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衡阳，方先觉为什么最后还是投降了？_风闻

古籍-古籍官方账号-古籍善本研究收藏2019-07-09 07:26

2019-07-09

4490 读卖报知衡阳作战方先觉军长被俘

尺寸：55×79cm

分类：古籍善本>近代书刊

估价：无底价

专场：古籍文献—版画专场

拍卖时间：2019-07-15

拍卖公司：中鸿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会：2019春季拍卖会

备注：读卖新闻日本的三大综合性日文对开报纸之一。1874年11月2日创刊于东京，创始人子安峻。初为市井小报，持“俗谈平话”的编辑方针，以刊载通俗小说为主要特色。办报方针是：“要敢于同左右两翼独裁思想作斗争”。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损失惨重，翌年正力松太郎接办后逐步振兴。1942年与《报知新闻》合并，更名《读卖报知》，跃为东京第一大报。1946年5月1日恢复《读卖新闻》刊名。

1944年6月21日，深夜。

蒋介石给方先觉打了一个电话：

“你第十军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

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我规定密码二字，若战至力不从心时，将密码二字发出。我48小时解你衡阳之围，你是否有此信心？”

方先觉回答：

“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

方先觉，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人（今安徽萧县），黄埔三期生，22岁入伍，从排长做起，一路拼杀到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

彼时的方先觉，其实是在“戴罪立功”。

在之前的“常德保卫战”（也是一场悲壮的大血战）中，作为援军的方先觉第10军因为各种原因救援不力，被蒋介石罚了个撤职留用。但方先觉在第10军威望极高，新军长一直无法确定，正在抉择之际，日军直扑衡阳。

衡阳，地处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交汇处。自抗战全面爆发后，因为地处湖南后方，一直没有被战火波及，又因为是交通枢纽，所以很多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机构、公司、物资都聚集在衡阳，很快使衡阳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和昆明的工商业大城市，当时人称“小上海”。

1944年，大战爆发前的衡阳城。

而原以为会躲过战火的衡阳，之所以会在1944年成为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还是因为这一年日军发起的“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1944年的日本，因为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南洋的海上交通补给线将被美军全面切断。为此，他们发动了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号作战”，动用前所未有的超过50万以上的兵力，全力打通河南、湖南和广西三个省的交通线，目的是从陆上打通南洋日军的补给线和运输线，顺带摧毁美军在中国的机场，防止日本本土遭受空袭。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已全面转入进攻的时候，日军的“一号作战”却进行得无比顺利，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判断出日军的战略意图，并且出现了大溃败。就在蒋介石打电话给方先觉不久前，曾在三次大会战中都屹立不倒的湖南重镇长沙，刚刚丢失。

长沙一丢，衡阳就成了日军的主攻对象。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方先觉的第10军死守衡阳，待他调集四周的援军，围歼主攻的日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

所以，那一夜，方先觉牢牢记住了蒋介石电话中的两个关键词：

第一，“固守衡阳两星期”。

第二，“我48小时解你衡阳之围”。

但是，无论是方先觉还是蒋介石，包括进攻衡阳的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一场抗日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炼狱血战，正在等待着他们。

1937年6月23日，日军第68师团逼近衡阳市郊，开始向中国守军的阵地发起进攻。

残酷的“衡阳保卫战”正式拉开帷幕。

率先与敌军第68师团接上火的，是负责警戒的国军暂54师——这支部队，并不是守军第10军的部队。

暂54师是从长沙战场上撤下来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嫡系部队。按照薛岳的命令，暂54师和日军接火后就应该迅速撤离——薛岳一点都不看好方先觉的第10军，认为衡阳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但方先觉硬是违命扣下了暂54师一个营连同师长饶少伟——不许撤，跟我们一起守城！

方先觉

方先觉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正如蒋介石之前的电话里所言：“你第十军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第10军的兵员根本就没有时间恢复，下辖的预10师和第3师还算可以，第190师全师只剩下了1200人左右。

为此，方先觉只能东拉一点，西凑一点，再靠蒋介石补充一点，最后拼拼凑凑，衡阳的守军满打满算，加在一起大概17600人（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军，再怎么说，人数也要在25000人以上）。

