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_风闻

内容摘要

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新文学在革命的挤压下发生意义危机。不同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通过退居文坛边缘、重回“革命之前”原点，鲁迅在南/北的政治空间之外打开了文学时空。他强调新文学的边缘性特征，破坏新文学的专业化边界，重建否定性的虚无文学主体，赋予新文学以文学内部的革命性。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努力，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切入政治革命提供了第三样的选择。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感谢作者李玮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玮

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

前期的鲁迅[1]

引言

近年来，鲁迅研究努力突破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框架，重新审视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这一努力的显在表现即是：有别于启蒙范式凸显“五四”前后的鲁迅，革命范式着重谈论1930年代的鲁迅，许多鲁迅研究者开始重视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2]在反思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历史关系的问题链中，鲁迅在遭遇国民革命的挑战时所呈现的复杂和矛盾的面貌，成为推进文学史和思想史认知的重要资源。

不同于前人借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讨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问题，本文更关注文学如何切入政治的问题。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3]），革命给新文学带来意义危机。面对对于新文学参与“复辟”的质疑，鲁迅既反对胡适等人继续文学建设的观点，也没有直接参与革命，而是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对“文学”和“革命”进行双重反思，由此，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表现出有别于五四时期和“南下”之后的独特性。区别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他通过退居文坛边缘、重回“革命之前”原点，打开了不同于南/北政治空间的文学空间。通过推动新文学从“中心”走到“边缘”，从“纯化”转为“杂化”，从“本质化主体”转换为否定性的“虚无主体”，鲁迅赋予新文学在政治革命之外的革命性，“再造”了新文学的意义和传统。国民革命前期鲁迅“再造新文学”的历史线索，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为文学提供了既区隔政治革命又面向政治革命的另一种选择。 

《中华民国史》（第五卷）

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

中华书局2011年7月

一、南/北之间新文学的意义危机

与“再造新文学”

1925年9月，胡适到武汉大学重申“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批判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的复古。[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争呈现的已非文言或白话的文学语言问题，而是“文学”如何“革命”或“复辟”的问题。

此次演讲，胡适仍然在文学内部中谈论文言、白话孰优孰劣。针对章士钊“青年从《尝试集》学习诗歌律令”[5]的讽刺，胡适强调建设新文学需要“努力，修养”，以及“深刻的观察，深刻的经验，高尚的见解”[6]。显然，胡适执着于新文学在“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并期待进一步的文学建设。他选择“南下”发表这次演讲，有意争取“军阀势力”以外的支持。不过，令胡适始料未及的是，南方的革命青年在反对章士钊的同时，也把胡适和章士钊视为同党，将《尝试集》与“复辟”等同起来，认为他“替章士钊出死力”[7]，“此次恐怕不是来讲学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尝试运动复辟的……我想你不久又或有个《尝试集》出版了。”[8]

《胡适日记全编1》

《胡适全集》

已有研究者指出胡适在善后会议、女师大学潮中的一系列表现让青年感到“失望”。[9]但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此次事件所暴露的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1924年后，南北政治矛盾的激化，军阀政治凋敝，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南北和谈破裂，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酝酿北伐。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势力之间，政治摩擦频现。如蔡元培描述说：“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人的神经，又与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10]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下，学生运动、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在革命动员的对立面，政府巩固统治，推行保守政治。在南/北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无法回避“如何政治”的问题。新文学的价值被重估，包括文言、白话之争在内的文学问题都被转换为“革命”还是“复辟”的政治问题。

章士钊此时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与他“打压学生运动”，“整饬学风”，“崇尚读经”，“恢复旧德”一脉相承，“含有政治的目的”。[11]对于章士钊的“复古”，鲁迅的反应与胡适不同。对章士钊引发的文言白话之争，鲁迅不以为然，认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12]他并不认为民国十四年章士钊的一系列文化方针仅是文化层面“开倒车”，而是将之与民国四年的“复辟”相联系，在政治层面加以理解，“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想来总要取其一端……”[13]

