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育不能改变阶层，还要做教育吗？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

题图：实务学堂的学生和老师。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5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8年创办“实务学堂”，2018届银杏伙伴。

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我写得很痛苦。很像我做调查记者时，站在事件的“迷雾”之外，采访无法突破。

四年前，我辞去记者转身教育公益，一年半前，我和伙伴们创办了“实务学堂”。

如果我们的故事，是让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重返校园，或是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这篇文章，应该就不会这么难写。

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和十多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努力成为“珍贵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普通到普通，故事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呢？

高考结束，农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诉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没有一个考过二本线的。

我想起十四年前，自己踩着线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我们大家族 — 包括我父系和母系亲属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生。爸妈不顾我反对摆了酒席，姨娘们差点去县电视台点歌贺喜。

十四年过去了，我们家族依然没有第二个重点大学生。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里，考上本科学校的，也都屈指可数。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

很久之后，我看到北京大学宋映泉等人的数据，他们追踪的 1866 名打工子弟（这是一部分跟父母从农村到北京的孩子），不到 1% 考上重点大学。有 60% 的人，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相当大的比例，初中学业也没有完成。

REAP 乡村教育行动项目的统计，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63% 从来没有迈进过高中的门，更不要说大学。

有近千万的 16-18 岁的孩子，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构成农民工群体的 3%。这个数字，来自于国统局。

包括我们家族在内，农村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没能通过教育改变阶层。

2018 年，我们创办实务学堂的时候，我们希望，那 60% 原本不计划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学习，有更好的身心及技能准备，应对社会生存挑战，成为珍贵的普通人。

▲ 2019 年初，实务学堂年会。

我的“至暗时刻”

今年 5 月，我遇到创办实务学堂以来的“至暗时刻”。

Java 编程的作业，布置了三周，很多学生没完成。

魏林，Java 编程的老师，曾经的程序员，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试图和学生们找出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他希望学生们能做一个计划，接下来的一周，花多长时间学习，并记录自己的实际投入和产出。有的学生计划了 7 个小时，有的是 5 个，更多的不到 3 小时。

我是这门课程的“陪读生”。我知道学生们出现了困难，正因为如此，“五一”假期，我曾经动员同学们能在一起学习讨论，解决这一难题，但除了一个已经学懂了的学生，没人响应我。

“这样的时间投入是可以接受的吗？”我问魏林。

“当然是不可接受的。”魏林说。

在微信群里，另一位老师陈一帅，也向我倒苦水。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硕导‍‍、副教授，志愿做实务学堂的编程老师。他计划 1800 小时，学生可以学会 Web 前端编程，去做工程师。可是现在，学习进度缓慢。他教学生们学习管理时间，每天作业打卡，写计划、做总结，但大部分学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些学生‍‍沉迷手机，从晚上‍‍九点玩到凌晨一点。我们希望和学生们达成约定，晚上就寝时上交手机。生活老师这时向我反馈，还有几个同学不愿意。

为什么我的学生们不能放弃玩游戏、刷视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

学生是这么说的：“‍我已经非常努力在学习。‍‍以前‍‍我百分百的时间都是玩，现在我至少有 2/3 的时间在学习。‍‍白天上课的时候我都在认真努力，晚上就是休息的。只有学习，那不是成书呆子了？作业做不出来不能怪我，我本来就比别人笨。‍‍”

从学堂到家一个多小时，沮丧的情绪将我团团包围。回到家，我一会儿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哀嚎，一会儿怒吼，半夜，自己一个人在小区跑了 5 公里。

“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教育这群学生？”我不停地问自己。

▲ 陈一帅老师在上Web编程课。

你能接受学生不优秀吗？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有的跟着父母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基本上都有过留守或流动的经历。

对学生，志愿者老师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和热情，还有爱与期待，巴不得学生付出 120% 的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获得好的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学堂做得很不容易。

因为租金的压力，学堂今年春天从北五环外搬到了六环外，距离五环也要三四十公里，每个志愿者老师来学校都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来回至少三四个小时。

运营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学堂日常的设备、器材，一桌一椅，都来自热心人的捐赠。