而他们面对的，是日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两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大约5万左右的兵力。

抗日战争期间，国军与日军的兵力配比4打1都显得非常艰难，而这场战役，是要国军1打3（到后期1打6），这也难怪战前国民党方面对守住衡阳也丝毫不抱信心。6月23日，重庆的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

“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并无二致。”

国民党方面对第10军守住衡阳不抱信心，从第10军炮兵营张作祥的遭遇就可以看出一二：

在衡阳保卫战开战前，张作祥奉命去昆明领取12座最新的美式山炮，领完炮后心急火燎地想赶回衡阳，途径桂林时，却被当地的炮兵第一旅给扣下，要把这个炮兵营划入自己的序列。方先觉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在蒋介石的怒骂声中，张作祥才带着6门炮和2000发炮弹继续赶往衡阳——还是被扣下了6门。

到了衡阳城外15公里处，又碰上了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让张作祥暂且留在自己部队，暗示不必进城送死（说是怕大炮被截）。

但张作祥表示守衡阳最需要的就是大炮，他愿誓死率部进城。随后他召集各连的连长征询意见，所有的连长都跪在地上，表示愿冲入衡阳，与孤城共存亡！

这6门炮最终费尽如此曲折，终于进入了衡阳。

中国军队的火炮，最终在衡阳保卫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玉堂说的也没错，张作祥带着炮兵营入城的时候，日军已经开始发动进攻了，城外已经炮火连天。

也正是从6月23日这天晚上开始，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每晚开始在睡前祈祷：

“愿上帝保佑衡阳。”

衡阳保卫战一开战，日本人就懵了。

在日军第11军总司令横山勇看来，衡阳一座小城，他派出两个师团联合进攻对方一支建制不全的军级单位，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

但他们太小看方先觉和他的第10军了。

战斗开始第一天，日军就发现，他们连城外的外围阵地都攻不下来，而且死伤惨重。

方先觉的第10军在6月初就进驻了衡阳。经验丰富的方先觉让工兵部队把整个衡阳连同外围阵地，修筑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尤其是他让工兵把衡阳城南和城西南的各个山丘对外的一面，全部自半山腰起，往下削成四五米高的人工断崖，削到地平线再往下挖，变成阻碍敌军前进的壕沟。然后，再在四周配上交叉火力网。

这种独特的防御阵地，让日军吃足了苦头。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

日本人甚至将这种工事称之为“方先觉壕”。

到后来，日军是靠踩着自己同伴的尸体，才勉强能在断崖下架起梯子的——他们的尸体，已经把断崖下的壕沟给填平了。

但即便架起梯子也是没用的，因为迎接他们的，是中国军队漫天飞雨一般的手榴弹。

第10军虽然大炮、重机枪等武器装备并不充足，但有一样管够：手榴弹。手榴弹在守城战中发挥的作用巨大，战后曾有日本士兵心悸地回忆：“衡阳一战，敌军是拿手榴弹当刺刀用的。”

衡阳的守军意志坚定，和方先觉自己以身作则也有关系——方先觉下令把自己的作战指挥部移到离火线只有400米处，这也是在抗战中所罕见的。

但是，第10军单薄的兵力，在日军优势兵力的狂轰滥炸和不断冲锋下，还是伤亡巨大——但所有阵地上的中国守军，从军官到士兵，全都拼到最后一刻，没有一个后撤。

6月27日，在衡阳城外的一处重要高地停兵山上，一支中国守军迎来了最后一刻。

守阵地的是第10军预10师第30团7连连长张德山，他以前是预10师师长葛先才的传令兵，一路作战勇猛，升到连长。

傍晚时分，张德山在炮火纷飞中给葛先才打了一个电话：

“师长，本连官兵决定在这个据点上与鬼子拼个同归于尽！以后再不能聆听您的教诲了！”

葛先才在电话里几乎吼道：

“张德山！你要听我的话！撤回主阵地！我现在就给你团长打电话，叫他用火力掩护你们撤退！”

张德山回话：

“师长！不必了！我战死一是报国！二是报答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跟鬼子拼死！我就不舍近求远了！请师长放心，预十师没有一个孬种！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这支木壳枪还有60发子弹，希望它们都能全数射出。敌人冲上来了！官兵枪支已上好刺刀，正在投掷手榴弹，我要去参加战斗了！师长保重！”