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对新文学的审度同样来自政治上的考虑。早在1923年，有着中共背景的《中国青年》（上海）就开始批判新文学“纯文学化”和“精英化”的倾向，呼唤打破专业壁垒，向社会政治敞开。恽代英让作家“从空想的楼阁中跑出来，看看你周围的现实状况”，[14]邓中夏要求“新诗人应该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15]以“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表达对新文学的质疑。[16]到了1925年前后，对新文学的质疑转化为“否定”。上海“五卅”发生后，“文学家有什么用？”的问题被提出，“文学”整体的功能也被质疑 。曾经新文学队伍中的主要成员相继自我否定或被否定。茅盾在1925年表示“在这里，实际上，我是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艺观。”[17] 郁达夫被质问“可不可以把这些银灰色的附属物一刀斩断了呢？”[18]更有对文学革命“革命性”整体的否定，在上海的刊物上有文章认为：“文学革命只不过革了一个形式，思想上并无多大的变化”，其中，胡适首当其冲受到批判，“曾作文学革命先锋的胡适之……引起述古的倒流”。[19]

《我走过的道路》（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这种情势下，胡适反驳章士钊，重申“新文学意义”，已经不合时宜。他在“文学”内部谈论文学问题的方式，他对南北问题的回避，让他的新文学在1925年前后的南北之间进退失据。一方面，胡适慷慨激昂地反驳，“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20]他与1920年代中期回国的“英美派”（包括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相互呼应，推进新文学建设，强调“文学”的“纯洁”和“高尚”；[21]另一方面，胡适捍卫“纯文学”，因其精英化、保守性，被认为是参与“复辟”，维护“当局”。[22]

在“建设”和“否定”之间，鲁迅开始“再造”。正是1925年前后，鲁迅与胡适“分道”。[23]鲁迅有意针对“艺术之宫”的建造，批判胡适等强调“文学性”的论点，并将之与保守政治联系起来。[24]由此，鲁迅反思新文学的问题。当胡适执着于新文学继续的推进和巩固时，鲁迅“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25]呼唤“崭新的文场”、“真的新文艺”。[26]他有意破坏新文学的建设，推进“新文坛”分裂，推动新文学回到社会边缘，重新召唤文学青年，重提“思想革命”，推动文学向“政治”敞开。

鲁迅在1925年前后对“文学”的“处置”，改变了他在文学革命发生后强调积累和创作的姿态。如在1920年前后《新青年》分裂时，鲁迅虽然认为“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但仍期待“积累”和“建设”，希望“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27]1923年鲁迅仍在新文学内部执着于文学的建设，认为“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28] 但是到了1925年，鲁迅期待的是文学边界的破坏，希望“加多破坏论者”。[29]他对青年只管创作表示失望，认为“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30]并“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31]

《华盖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25年前后政治风潮对鲁迅文学观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过鲁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在南/北的政治结构中否定文学革命。针对“文学家有什么用”的提问，鲁迅一方面表示对“所谓的文学家”的否定，指出“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可以“感动别人，启发后人。”[32]鲁迅既破坏又捍卫“文学”，探讨新文学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第三样”的可能，这使鲁迅既不同于1925年的胡适，也不同于南北的政治双方。在应对南北政治的同时，鲁迅通过“再造”新文学的时空，试图建构既“区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文学主体。

二、退回边缘：重建新文学的空间

怎样构建“崭新的文场”？鲁迅首先通过空间上退回边缘来实现。梁实秋曾经描述1925年前后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33]鲁迅否定了这一说法。[34]不过，1925年前后“新文坛”的“分裂”显而易见，而鲁迅的作用极为关键。“分裂”的开端是1924年10月《晨报副镌》编辑的更换。此事与南北之争密切相关，“因为《晨报》后台老板研究系人物，虽可在北洋军阀面前大谈科学与文艺，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们带来的政治主张和思潮，已使《晨报》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们不满于再起的青年运动，更不满于孙伏园所编的副刊。” [35]