“孩子们都进步了。每个人开花结果的时间不一样，有一些，要到三四十岁才开花呢，但这一段学习经历对他们依然是重要的，是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在回家的路上，心理老师邓泊跟我说。

早在学堂创办前，邓老师就认识了我们的一部分学生。每学期第一天，她都给学生做团建、做测评，每周或隔周给学生上心理课，家访、给家长和老师做讲座。她了解所有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也了解常和学生在一起的老师们。

我向她承认，我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而焦虑、生气。我害怕有些学生不努力、没出息，就像有些家长害怕孩子不争气。所有人都想看到励志故事啊，就像，好几个人曾给我转过这个故事：“用了 10 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

但是，我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流水线打工仔、餐厅服务员吗？

这个学堂的使命和愿景说，“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如果，我们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超市促销、外卖、保姆，没有实现阶层跃迁，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

▲ 每学期第一天，邓泊老师都给学生做团建、做测评，每周或隔周给学生上心理课。

我也曾滑向谷底

我想起了自己上中学的经历。

从初三到高二，和实务学堂学生大体同龄，感觉到自己朝着“谷底”一点点滑去。

我在一所四处是危楼的普通高中读书，是典型的“差生”，数学考 3 分，化学也考 3 分。我现在还记得，化学老师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投给我的白眼，数学教研组长对我说：“我认为你是不会读书的。”

如果追根溯源，我早在小学就已经低于正常学业水平。

读三年级的时候，我还没有搞清楚“米”和“厘米”的区别，因为那时农村的生活没人用“厘米”这个度量单位。

五年级，新来的年轻代课老师让我为自己的迟到写检讨书，可是，“迟到”的 dao 字怎么写，“检讨”又是哪两个字，我都不知道，因此，整整一节课也没有交上我的检讨书。

四年级，我有机会知道我们全班同学的学业水平。那次，我们参加乡联校统考，全班没有一个人及格。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全部的学业水平，都低于标准。

我们的化学启蒙老师、初三班主任，是刚从村小二年级调来的。每堂课，他都站在讲台上，带着我们抑扬顿挫地读课本。我现在都记得他脑袋一上一下、劲板板地喊“跟我读”的声音。

实务学堂的学生，虽然出生比我晚十几年，但受教育背景竟大体类似：来自农民（工）家庭，父母大多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在乡村中小学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读书，是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人群。

2017 年，我在一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毕业班做过半年班主任。班上学生，如果不抄袭，没有一个可以全科及格。心理测评，大部分孩子都有焦虑、自责等情绪。

一群来自湖南乡村的中小学校长老师，今年 5 月跟我分享了他们对于教育的困惑：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校园霸凌、家庭暴力、沉迷手机、家庭监管失效、学习积极性不高、厌学辍学……怎么办呢？

这些校长和老师，在中国乡村教学二三十年，可能并没有看到乡村教育有多大进步，相反，还看到一系列新问题。

▲ 实务学堂的学生，虽然出生比我晚十几年，但受教育背景大体相似，依然是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人群。

“摇摇晃晃的年纪”

高三第一个月结束，我突然成了全校的名人，原因是月考全年级第一。

这事对我来说，似乎不太意外，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爆发力，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经常劲鼓鼓的，感觉随时都会给世界吓一跳。

这件事也足以说明，我们学校的整体水平是很差的，一个人努力一个月，居然就可以超越所有人。

我后来经常想，我的爆发力是怎么来的。有可能，主要是，我从来也没有彻底觉得自己不行。我投入了很多热情，办刊物、做板报、给广播站写稿，是高中文学社的社长。整个青春期，写作是我与世界、与自己对话的最好方式，我从中获得了很多慰藉。我参加球类俱乐部和运动会，摆脱了病怏怏的状态，身体也长了 20 公分，最不可思议的一项运动会成绩，是临时替人扔铅球，居然得了全校第三名 — 那时候，我还是班上最矮最小的人。

老师也没有完全放弃我。有老师给我预言，说，你以后可能会成为记者、作家或者社会活动家哦。我后来的确成为了调查记者，现在是社会创业者，这是我自己在高中时也没有想到的。