葛先才在电话里连叫两声“张德山”，已无人回应。

半小时后，预十师第三十团团长陈德坒打来电话：

“张德山连没有一个退回来，全部殉国了……”

葛先才含泪怒吼：

“把炮兵营的火炮都集中往山上轰！我要给张德山连全体官兵‘铁葬’！要日本鬼子全部陪葬！”

（以上对话回忆来自葛先才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

6月28日拂晓，衡阳城外阵地的枪炮声渐渐停了下来——守军大部分的外围阵地，都陷落了。

在这5天时间里，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终于突破了衡阳城外的最外围防御阵地。

衡阳外围防御阵地上的中国守军，连同民工、伙夫在内，无一人逃跑，除伤兵被运回城外，其余全部阵亡。

日军终于开始对衡阳发动第一次总攻。

按横山勇计算，拿下衡阳的日子，应该不会超过两天。

但总攻发起的第一天，日军第68师团的指挥部就被端了。

当时，第10军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从望远镜中发现正南800米外的日军阵地上，有一群日军军官在指指点点。敏锐的白天霖立即调集全连8门迫击炮集中射击——三波射击，立刻就将对面的日军全部覆盖。

后来证明，当时被炮弹轰中的，是急于攻城的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以及数名参谋和部队长——佐久间为人运气算好的，背部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但未死。

总攻第一天，攻城部队的指挥部就瘫痪了，横山勇只能让第116师团的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两个师团攻城。

但迎接日军的，是中国守军的誓死还击。

在衡阳西南门外的张家山阵地，日军完全一筹莫展。中国军队阻击日军的，依旧是之前说的法宝：断崖式阵地+手榴弹集群攻击。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出版的《湖南作战》里关于衡阳攻坚战的日军记录节选，可以看出当时日军第116师团第133联队进攻张家山阵地的艰难：

“清晨5时，各炮一齐开火，顿时拂晓的静寂变成钢铁的风暴。由于目标清楚，又是近距离射击，有的头一炮就集中堡垒的枪眼，张家山高地烟尘弥漫，木片飞散，景象壮观。高地上的堡垒无一免遭日本军炮兵射击。到处可见重庆军沿着交通壕后退的情景，战机正在成熟。

5时50分，日本军发出支援冲锋射击的信号弹，3个大队的步兵轻重机枪都参加了压制射击，枪声极为猛烈。大大激发了冲锋的情绪。第4中队冲入敌阵的悬崖下，遭到集中投来的手榴弹攻击。爆炸停止，白烟扩散，第4中队全体伏卧不动，想是全部战死了。”

日军的重炮部队

日军想要发动夜袭，但反而损失更大：

“日本军第1大队开始夜袭，不久无线电发生故障，没有了消息。23时传来激烈的交火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黑濑联队长命令第2大队上去支援。夜已深沉，更觉不安，不久第2大队联系。晨1时，第1，2大队夺取山顶。重庆军冲出来反扑，在夜间挤在又深又窄的交通壕里的日本军第1大队大队长和官兵几全部战死，第2大队大队长也负伤了。

重庆军以手榴弹袭击使日本军不得不放弃了山顶。在这次战斗中，大须贺大尉，山下芳信少尉，鹫野升少尉等战死，足立大尉，石松三男少尉，高山成雄少尉等负伤。”

那一场夜袭，黑濑联队在短短3小时内，就阵亡了8名大、中、小队长。

打到这个份上，日本人也杀红眼了。

在湖南六月底闷热的天气中，很多日本兵就兜着一条丁字裤，打着赤膊，端起枪亡命地往中国守军阵地前冲，而久经战阵的第10军战士秉承方先觉的指令：“看不见不打，没到警戒线不打，打不死不打”。