《晨报副镌》

政治影响的另一面，是文坛内部的“破坏”。鲁迅曾说，早在在易主之前“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意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说了。”[36]鲁迅口中的“留学生”是徐志摩，[37]而“学者”指陈西滢。在鲁迅看来，文学观的分裂导致《晨报》易主。徐志摩的确在《晨报》上发表有关“法郎士”（“Anatole France”，引者注）的文章，在文中强调以此种“艺术的天才”，解决新文学“粗糙”的问题。[38]鲁迅对此种文学态度甚为不满。鲁迅以《我的失恋》讽刺徐志摩的创作，[39]此事成为《晨报》孙伏园辞职的导火索。既知徐志摩等与《晨报》的私交，又知孙伏园已经位置不保，却还出言讽刺，鲁迅似乎有意激化矛盾，促成分裂。并且，《晨报》本来是鲁迅发表文章最主要的平台之一，甚至被当作周氏兄弟文坛成名的关键，[40]此时鲁迅的行为更像是放弃越加保守的“主流文坛”。

不仅是放弃《晨报》，鲁迅对销量大地位高的刊物均表示不满。远离《晨报》后，鲁迅推动《京报副刊》创刊，参与筹办《语丝》。但《京报副刊》和《语丝》销量大增后，也显出保守姿态。鲁迅认为“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 [41]。对于《京报副刊》，鲁迅也说“伏园的态度我日益怀疑”，[42]对孙伏园编辑作风的保守化表示反感。孙伏园接管《京报》后，虽然在用稿上不排斥最初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老人”，但对于“新人”的稿件也已渐渐不甚接受。鲁迅于是表示《京副》也开始摆架子。[43]他转而与这两份刊物拉开距离。

与此同时，鲁迅更多地青睐文坛边缘的“小周刊”，并努力自办刊物，召集青年。他预设一个“浩大而灰色的军容”作为对立面，认为只有“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44]鲁迅以其对“大”的放弃，和对“小”的选择，为“新文坛”设置了“新”与“旧”，“灰色”与“闪光”的“区隔”，以此重新构建以边缘、反抗为特征的文学空间。

于是便有了1925年鲁迅自办《莽原》等刊物的出现。鲁迅自办刊物，并非要形成新的势力和中心，相反，当1920年代中期老一辈作家批评青年创作位于“水平线下”时，鲁迅有意召集“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 。。[45]他说，“我总想自己办点刊物。只有老作家总是不够的，不让新作家起来，这怎么行。”[46]相较于形成一个具有自足性、体系化的“文学场”，鲁迅办刊物更像是消解“文学场”。他放弃中心刊物，回避销量倍增的刊物，纠集“乳毛还未褪尽”和“水平线下”的边缘力量。

这个“边缘”是反抗“中心”的“边缘”。鲁迅期待“小周刊”以“起哄”[47]和“撒泼”[48]的姿态存在。“起哄”和“撒泼”与胡适提倡的“严肃的态度”恰好相反。如果说后者是对新文学经典秩序的认同，那么前者就是对该秩序的破坏。有学者指出这是“鲁迅提出的战法，也是他对青年发出的召唤，召唤一种打破‘隐隐然不可动摇’之常态结构的主体重建能力。”[49]鲁迅不仅要求青年“撒泼”，而且也希望“导师们”也“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50]当然“起哄”和“撒泼”不仅仅是破坏新文学，它更意味着以“边缘性”生发文学、文化革新的活力，使文学能够“毫无忌惮”。

《鲁迅全集》（十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鲁迅通过退居边缘，为新文学创造了一个的反抗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属于南方（革命阵地），也不属于北京（北洋政府）。它在“旧文坛”的边缘，既反抗新文学的精英化和纯粹化，也抵制着革命对新文学的“否定”。它在以“边缘性”表达来自于文学内部的“否定性”力量。

三、破坏边界：重提“思想革命”

在空间上推动新文学退居边缘的同时，1925年前后鲁迅一方面阻碍胡适等人对于新文学专业化进程的推动，破坏新文学的线性发展；另一方面重提“思想革命”，打破“文学”的专业化边界，推动新文学的“杂化”。