找到喜欢的事情并且投入全部热情去做，与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得到他人的关心、鼓励和期待，对于15-18岁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事。

有一次，我和邓泊老师说起一个学生“不靠谱”，她分析说，这就是一个乖孩子必须经过的“摇摇晃晃的时期”，摇摇晃晃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可能，那时的我，也是这样的。只是，我比较幸运，摇摇晃晃几年后，又回到了正轨。而且，在此之前，那时的老师，没有把我赶出校门。

我们现在见到的学生，有的打过架，有的打过工，摇摇晃晃，又来学习了，想学点知识、技能，改变自己。有让人头疼的时候，但毕竟，正在摇晃着，努力回到正轨上来了。

有人在攀登悬崖，有人在寻找家园

实务学堂的学生现在不多，有十七个。他们的个性和爱好截然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来到学堂后的状态也不同。

有的孩子在这里攀登悬崖，有的孩子在这里寻找家园，有的孩子在这里像是读大学。

那个“不想成为书呆子”的孩子，在学堂微信公号编辑部做编辑，参与项目小组，想帮学堂招生，在师生反串活动中，他教老师弹吉他。来学堂两个月，他说自己努力了三分之二，后面再继续努力。

有一个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曾经差点被抛弃。他在初中和小学打过群架，初中就辍学了。在外面“游荡”了一年多，是一个中医理疗店老板推荐到学堂的。在学堂，他喜欢上了篮球，四点半就起床打篮球。有一次他写到，“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抛弃了我，篮球不会抛弃我。”

他在灯工玻璃创作课上担任助教，很多同学觉得拉丝工艺很难，做到一半就放弃，他却说：“作为助教，新一代‘拉丝大王’，我是不会放弃的。”

有一个孩子，曾经打架惊动了警察，在学堂学编程、学设计，帮学堂搬家、做海报。在学堂的年会上演讲，主题是，“自己进步了，很开心！！！”

有个从职高转来的孩子，他说自己来到实务学堂，像是悬崖边突然发现了一个木桩：每个老师都很上进，同学们可以合作完成一些事情。

▲ 学生在做灯工玻璃艺术创作。

我曾问过学生，实务学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孩子回答我：“学堂就像是第二个家，因为第一个家已经没了。”他还说，学堂像是一所大学。有图书，课还是选修的。

他从普通高中转来，四月份，组织同学参观大学和企业。那时，他没有用过邮箱，没和企业打过交道，不知道怎么向企业表达参观的请求。所有同学七嘴八舌，帮助他完成了一封邮件，最后，获得了企业的参访同意。

在学堂，学生开始在互联网上学习，而不仅是娱乐。我们把大部分课时变成了“自习”，学生自己在线看视频、做练习。

这样一来，老师的角色变了，陈一帅，大学硕导，发现自己不太需要讲课，他给大家推荐了 Free Code Camp，学生可以在线完成 Web 前端编程入门。“陪读”的老师和学生助教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他们需要了解学习困难，给老师反馈，帮助迭代课程。自习和协作也非常重要，不同进度、层次的学生自发地组成的小组，可以边学边讨论。

▲ 好的学堂，像家一样，有充分的爱、支持、信任和希望。

珍贵的普通人

学堂一学期开了十多门课，包括篮球、阅读、心理、人文、数学、科学、专业技能课等，没有必修，都是选修的。

这是这学期做出的调整。在此前两学期，我们一直保留了一些必修课。

让学生做自己想做的，投入精力，获得提高，然后，树立信心。有了信心，才能对于热爱的事情更加勇往直前，才会尝试其他之前不敢尝试的挑战。而现在没修的课，以后想学的时候，会自学，总是能学的。

学堂的微信公号一直由学生打理。尽管公号相当于对外“窗口”，但我并不介意它会被学生“打扮”成什么样。不管是“流水账”，还是精彩文章，在我看来，它的价值都一样：提供给学生练习，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不少家长说，他们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就是为了以后“不吃苦”。

