化”是它们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管是“浙江村”还是“中关村”，都不再是简单的地名，而是有了特别的含义。很多店家和公司一定要往“浙江村”、中关村里搬，除了这里的网络，图的是这个地名的象征意义。一项关于硅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指出，硅谷把整个社区转变成了为生产服务的工具。“浙江村”“中关村”都成了社区共享的“牌子”。“浙江村”的所在地原来非常荒凉，而现在成了一片“热地”，从地租价格到服务业的发达程度，过去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中关村过去也只是普通高校区的一部分，后来北大南墙所以能开发，也是沾了它作为一个高价值地段的光。硅谷曾是农业区，据说以种杏出名，现在你拿多少杏也租不到那里的一间屋。

但“浙江村”和中关村使它们所在的“地方”具有特殊价值，这与它们同时是超越地方的“空间”是紧密相连的。它们聚合入特定的有边界的“地方、地点”（place），同时扩展为开放的空间（space）。这是“浙江村”为什么赶不走的道理。一个部门可以强行地改变地点的面目，但是不可能把一个由复杂网络组织起来的空间取消。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浙江村”作为一个超越边界的经营空间的特征非常强，这是它发展能力的重要源泉，尽管它面临着很多严峻的制约。但是很多公司到中关村来，只是把这里当做“电子一条街”——当做一个市场来用，它的辐射能力主要体现在有形产品的销售上，而在资金组合上，在科技的跨区域、跨国界的合作上，现在看来并不突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呼应“科教兴国”战略，热衷上马各类高新科技园区。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园区绝大多数是，也只能是“地点”意义上的科技园，即它们会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的聚合地，但不太可能成为无地界运作的“空间”。在此情况下，中关村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强化自己孵化技术、不断创新、吸收各地资金，同时输出知识产品的“空间”。

中关村（来源：wikipedia.org）

另一个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的地方是个别特殊“集点”和创新场所整体之间的关系。从国外经验看，特殊工业区的形成都有特殊条件，一二八公路是因为靠近波士顿的高校密集区，硅谷是因为斯坦福大学，中关村是因为北大清华和中科院。“浙江村”的形成带有偶然性，我的观点是因为这里行政管理的相对松懈（而松懈的原因是因为行政管理体系太复杂）。但是“浙江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集点”——二十多个大型市场。而如果把中关村看做一个工业区，它和北大清华的关系是偏弱的。我们可以把中关村的运作分成四个层次：在校园里“想”的，包括基础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些想法的启发下，或者运用这些想法搞系统开发的，包括在校园里的，也包括在校园外有实力的公司里的；运用这些成果制造出产品的。这里也包括“开发”，但可能不那么系统，而是更加具体产品导向的；最后，这些产品的终极使用者，绝大部分的使用者当然在工业区之外，但是所有上面的三个层次也都是终极的使用者。加强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传导—转化—反馈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拿中关村和“浙江村”相比，我猜测造成中关村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一是行政框架还在制约它的发展，这里包括单位之间的行政边界，人员的自由流动，产权关系的界定，以及户口制度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根据很多人的“说法”，不要户口自闯商海对年轻毕业生还是有些不务正业）。而在“浙江村”没有这些东西，对他们只有一条路：“闯”。第二个制约中关村的原因可能是资金市场的发育不够；在“浙江村”，资金的聚集相对容易，通过集资、“散股”、预交租金等办法，以及通过一些令我乍听时目瞪口呆的技巧，没多少钱的人也能折腾出上千万的项目。

一二十年前，好多搞发展研究的学者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之高感到不解，因为按这样的失业率，发达国家早出事了。由此人们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中“非正规经济”的重要性，并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的就业研究要在这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吸取经验。所谓“非正规经济”，大体上是指不注册的经济部门。到城里卖早点，或者私自跑来做做临时保姆的，都算此列。原来人们认为“非正规经济”只是农民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转变的过渡性阶段，现在看来它的生命力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非正规经济的最大好处是弹性大，就业能力强。在中国国内市场大，目前就业压力也大的情况下，非正规经济更可能有所作为。像“浙江村”这样发达的非正规经济、移民聚居区，即使从世界经验上看也是不多见的。我几年前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试着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到底何处去？一个答案是“资本化”。不是说他们要成为资本家，而是发现，农民工经过几年工作，攒了一点钱，他们就可以开始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他们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乡村，而往往回到临近乡村的城镇。所回的城镇规模大小视资金情况而定，资金多的回小镇，资金少的回大镇。这和原来的预测是相反的：不是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而是要从正规经济回到非正规。但这是解决劳动力就业一个非常好的路子。

城市“非正规经济”一景（图片来源：urbanet.info）

我不是在美化“浙江村”，按“浙江村”目前的技术水平，它是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的（但中关村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也是少数甚至极少数）。但这些年我看到它不断翻滚，不断出新花样。只要它的有机网络在那里，它会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至少它使一批普通农民有了不可小觑的资本，使他们积累了经营经验，特别使他们有了遍布全国的网络。最糟糕的事情恐怕是为临时的“好看”去破坏这些有机的社会联系。没有“浙江村”这样的“低级”经济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中关村这样的高级经济不可能会有健康的发展。在我看来，全球化对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怎么让几个组合起来的大型企业挤进国际市场，而是怎么保证整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结构上的均衡。最难的不是我们要出几家在华尔街看好的公司，而是怎么让超大规模的劳动力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发展中来。只有中关村，没有“浙江村”，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九九九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全球化和地方化”（顺便说一句，“地方化”不是指“本土化”，可不是指麦当劳在中国搞中国特色的服务这一类事情）。全球化很有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异化，使该国的劳动力受控于世界市场的企业支配，进一步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我觉得“浙江村”和中关村是我们在不同经济层次上实行“地方化”的路子，使公民更全面地参与自己的经济社会事务，防止异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影印件。在该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异化观的出发点（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

据说法国有诗人靠颠倒语言做诗：诗作也没什么主题，把惯用的语言秩序颠倒、打散、随便排列即可，但由此让人看到很多新东西。英国人类学研究象征仪式的一个基本传统是认为很多仪式（比如狂欢节）把日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颠倒过来，由此可以把它看做一面镜子，照射出平常被掩盖的结构样式。我建议把这个仪式逻辑运用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里。至少拿“浙江村”和中关村相对照。不仅让我们分别加深对这两个产业区的理解，而且让我们看到，对它们的理解必须要放在一个统一的社会背景下。孤立地在某个地域范围里制造“现代化”样板，把中关村和“浙江村”置于两极，扬一贬一的做法值得三思。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