针对胡适和陈西滢所提出的“高尚”、“纯正”的文学标准，鲁迅偏偏呈现“不纯洁”、“功利性”的文学创作过程，说自己的创作“挤”出来的。[51]胡适发表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认为“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他鼓励学生以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建设，振兴民族的道路。[52]作为呼应，陶孟和提出了“救国的文学家”[53]的说法。鲁迅将这些观点联系起来，认为过于专业的发展，将制约精神的能动性。他说青年从“艺术之宫”、“研究室”中出来后，“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54]

当文学的专业化进程转化为前辈、后辈的代际转换时，对青年创作“不成熟”的批评是新文学建设过程中常见的现象。[55]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就刊登了江绍原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编辑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份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也刊出文章应和。[56] 鲁迅则以自己的创作为青年辩护：“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57]

《现代评论》

破坏新文学的“文学性”和“专业化”，是为了恢复新文学介入社会政治的“功能性”。鲁迅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诸如“进入艺术之宫”等问题，归结为“中了‘老法子’的计”。[58]他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说过的‘思想革命’” 。[59]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此时强调“思想革命”是延续启蒙道路，这种理解成就了“启。[59]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此时强调“思想革命”是延续启蒙道路，这种理解成就了“启蒙鲁迅”的连续性。不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新青年》上的“思想革命”是在谈论新文学的革命路径时被提出的。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对文学革命做进一步说明：“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60]傅斯年进而推陈，“现在大家所谈的文学革命，当然不专就艺术一方面而论”，“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转变”。[61]

并不能说，新文学发生的最初动力就是“思想革命”，也不能说鲁迅重提“思想革命”仅仅是为了解决“文学问题”。但显然，重提“思想革命”为“文学”走出“艺术之宫”提供了路径。相较于“文学性”，鲁迅强调“思想性”是为了模糊新文学的边界，以“新思想”重新恢复新文学与“新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当“文学革命”止步于白话和文言机械的语言分野时，鲁迅以“思想革命”重启“文学”更新的脚步。

鲁迅在“文学的标准”之外重提“思想的标准”，推动了新文学的“杂化”。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重提“思想革命”让鲁迅在文体上产生了“杂文的自觉”。[62]“杂文”的“文学”身份得不到承认，有人劝鲁迅“不要做这样的短评。”虽然鲁迅也知道“杂文”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别，“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原因便是对于“文学性”的反抗，对“思想”的重视。他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并对自己的文学选择进行了修辞化的描写：“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63]邱焕星曾分析“重启思想革命”促成鲁迅的“热骂”，由此促成审美转换，增加文学的批判性。[64]从雅正的文学走向热骂的文学，鲁迅将“思想”的标准和指向重新引入文学，由此打破的新文学的“文学性”中心论，由此沟通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 

四、重回“革命之前”：

创造虚无文学主体

“思想革命”只是鲁迅敞开“文学”的路径之一，“从新做过”并不是重回《新青年》时期的“文学革命”，它不仅指向对新文学的反思，而且指向对“革命之后”的反思，并由此避免直接进入“革命文学”。在鲁迅提出“什么都要从新做过”的同时，他表达了对于“轮回把戏”的恐惧，其中便是“革命的轮回”，“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65]当“革命”的主体是另一种本质化的“思想”或“文学”时，“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只能再次中“老法子”的计，重复威权模式，陷入革命-革革命无限的循环。《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走向“文学复辟”，“启蒙”走向“规训”，便是此种“革命”的必然后果。

《新青年》

应该注意到，1924年到1926年鲁迅文本中文学主体，较之1917到1924年文本中的文学主体，有了很大不同。在《故乡》（1921年创作）《阿Q正传》（1921-1922年创作）等小说中，“我”洋溢着启蒙主体的自信，并以此审度他人的“失败”，如《故乡》中的“我”定义了“闰土”“杨二嫂”的“悲剧”，并预设了“悲剧”克服之“路”。启蒙主体有着政治行动的力量，它/他以对启蒙对象的遮蔽、“代言”和“规训”为特征。国民革命前期的“我”缺少主体自信，充满了否定性，特别是自我否定。“失败”和“孤独”是该时期主体的特征，小说《孤独者》（1925年创作）中“我”只能反观另一个“我”——“魏连殳”，经历和否定他“失败了的胜利”，从直面他的“死亡”中“出走”；《伤逝》（1925年创作）中的“我”（涓生）在亲手扼杀了另一个“我”（作为涓生镜像的子君）后，从她的“死亡”中“出走”……