在实务学堂，我们不培养孩子“不吃苦”的能力，而是希望他们有困难就努力解决、有梦想就努力实现。

在实务学堂，学生不仅学会知识，学会学习，还要学会谋生，learn to earn。我们提供专业技能课，所有人‍‍都选了，其中绝大部分人选了职业素养，他们觉得，这是未来生存的技能。

今年初，我们安排了一次年会，让学生们有机会站在很多人面前，被人看到，被人听见。

有个学生，在年会的彩排上，演讲的声音小到让人听不见。我对她说：“别在意讲得怎么样，先发出声音，让别人听见你。大声点，再大声一点。”

5 月份，我们去企业参访，有向企业介绍学堂的环节。这历来是我的事，这次，我准备让她来完成。

在几百人的会议上，她完成了这次演讲。

“我介绍自己，介绍了来自不同城市的同学，介绍了我们的编程老师和 Java 课，介绍了这次的参访活动也有我们同学的参与。总之，多元化的同学+给予支持的老师+个性化的课程构成了一个有爱的学堂。”

▲ 我们希望学生有机会站在很多人面前，被看到，被听见。

教育改变了什么？

2015 年，我从财新传媒调查记者岗位离职，创办了公益机构“科蚪”，开始为打工子弟提供教育，2018 年转型，为 15~18 岁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职业教育。

离职前，我在老板胡舒立的办公室，试图回答她，我为什么要离职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理性决策的事。

我自己就是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只要回到我的家庭，回到有关我们家庭的议题，就必然会触及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是中国儿童的 1/3，他们有些人在乡村留守，有些人随迁到城市成为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10 多年前、20 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是在以代工为特色的制造业工厂，或者是道路桥梁和房地产的建筑工地，或者是每个城市各个角落里服务居民吃喝拉撒的人。

他们以庞大的数量和勤恳的工作，以及低廉的工资、福利，支撑了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

而现在呢？农民工的下一代、两代人，又将构成未来劳动力的 1/3。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时代在变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催生一些行业，淘汰一些岗位，但他们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常常在想，教育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

教育给了我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抓住一切机会，去练习如何成为一个记者。

我认识了一些不同的人，得以窥见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精神世界。

我有机会在书籍中搜索我想了解的东西。读到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时，正好大学毕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只找亲戚（包括自己的父母）借钱。我工作还不到半年，找我借钱的老家的亲戚朋友，已经在我爸妈那里排上了队。这本书，就像是专门来替我解惑的。

教育对我的改变，没有太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教育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念，重构了我的自我身份。比如，我开始自觉地反思我生活的背景里，那些约束女性的话语和行为。

我因此常常感到自足、幸福。

当我们创办实务学堂时，我们曾反复讨论：我们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打工仔、服务员吗？

答案是，接受。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尊严的打工仔、服务员。

说到这里，我总是会想起几件小事。

有一年，我受邀去美国访问，走了几个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个老太太。第一个，是纽约街头过马路的老太太，她既没有左顾，也没有右盼，而是平静地走过了马路，身边的车辆都没有惊扰她。

还有一个老太太，是我在另一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遇到的志愿者，她当时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展品，我称赞她的工作非常重要，她特别珍贵。她回答我说，当然，我当然是重要的、珍贵的，从来都是这样。

我想起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奶奶，当时年纪也是很大了，有一次在镇里赶集，走在马路边上，后面传来很大的汽车喇叭声，她当时吓得慌了神，直接跌落到旁边的沟里，最后在床上躺了很久。

这些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我憧憬一个好的社会，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不受惊吓地活着，每个普通的人都觉得自己独特而珍贵。

在无数个“至暗”的时刻，正是这样一个“好的社会”的图景，照亮着我、鼓励着我。

▲ 学生策划的“师生反串”活动中，老师当了一天学生。这是在上体育课。

后记

这就是实务学堂的故事，没有跌宕的剧情，也没有震惊的数据，我们改变了世界的什么吗？似乎，暂时也没有。

但我们用力保守人的珍贵，用力耕耘好的社会，即使我们的教育无法让人实现阶层跃迁，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