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吃斋念佛不是为“三一八”惨案忏悔_风闻

文：散木

一、关于段祺瑞的传闻

　　一段时间以来，颇见报刊上载有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为死难者“吃斋念佛”的传闻，还有的文章索性标题就是非常煽情的“段祺瑞为刘和珍下跪”，文章还说：当年“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云云。

　　在《另一个段祺瑞》（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的文章中，以段氏后人（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的口吻回忆和评述了当年的历史事件，并称道段祺瑞的私德，即其“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等，又特别提到了最后导致段祺瑞政治生命终结的“三一八”事件，其称：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二、传闻的疑点

　　类似的文章，还见之于《最后的声音———民国名人的遗嘱》、《历史的碎片2：另类人物》等书籍，但是，它们都有一个通病———都没有出示相应的文字资料的出处。于是，它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为死难者“吃斋念佛”，这是真实的事实么？抑或仅仅是其家人的传言？段祺瑞为刘和珍“下跪”，是在什么场合之下？“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这也是真实的么？联系以上传言，如果说确有此事，则当系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并“面对死者长跪不起”，而且“之后又处罚了凶手”，那么，如果检索于历史文献（报刊上的报道、当事人的回忆等），它见之于何处？如果说段祺瑞“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出现过，并且还有一番“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的举动，那么，是不是说，段祺瑞的上述带有忏悔的举止和行为，并不是惨案发生后的“现场”，而是在随后的悼念大会上。

　　无疑，在这里叙述者发生了矛盾，但它也给较真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确认的途径———上述全部情节发生的“历史现场”，要么是惨案发生后的现场，要么是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如此，追寻这一“历史现场”便是接下来的任务了，不过，这追寻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它能否解开或者证实这一所谓的“千古奇冤”呢？遗憾的是，笔者迄今未发现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撑上述的传闻，或许，那只是听闻者和转述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三、毛泽东对段祺瑞的批语

　　“三一八”惨案是不是执政者早已蓄谋的大屠杀，即系“为章士钊所献议，段祺瑞所许可”？或系另有原因？从惨案发生至今，相关的疑问就一直在人们脑际盘旋不去。早在惨案发生后不久，赵世炎就说过：“当‘三一八’案发生之后，最少数反动分子曾借此而攻击革命民众最直接的领导者，冲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党员。他们的反动宣传攻击最力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他们所说‘三一八’之役是共产党欺骗了民众，利用了民众，杀害了民众。他们作如此反动宣传的约有三种人：一是国民党右派；二是国家主义狮子派；三是当时在北京办《大同晚报》现在南昌活动的龚德柏等类的反动新闻记者。”（《“三一八”的一周年》）不仅于此，由于惨案本身的复杂性，此后有关的臆测不曾消停过，甚至有人说惨案的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等。

　　不过，“三一八”的历史场景毕竟是惨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的段祺瑞也为此而身败名裂，甚至毛泽东对他还有一个批语。

　　195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对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情况来信的批语》中说：“嘱彭真查明处理。”这是章士钊来信反映：“囊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毛泽东批示说：“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敌人。”（近见香港《大公报》刊文介绍“毛泽东如何评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段祺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和毛泽东谈起段祺瑞，毛泽东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真不知道作者是从哪里获得的这条消息，其实，其出处即是上述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示，然而意思已经大变了。该文经中新网转载，想必视听的范围极广，却实属道听途说。）

　　章士钊又说：“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输之举。”毛泽东又批道：“有‘三一八’惨案。”章士钊说：“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毛泽东批道：“只此节可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以上章士钊的来信和毛泽东批语，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不同理解，毛泽东说段祺瑞的罪行“有‘三一八’惨案”，不一定就是说是段祺瑞下令屠杀游行群众，而是说他摆脱不了其中的干系，即便他不是主谋，也是负有连带责任的主要当事人。这倒也并非是诛心之论，段祺瑞其人，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大革命时又力主“整顿学风”，警告学生“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否则“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因此，也难怪人们首先要怀疑他是惨案的元凶了。

发布开枪命令的最大嫌疑人、318当天主持召开国务会议的内阁总理贾德耀

　　四、段祺瑞为何“吃斋念佛”

　　再来谈谈段祺瑞为何“吃斋念佛”的传闻。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历史究问，因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以及事件发生时的特殊氛围、当事人和后人记忆的偏差、个人情感等多种因素，在相关的回忆和记述中多有失实之处，前述所谓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赶到现场，或在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的细节，以及表示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等等，全系想象。