这种主体模式于《野草》（1924-1926年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主体的它/他经历了自我否定后，抛却了线性历史，放弃了明确阵营，首先面对的是“自我”的“无地”和“虚空”。“我”以“野草”自比，“野草”既是“我”，也是“文学”。“野草”以及《野草》集中许多文学主体意象存在于本质化时空之间：时间上的“过去”与“未来”，空间上的“明”与“暗”，甚至本体层面的“生”与“死”之间。它/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线性时间（从过去到未来），只能凭依“过去”确立自己的时间。虽然“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朽腐”，但“我”对这“死亡”和“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66]它/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属于“地狱”，也不属于“黄金世界”，“彷徨于无地”。[67]在时间上的虚空“死亡”，在空间上的虚空“无地”，正是“再造新文学”时间上逆转，空间上退避的“内面”（主体精神）。

正如鲁迅描述他这段时期的创作，他一方面“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另一方面“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在国民革命前的“文学”和“政治”之间，鲁迅说：“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增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68]

“再造新文学”的主体既非“回到文学”，也非“政治超越”，而是左右批判、否定，甚至自我解构，反本质化的“无所有”（“无时”、“无地”）。木山英雄关注到鲁迅1926年8月之前两年间，即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创作，包括《野草》《孤独者》等创作，以及“杂文的自觉”，[69]他也指出该时期鲁迅文本中的“自我”“无论向左向右都无以迈出步子，无论何物最后均无法自己完成”。[70]但恰恰是这种无所归依的“无”，表达着强烈的左右批判的否定性，或者说革命性。

木山英雄著

赵京华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鲁迅在国民革命前期创造的“无所有”，与竹内好分析“革命之前”的鲁迅的“无”[71]相互呼应，表达着一种面向政治又不同于政治的“革命性”。1925年前后鲁迅的确在重新编织辛亥革命之前的“回忆”或“青春”，沟通起所有“革命之前”（辛亥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由此积蓄起“革命”的动能。在他的文本中频频出现对辛亥革命前的“杂忆”。一是辛亥革命之前所写的文章，“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72]二是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心理演化为新的“文学梦”。鲁迅感慨“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73]辛亥革命前盛行“复仇”心理在国民革命前被转化为文学意象，便有了《复仇一》《复仇二》。在《希望》一文中，他将“复仇”等革命心理转化为“虚妄”中寻求的“逝去的”“青春”，作为重启革命性。[74]  

将“文学”的时间反拨到“革命之前”，以“虚无性”表达“否定性”，这使得鲁迅再造了一种既“革命”又拒绝“革命”的新文学。它既否定了胡适积累建设的文学发展道路，也否定了“文学”奔向新的本质论（变身为“革命文学”）的发展道路。它将“文学”嵌入无法成为“完成式”时间中，“文学”由此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存在，只能在不断地“功能化”中确立自身。

五、“转向”之外的“徘徊”——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再造新文学”

“再造新文学”是针对国民革命前期“文学如何革命”的问题而产生的。“再造新文学”既不满意于新文学对政治“回避”，也没有直接“转向”。它的时空不属于“南”，也不属于“北”，而是在南/北之间的“边缘”地带；既不在革命时间之外，也不在革命时间之内，而是在“革命之前”。它在“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向历史”中创造了一个“徘徊”的“时空”，以“边缘化”、“芜杂化”和“虚无性”成就“文学”既“反对复辟”又“超越革命”、既区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位置。