日军攻到阵地前，几乎是整小队、整中队的被歼灭。

1937年7月2日，横山勇只能下令：暂停进攻。

从6月28日总攻开始打到7月2日，5天时间内，日军已经折损了5000多人，攻城各部队只是向前推进了不到1公里，而且，日军弹药也不够了。

以少敌多，让日军每天折损1000人并打到弹药不足，第10军堪称是第一个。

日军主动停止进攻，让本来不对守住衡阳抱有指望的全国各界感到惊喜，蒋介石更是把嘉奖令连同重庆《大公报》写的表彰报道，空投进了衡阳城。

7月7日，蒋介石给方先觉又发了一份电令：

“务必再奋神勇，固守两星期，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完成歼灭敌人，造成空前湘中大胜利。”

从6月23日起，方先觉的第10军已经坚守衡阳15天了，这是他当初答应蒋介石，也是蒋介石答应他的日子。

现在，蒋介石叫他再守两个星期。

第十军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第10军是按固守半个月配的粮弹。

粮食倒暂时不缺。在战前组织衡阳市民迁离时，家家户户都把粮食大米留在了家中。但副食品却极度欠缺，除了盐，什么都没有。士兵都是用盐水泡着饭吃。好不容易在城中一个酱菜园里找到一缸酱菜，却被日机轰炸，酱缸破裂，酱菜满地，苍蝇和蛆虫遍布。官兵没办法强食之，很多人腹泻不止，还有因此死亡的。

医疗用品也开始短缺起来。衡阳保卫战打到7月10日，城中的伤兵已经超过了3000人，很多伤员的伤口开始只有用盐水擦洗。但在酷热的天气里，伤口往往会迅速化脓，随后带走士兵的生命。每天日机的轰炸，也使得伤兵们无处藏身，最后城中竟然找不到一处完整的住宅，只能分散在各个断壁残垣中。

方先觉军长印章

最关键的是，弹药没了。

保卫战打到7月10日，第10军的步枪子弹消耗了60%，手榴弹消耗了70%，迫击炮弹消耗了80%，山炮弹已经消耗殆尽。

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第10军却如已经牺牲的张德山所言：没有一个孬种。

在战斗不太激烈的城北（主战场集中在城西南），第10军第3师9团有一个连的三名士兵，渡河出城，潜入了北岸的一个城镇。他们身上带着40多封连里战士的家书和一些钱款，跑到镇上的邮电所，去给家里人寄信和汇款。

那些信，都是“希望你们节哀”，“我要为国家民族而死”的遗书。

激动的小镇居民知道是衡阳城里打鬼子的第10军战士后，纷纷送来牛肉、蔬菜等，分文不肯收。于是，那三名战士又带着食物返回了部队。

面对这种“擅离部队”的做法，连长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只能把牛肉拿出来去送给团长，团长不敢动牛肉，把牛肉又送给了第3师师长周庆祥，周庆祥随即又把牛肉送给了军长方先觉。

军纪严明的方先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罚：

这三个士兵，身上带着那么多钱，明明已经跑出去了，却没有去逃命，而是又带着食物跑了回来与城共存亡，怎么罚？

7月初的衡阳，热气蒸腾，伴随着伤兵们的哀嚎，宛如灼热的地狱。

7月11日，经过休整后，日军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开始了。

日军第二次总攻开始的第二天，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出了第一封求援电报。

方先觉认为自己已经坚守衡阳20天了，没有食言。

但是，蒋介石承诺的“48小时必解你衡阳之围”，却没有兑现。

方先觉只能率领第10军，继续面对日军的第二次总攻。

在第二次总攻中，日军开始大规模使用毒气了。

其实在第一次总攻的时候，每逢攻击阵地不利，日军就公然违反国际法，开始使用毒气。

号称有“军人荣誉”的日军，在使用起毒气时毫无廉耻感

预10师的第28团是师预备队，在日军总攻开始的第三天，团长曾京就向方先觉请战：

“团长，打到第三天了！那两团伤亡不小，28团还没上！要是这仗打完了，还是没轮到我们上阵地，有失颜面啊！我团在此役中应该死一些人，尤应杀一些敌人，才能心安理得！”

后来，28团果然被派了上去，而且打得英勇异常。但曾京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很多弟兄，并不是正常战死的——在五桂岭阵地，他手下3营7连从连长以下，全被日军的毒气毒毙在阵地上。