　　因为当时如果段祺瑞果真出现在事发现场抑或悼念大会上，不可能没有新闻的报道，笔者为此特意查阅了当时各大主要报纸以及“三一八”惨案的主要文献（《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三一八运动资料》，以及吴廷燮撰《段祺瑞年谱》等），均无相应的记载。至于上述说法的由来，均出自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宏巽在《上海文史》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段氏后人，儿子段宏业是花花公子，一事无成；女儿段宏彬移居美国；三女段宏巽是管理家务的，据《百年家族———段祺瑞》一书中所述：“五四运动时，段公馆外边有抗议的学生，十分热闹。庭院深处的段祺瑞在房间里休息，三女儿守候在房间里，许多人想进来报告外边的情况，都被她挡在门外，最后她发话说，外人谁要是进来就开枪打死他。”），她说：“三一八”时段祺瑞曾下令不准开枪，但贾德耀置之不理，终酿成了血案，后来段祺瑞为之“长斋礼佛，以示忏悔”。这是说惨案是由贾德耀造成的，段祺瑞不仅与之无闻，且事前加以了阻止。对此，毛泽东则认为：“不难想象，没有段的命令，贾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吗？至于吃斋念佛，不少下台军阀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

　　其实，所谓，即其为何而“食素”，事因并不是出于“三一八”惨案，而是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他在天津做寓公时已经吃斋念佛了。1920年7月，段祺瑞兵败之后，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寿街，从此吃斋念佛，这与他对惨案的忏悔并无关系。

　　换言之，毛泽东批语的意思是：即使“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确曾“吃斋念佛”，心中有所歉然，那也只是“作秀”，与后人理解的“忏悔”并不相同。至于说段祺瑞惨案后曾“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则更要试想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原来，所谓“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是惨案后的第5日，即1926年3月23日举行的，而段祺瑞在此前后的日程，是“三一八”当日执政府国务院发出通电谴责学生，复在段宅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翌日通缉徐谦和李大钊等“祸首”（显然，当初他是绝无悔过和忏悔之意的）；只是到了20日，才对死难者下了所谓“抚恤令”，也即针对“累及无辜”的死难者加以抚恤，并让内务部开展事件的调查。

　　五、段祺瑞的亲笔遗嘱

　　在这种情况和气氛之下，如《百年家族———段祺瑞》一书中所述，是“事后段祺瑞竟站出来为卫队开脱，更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群众团体千夫所指，也在各种政治势力围攻中极为被动”，那么，段祺瑞会公开出席悼念大会而且会做出那样一番令人感动的举动么？也就在3月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及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高悬着“烈士之血，革命之花”的巨幅横标，四面遍布挽联（其中一联曰：“段混蛋，章混蛋，混帐王八蛋，何时滚蛋？胡杀人，乱杀人，杀死这多人，还要抓人！”。“段”指段祺瑞，“章”指章士钊）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悲壮和激昂。大会由陈毅（中法大学学生）任主席，他首先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报告了惨案的经过，继之邵飘萍、王一飞、韩麟符等也进行了演讲。大会最后公决：将3月18日定为“废约纪念节”、在天安门建立烈士纪念碑、对烈士进行国葬。（1929年3月，在圆明园建成了烈士公墓；是年6月，在北大三院建成了烈士纪念碑）不难设想，当时段祺瑞会出现在这一现场么？

　　此后的4月9日，风闻国民军将采取行动，段祺瑞从其吉兆胡同的住宅迁至东四八条胡同的一部下家中躲避；翌日，国民军警备司令部张贴布告，称段祺瑞“自任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最著者如金法郎案、‘三一八惨案’，尤为国人痛恨”云云，鹿钟麟亦于是日宣布其罪状，并表示欲联合直系驱逐段氏。11日，段祺瑞逃往东交民巷，又于17日在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之际宣布复职，此后又派胡惟德代行内阁总理之职，摄行执政职权，随即查知直、奉两家对自己已无接纳之意，遂于20日下野，退居北洋军阀的发源地———天津，从此他打发岁月的方法是礼佛、手谈（围棋）、吟诗（有诗集《正道居集》）等等。若说彼时的他仍然会为当年的惨案耿耿于怀，当会在他临终前的遗嘱中有所表白，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然而，人们并没有读到那样的句子，读到的反倒仍然是当年“整顿学风”的口吻———1936年11月，段祺瑞在上海病卒，此前他亲笔写下遗嘱：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为多言，往日徒薪曲突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四？）勿，以应万有。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敛以居士服，无以荦腥馈祭。此嘱。”

　　1926年“三一八”事件和惨案的前前后后，确有许多有待覆案的环节，不过，如要推翻旧说，最起码要有准确的史实和相应的公私档案，如果仅仅是传说，何况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的传说，则并无助于澄清历史事实。

在上海的晚年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