在国民革命前期，“徘徊”并不是普遍的选择，甚至并不能成就连续性的历史。当国民革命带来对新文学政治功能的重估时，放弃“文学性”，拥抱“革命性”成为许多作家的选择，新文学的骨干如文研会、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如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王独清等）纷纷向革命“转向”。曾经强调“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75]执着于新文学“建设”的胡适也被“革命”纠正。1926年到了苏联的胡适表达了对革命运动的景仰。[76]胡适开始对“文学革命”进行自我否定，反问“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77] 由是，他否定了新文学和整个的“新文坛”，他说“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 [78]于是，胡适“好久不谈文艺了”。[79]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影印本）

鲁迅也面临“转向”的压力。首先，青年更多地奔向更为实际的国民革命，“再造新文学”难成气候。《莽原》的问题不仅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而且“现在则并小说也少”。鲁迅认为“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大约大家专心爱国，要到民间去，所以不做文章了。”[80]《莽原》原有的主要作家先后“南下”，韦素园去国民军第二军任翻译，向培良去武汉任《革命军日报》编辑，尚钺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莽原》，各种定期刊“哪怕是处在敌对地位的，材料都异常枯窘”，[81]因为“到实际运动起来的时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无暇做起了”。[82]

其次，边缘性、反抗性的“再造新文学”面临“革命”的“收编”。《国民新报》，[83]作为国民党在北京的机关刊物，就联络鲁迅。受到邵元冲之约，鲁迅常有稿寄去，还介绍了韦素园前去编副刊。[84]当韦素园去国民革命军工作后，1925年12月2日，鲁迅往《国民新报》报馆，即日起与张定璜同任乙刊编辑。 [85]革命的《国民新报》在北京形成新的势力，鲁迅也进入革命文坛中心，被作为当之无愧的新的“权威”，[86]或“头领”。[87]

《国民新报》

再次，革命改变社会的直接效果也影响着鲁迅的选择。在他参与女师大学潮的过程中，不仅与国共两党有了直接的交集，而且开始将实际的军事斗争置于“文学”之上。在参与女师大学潮的过程中，他开始借孙中山的逝世发表看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88]这是因为他“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89]认为“现在的强弱之分”“在有无枪炮”“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90]

似乎一切都在“革命”的席卷下不可避免地“转向”。“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成为连续性的历史。国民革命改写了“文学革命”的意义，连胡适都开始以“文学革命”成就“国民革命”说明新文学的价值。[91]不可否认，鲁迅自己也被“从文学革命到国民革命”“历史”的裹挟，参与线性历史的行列。北伐起兵后，鲁迅在谈话中表示对“光明的将来”的确信，“有存在，便有希望”，“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92]由此摆脱了徘徊、寂寞和绝望的状态。1926年6月17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表示“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此后我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93]走向“乐观”、“热闹”，鲁迅由此“南下”，完成了“转向”的历史。

不过，在连续性历史的缝隙中，我们仍应该注意“转向”之外的“徘徊”——国民革命之前鲁迅对“新文学中心”的放弃和对进入“革命文学”的犹疑。在“徘徊”的过程中，鲁迅再造了以“边缘性”和“芜杂性”为特征的新文学，以“虚无”和“绝望”为时空的“新文学主体”，在南/北之间，在“纯文学”和“革命”之间所创造的“第三样”可能。“再造新文学”并不能如“革命文学”那样产生“内圣外王”的“革命主体”，促成“有结果”的“革命”。相反，它以非南非北的“空间”区隔非此即彼的政治站队，以“徘徊”在“革命之前”逃离历史目的论的时间掌控。当只有进入“历史”才被认为是“成功”时，“文学史”被反复重写而陷入循环后，鲁迅在国民革命之前的新文学“再造”，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在“纯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循环之外提供第三种选择。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鲁迅研究的发展”（项目号：16CZW043）阶段性成果，江苏省社科基地项目（项目号：15JD023）阶段性成果。

[2]代表性研究有邱焕星：《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1期）；张洁宇：《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3]自1924年9月直奉战争到1926年7月北伐起兵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前期。罗志田等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5卷将1924-1926年称之为北伐前的转折期，特点为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