方先觉曾把全军的毒气面具都集中起来送到前线，但只能配备到班长一级，很多机枪手，就是脸上盖一块湿毛巾，眼眶处挖两个洞，奋勇杀敌的。但湿毛巾对高浓度的毒气弹根本没有防御作用，很多英勇善战的中国士兵，都是在阵地上中了毒气，痛苦地窒息而死。

日军第58师团的士兵森金千秋曾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不能说日本军就一定是勇武的，因为在很多地方，一旦进攻受挫，就动用化学战。这样的话，即使占领了阵地，完成了既定任务，也已经输掉了作为军人应固有的武德。”

在日军的第二次总攻中，衡阳西南的张家山阵地已经成了一台“绞肉机”。

在阵地上，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国守军，最终只能被迫用身边的尸体垒筑防御工事。当时在阵地上的老兵梁岳昆后来回忆当时的景象：

“子弹打在人身上的声音，肯定跟打在砖石上的声音不一样，被打成蜂窝的尸体有战友的，也有鬼子的，都有，但还是战友的多。

后来一想，就对不起战友，人都死了，还要被打好多枪。几十年了，一想到这事，眼泪就忍不住。”

7月14日，在前一天深夜中国守军主动后撤后，日军终于登上了张家山山顶。攻打张家山，日军133联队死了一个大队长，伤了一个大队长，12个中队长只有1人幸存，其余的全部被中国守军毙杀（后来3个大队长连同继任的3个也全被中国军队击毙）。

但与此同时，守城的第10军也开始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各个阵地上，因为连排一级的干部已经牺牲殆尽，开始由营长带头冲锋了——在五桂岭阵地，半天之内，晋升了5个营长，这5个新晋的营长，随后就都在战斗中相继牺牲。

战斗到最激烈处，预10师师长葛先才在一个打给方先觉的电话中，痛哭失声：他好不容易带起来的预10师的各级干部，80%以上已经阵亡在阵地上了，士兵伤亡了90%。而此时的第3师，伤亡也达到了70%以上，第190师只剩下了400多人。

日军攻城的重机枪阵地

7月18日晚，在守城26天后，方先觉第一次召开军部会议。面对师级干部，方先觉第一次提到了一个词：突围。

现在回过来看，当时日军虽然已合围衡阳，但防线并未非常扎实，且第二波总攻又面临失败，军力疲惫，方先觉当时如果率部突围，完全是有机会可以突出去的。

但经过几次和师长们的讨论之后，方先觉放弃了突围的念头。

第一，他不忍心留下那几千受伤的士兵——日军遭遇如此顽强抵抗，进城后完全有可能屠城。

第二，他想到了之前“常德保卫战”，率8000将士抵抗日军3万人马，死守12天的57师师长余程万。余程万最后成功突围，第二天率部反攻收复常德，却依旧被军法处置，险些被枪毙。

7月19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下令停止进攻——承认第二次总攻又失败了。

也就是这一天，方先觉彻底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决定等待蒋介石的救援。

在热浪翻滚的酷热七月里，蒋介石承诺的“48小时必至”的援军，究竟在哪里？

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派援军解衡阳之围？

确实派了，还派了很多。

在日军对衡阳发动第一次进攻的时候，蒋介石就调动多个军团，开始分东西两路向衡阳驰援，其中包括：王陵基指挥第58军，第72军，第26军；杨森指挥第20军，第44军；欧震指挥第37军和暂编第二军；王耀武指挥第74，第79，第90和第100军。

但日军觉察出中国军队要救援衡阳的动向后，也派重兵分路层层阻击。中国各路军队在蒋介石的拼命催逼之下，也算是尽力前行，但却无奈日军战斗力强悍，别说前进，连守住自己的阵地都已比较困难。

更雪上加霜的是，蒋介石电令各部队增援的部署电报被日军破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动向和配置了如指掌，有的放矢，占尽上风。

在各路援军中，一度最接近衡阳的，是62军，他们一度打到了衡阳火车站西站附近。为此，方先觉曾派出150人的突击队突出城去接应援军，但62军与日本阻援部队接火不久后就撤退了，方先觉的接应部队扑了一个空，只能再无奈回城。

150人的突击队能自由往返城内外，一个军却打不进来？

这也揭示了当年衡阳得不到援军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各路援军只是奉命行事，但心底里还是不愿意突入孤城当炮灰，去给第10军一起做陪葬的。在表面上尽到义务之后，他们是没有决死的动力去救援方先觉和第10军的。

蒋介石曾在数封电报中严令：“X月X日不抵达衡阳者，军法处置！”但过了这一天，也没人受到任何处置。这一点被很多国军将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成了国民党军队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后来在孟良崮阵亡前，也曾给蒋介石写过最后的谏言：

“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

但衡阳城内的方先觉第10军，是真的顶不住了：军队弹尽粮绝，城内伤兵得不到救治，死者得不到掩埋，在湖南七月的酷热天气里，尸体生蛆，瘟疫横行。

死守阵地的第10军战士

7月31日，在死守衡阳39天后，方先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

……

自昨日三十日辰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

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8月1日，蒋介石回电报：

“

……

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唯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以一死报国之决心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

……”

不管上帝是否保佑，8月4日，日军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又开始了。

横山勇真的是发疯了。

衡阳久攻不下，引起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震动。为了攻下衡阳，横山勇亲临衡阳第一线，把第13师团、第58师团和第40师团都调了过来，全部投入衡阳的攻城战——用5个师团超过11万人的兵力，去进攻一座已经残破不堪的城市，以及一支已经几乎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军队。

面对潮水一般扑来的日军，已经精疲力尽的第10军战士，还是迎了上去：

所有的马夫、伙夫以及之前的轻伤员全部拿起了武器，投入到了各个阵地中去。营长一级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团长开始带头上阵地，连预10师师长葛先才，也带着司令部30多个勤杂人员冲上去支援28团的阵地——就是那个之前请战的28团，全团打得只剩下70多人了。

方先觉下令：每个师长身边只留四个卫士，其余的全部顶到第一线！

在炮火连天的西禅寺阵地，第190师29团有个士兵，平时不善言辞，大家都喊他“傻子”。当时阵地上打得只剩下“傻子”一个人了，他在阵地上来来回回奔跑，不停地朝扑过来的敌军扔手榴弹，等到本方20多个弟兄上来增援的时候，傻子破口大骂，说自己那个排的战友都贪生怕死，鬼子一上来就全跑了。

来增援的那个排长告诉他：你那个排的战友没一个孬种！都没跑！都阵亡了！

傻子一听，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后上来的战友让他先下去休息，他不肯。当日军再次发起冲锋的时候，傻子对着排长喊：

“我什么也不要了！我战死后，若有可能，请排长把我的尸体和我们排阵亡的人埋在一起！如果不能抢回我的尸体，就让红头苍蝇的子子孙孙吃掉吧！”

说完，他抄起一颗手榴弹就冲进了敌人中间。

爆炸声响起，士兵们再也没找回他的尸体。

（来源：葛先才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

8月7日，已死守衡阳46天的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均座平生作育之至意。

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发完电报后，方先觉曾试图用手枪自杀，但被卫士阻止。

这一天，日军第68师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在前线被预10师28团的狙击手击毙——在衡阳血战进行到油尽灯枯的时刻，中国守军依旧没有放弃。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历时达47天的衡阳血战，忽然在结尾处拐了一个弯。

8月7日下午，在第10军坚守的大西门阵地天马山上，忽然竖起了一面白旗。

负责死守那里的，是第10军第3师9团。

随后，在第68师团两个旅团攻击正面的森林高地和岳屏山，都出现了白旗。

因为在其他阵地上，第10军的抵抗仍非常顽强，所以日军判断：这是重庆军在突围前惯用的手段——诈降。

8月7日傍晚6点左右，方先觉召开了最后一次军部会议。

由于后来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所以这次会议的版本，居然有好几个：

有方先觉重新布置各部队城防位置的，有方先觉布置突围行动的，还有方先觉设立自己阵亡后代理军长顺序的：周庆祥、孙鸣玉、葛先才……

但不管对这个会议的内容猜测是如何的，就在这个会议之后，第10军副官处处长张广宽代表方先觉，出城和日军接洽了。

张广宽打着红十字会旗，带来了方先觉的条件：

第一，第十军是有条件停战，绝非投降；

第二，日军立即停火，不得杀戮士兵，给予伤员治疗，安葬第十军战死者；

第三，第十军官兵绝不离开衡阳，保留第十军番号建制。

日军的回复是：“必须方先觉亲自来！”