[4]1925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重刊《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抨击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革命。该文曾在1923年8月21日-22日的《新闻报》上发表过，胡适当时认为“不值得一驳”。1925年，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重新发表此文，引起许多附和。他们的论说虽无新意，但因论者的政府背景，如周作人所说，此番“复古”“现在的势力却不容忽视。” 辛民（周作人）：《言论界之分野》，《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

[5] 孤桐（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第1卷第9期，1925年。

[6]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7]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8]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9]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9-320页。

[10] 蔡元培：《北大十月二十五日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74-275页。

[11] 尤小立：《人生最大败笔，章士钊从政困局》，《光明日报》，2006年4月4日。

[12] 鲁迅：《答KS君》，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3]鲁迅：《十四年的读经》，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14] 代英（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1卷8期，1923年。

[15]中夏（邓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1卷7期，1923年。

[16]畹兰：《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妇女周刊》，第27期，1925年。

[1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8]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186页。

[19] 小堃：《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上海先施团日报》，1925年12月13日。

[20]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21]在胡适强调“高尚”的同时，陈西滢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

[22]对于新闻界将自己与“当局”拉在一块，胡适感到惊讶。胡适：《致邵飘萍》，《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399页。

[23]据孙郁考证自1924年8月以后胡适和鲁迅的书信往来中断。孙郁：《鲁迅与胡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24]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25]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26]鲁迅：《论睁了眼看》，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27] 鲁迅：《210103致胡适》，《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28]鲁迅：《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29] 鲁迅：《25033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472页。

[30]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31]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2]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33]徐丹甫（梁实秋）：《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6月4日。

[34]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35]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页。

[36]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37]徐志摩也承认自己在孙伏园离职前就与《晨报》有所接触，并受到编辑副刊的邀请，“我认识陈博生，因此常替《晨报》写些杂格的东西。去年黄子美随便说其要我去办副刊……”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38]志摩（徐志摩）：《法郎士先生的牙慧》，《晨报副镌》，1925年12月30日。

[39]“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40]梁实秋曾认为文学革命发生后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为“文坛盟主”，一大半是因为晨副特约撰稿员的身份，徐丹甫（梁实秋）：《北京文艺界的分门别户》，《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6月4日。

[41] 鲁迅：《30022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42]鲁迅：《250613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页。

[4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44]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4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46]许钦文：《鲁迅先生二三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47]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48] 鲁迅：《250530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49]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的文学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50]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1]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52]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9期，1925年。

[53]陶孟和：《救国与求学》，《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7期，1925年。

[54] 鲁迅：《“碎话”》，《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55]参见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的文学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1-256页。

[56]奚若：青年“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副刊殃》，《晨报副镌》1925年10月5日）

[57]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58]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9]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60]仲密：《思想革命》，《每周评论》，1919年3月2日。

[61]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

[62]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63]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64]邱焕星：《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65]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66]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67]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68]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300页。

[69]【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70]【日】木山英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71]竹内好认为鲁迅对“无”的创造一是集中于“文学革命”之前的北京蛰伏期，一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仙台时期。（参见【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3、61、66页。）

[72]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3]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74]“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希望》，《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75] 胡适：《致北大同事公函》，《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

[76]“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7]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8]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0] 鲁迅：《250629致许广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81]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53页。

[82]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99页。

[83]《国民新报》是既《星期评论》《建设》之后，国民党在1925年创办的机关报，如孙伏园的描述“这个报纸在当时算是革命的最前锋，战斗性很强的……”孙伏园：《孙氏兄弟谈鲁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84]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229页。

[85]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0页。

[86]伏园（孙伏园）：《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京报副刊》，1926年1月18日。

[87] 冬芬：《读过<莽原>》，《京报副刊》，1926年3月2日。

[88] 鲁迅：《250408致许广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

[89] 鲁迅：《250508致许广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

[90] 鲁迅：《补白》，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91]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

[92]鲁迅：《记谈话》，《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93] 鲁迅：《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