方先觉没有来，于是日军在1小时后继续进攻。

8月7日这一晚，蒋介石一夜起床3次，祈祷衡阳转危为安。

而蒋介石下死命令规定8月8日必须抵达衡阳的62军，却依旧被日军阻击得不能前进半分。

凌晨5点，当蒋介石第三次祈祷的时候，在衡阳城内，方先觉拔出了手枪，准备自杀。

手枪被身边的副官打飞。

日本的报纸当时报道日军坦克攻入衡阳

8月8日清晨，已经攻入衡阳市中心、看到第十军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的日军，停止射击了。

阵地上，预10师师长葛先才接到了方先觉的电话：

“敌人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要求我军解除武装，我已经答允。你不要自我摧残，个人生死荣辱当在所不计。……能达到保全我近万名战士生命安全的目的，我也觉得如释重任。

……

我军衡阳一战，自始至终，只要问心无愧，别人的想法、看法以及褒贬，那是别人的事。”

放下电话，葛先才对身边的人说：

“衡阳完了，我军也完了，一切都完了。”

8月8日中午时分，中美混合空军的侦察机在衡阳上空盘旋几圈后，向重庆方面确认：衡阳沦陷了。

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益井康后来回忆自己初踏入衡阳城时看到的景象：

“街上的建筑已经成了瓦砾堆，满街都是敌我的尸体，还有伤兵，连插脚的空隙都没有。在酷热的8月里，堆积如山的尸体已经腐烂，强烈的味道叫我不敢喘气。

伤兵的伤口也在腐烂，上面爬满滚滚蠕动的蛆虫。在守军的一个野战医院里，有数百名士兵的尸体已经烂成了一半白骨，整整齐齐地躺着，排列成数行。”

也就在此时，被蒋介石从第四战区拼死调来的第46军的装甲部队，离衡阳只有8公里了。在得知衡阳陷落，他们调头回去了。

日军的《第68师团战史》中如此记录：

“所谓胜败，不过隔了层纸。”

47天的衡阳保卫战，留下了一串惨烈的数字。

中国守军方面，参战17600人，近6000人战死，7000人受伤，剩下的均为勤务兵、卫生兵等非战斗人员。

日本军队方面，根据中日双方各方面数据综合比较统计，最后参加围城战的部队人数超过11万人，其中前期主攻的部队人数为6万人左右。到最终，日军伤亡人数为5万人左右，其中2万人战死。

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一般是国军以4、5倍人数围攻日军，以4、5个士兵生命的代价才能换回一名日军士兵的性命，像衡阳保卫战这种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还能打出接近1比4的伤亡比例，绝无仅有。

方先觉要求日军做到的不虐杀俘虏，日方确实做到了——他们甚至没看管缴械后的第10军的士兵，让他们出入自由。

但日本的媒体称方先觉的第10军是“投降”。

方先觉在30多年后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表示：

“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说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么回事。”

但就像方先觉所说的，怎么评价他们最后的行为，他们自己是管不了的了。

在衡阳城陷后不久，被监视居住的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参谋长孙鸣玉就逃了出去，不久后，预10师师长葛先才，190师师长容有略，暂54师师长饶少伟也都逃了出去。

预10师师长葛先才，后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97年逝世，享年93岁。

第3师师长周庆祥，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因与解放军作战不力，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特地关照：“我于抗战守长沙衡阳所受之勋章亲交立起儿纪念，我之青天白日勋章更不可遗失。特嘱！”

三个月后，在衡阳军统的策划下，方先觉也逃回了重庆。

关于第10军这批高级将领如何从日军眼皮底下逃出，至今也是一个谜。

方先觉回到重庆后，在第一时间内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并获得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到：

“与之相见非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隔世重逢，但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返回重庆之后，方先觉虽然也担任过一些军职，但再也没被蒋介石派往过一线。

1949年，方先觉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对他当年衡阳一战时的表现，非议渐渐多了起来。方先觉一开始还有解释，但到了晚年，开始绝口不提。

1983年，80岁的方先觉，在沉默中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